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以藏族为主的多个少数民族在此生息,并创造了具有悠久历史的高原文明,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势力觊觎并多次侵入西藏地区,侵略者竭尽挑拨之能事,培植“藏独”势力,破坏中华各民族和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虽对西藏拥有主权,但对少数民族奉行的是大汉族主义政策,民族隔阂十分突出。而西藏社会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农奴主、贵族和上层僧侣占有大量土地、牧场,还占有大量农奴,社会经济十分落后。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必然要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实现国家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因此解放西藏毫无例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奉行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政策深得各民族拥护,因此解放西藏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族人民利益,实现各民族友爱合作、团结互助的神圣职责。新中国建立后,邓小平受命主持西南局的工作,西藏问题的解决是西南局的重要任务之一,他亲自主持和参与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决策,为西藏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笔者就这段值得纪念的历史述论于下,以飨读者。

一、受命解放西藏的任务

　　1949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已经考虑和关注西藏解放的问题。毛泽东十分清楚的认识到解放西藏的困难是交通、给养供应、民族宗教问题,因此解放西藏的时间、步骤、方法都要从长计宜,仔细研究。尽管如此,西藏与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将获得解放是既定的方针。

　　同年初,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势力在大陆的统治和帝国主义在大陆的特权即将走向末日。这时,利用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阻挠或滞缓解放的步伐,成为反动势力的惯用伎俩。所以,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加紧对西藏的分裂活动,印度的反华势力也借机呼应,西藏地方政府中以达札摄政为首的分裂势力追随其后。1949年7月西藏地方政府制造有着分裂性质的“驱汉事件”;11月以西藏“外交局”的名义致电毛泽东,拒绝解放军进入西藏;随后又派出所谓“亲善使团”赴美、英、印度和尼泊尔寻求他国插手中国内政;同时扩充藏军,陈兵昌都和金沙江西岸,梦想用武力阻挡解放西藏。种种迹象表明,国外反动势力与西藏分裂分子相勾结,实乃造成西藏问题复杂多变的本质原因。

　　面对分裂势力的活动,党中央已从军事、政治、外交多方面作了应对的准备。从地缘战略考虑,绝不允许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否则我国将失去战略纵深。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政治考虑,也绝不容许国外势力染指西藏,否则民族分裂分子将乘机破坏中国的统一。所以针对西藏问题的局势,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解放西藏的时机即将到来。

　　1949年末,刘、邓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向西南各地迅猛推进时,远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对争取和平解放西藏,早已运筹帷幄。1949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得知西北局派部队从北路进藏困难很大,短期内难以克服的情况后,他再次预感到解放西藏势在必行,不容拖延。于是果断从莫斯科发回急电:

中央德怀同志,并转小平、伯承、贺龙三同志:

　　(一)德怀同志12月30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三同志研究。

　　(二)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三)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共四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5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5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西藏。

　　……

　　(四)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毛泽东

　　1月2日上午4时于远方[1]

　　解放西藏,就时间来讲,这是我军必须立刻实施的一项重大任务。二野领导早有思想准备,只是等待中央的战略决策。从地域环境和当时的条件讲,西南局承担入藏的主要任务最显恰当。电报发来的前一日,正好是1950年的元旦,这一天刘伯承在参加重庆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向西南各界宣布,今后在军事上剩下的事,就是解放西藏同胞,建立国防。[2]同月,邓小平在参加重庆各界代表的会议上说,战争还未最后结束,西南还有西藏没有解放,支援战争的任务仍然繁重。[3]显然,西南局的同志们已经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坚决执行解放西藏的任务。

　　究竟由谁来承担进军西藏的任务,二野有10个军,刘邓手下爱将云集。但是,解放西藏任务艰巨,既要指挥军队,又要从事地方工作;既要有军事才能,又要有政治才能,还要善于开展民族、宗教、统战工作。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反复思索后,不谋而合,把重任交给了刚刚36岁的张国华军长。张国华决定带18军担此重任。

　　1月8日,刘邓致电中央和毛泽东,报告由二野五兵团第18军承担入藏任务,并请新疆、青海及云南邻省驻防兄弟部队,予以协助。

　　10日,毛泽东复电同意。由于邓小平等人的卓越才能,并制定了解放西藏的周密计划,使毛泽东为尽快统一祖国大陆的焦虑心情平静下来。

　　1950年对西南局来说,极不平凡。西南各地百废待新、百业待举,而解放西藏实现统一大业的历史任务又光荣地落在了西南局广大指战员肩上。西藏问题由来已久,解决西藏问题远比处理其它藏区的问题更复杂,难度也更大。但是,在邓小平的戎马生活中不过是一次新的特殊的战斗。他高瞻远瞩,既表现出卓著的军事才能,又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为中共解决西藏问题的实践和思想积累了财富。

　　二野上下为解放西藏的任务行动起来,1950年1月13日二野发布了动员全军支援18军进藏的指示,号令一出,各部队为18军提供和补充了一批精兵和装备。15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召开了18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刘、邓在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解放西藏的命令和指示后,又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藏区的情况。最后,邓小平指出:“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需一定数量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解决西藏问题,要靠军事政治协同解决。”关于孰重孰轻的问题,他讲得言简意赅:“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4]作为进军西藏的高级指挥员,如何把握好政治与军事,军事与后勤保障的关系,这对解放西藏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区,同时还要考虑往后经营和建设西藏的长期任务,邓小平的话可谓是朴素精辟,一语破的。

　　1月18日西南局向中央报告了进藏计划、支援措施和西藏工委组成人员名单。建议形成“自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态势。22日刘、邓发出“关于进军西藏各项准备工作的实施计划”,决定成立进藏支援机构,负责筹集进藏物资,修建公路,组织运输。川西是四川的粮仓之一,与康藏相邻,进藏所需粮食在此筹办。为了执行民族政策和进军纪律,部队自带银元和黄金用于特殊情况下的物品交易。总之,兵马未动,粮草已经先行。

　　进军西藏,政治也要先行。如何开展政治争取,首先要熟悉了解西藏各方面的情况,才能制定适合西藏情况的政策。为此,邓小平指示军长张国华,立即成立政策研究室,专门调查西藏情况,为进军提供政策依据。1950年2月28日,18军西藏问题政策研究室在成都东胜街成立,一批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被吸收到研究室,他们中的著名学者有华西大学的教授李安宅、于式玉夫妇,藏语文学者谢国安和他的女婿刘立千教授,以及祝维汉、傅斯仲等学者。18军副政委王其梅同志负责研究室的工作,他被誉之为18军文化水平最高的军级领导。在他的领导组织下,研究室成员随18军前进指挥所从成都到乐山,再到雅安、康定、甘孜等地,一路上调查、收集和研究藏区有关的资料,用较短的时间写出了《西藏各阶层对我们进军态度之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西藏财经问题研究提纲》、《进军守则》、《藏人风俗和禁忌》、《清廷对西藏用兵的研究》等有价值的报告和文章。[5]

　　除此而外,18军向康藏进军的南北两路先遣部队分别注意调查沿途社会情况和兵要地志,总结高原行军、管理部队的经验,研究高原骑兵、步兵作战的战术,翻译藏文宣传资料,加强和平解放西藏的政治宣传。

　　由于进军西藏将遇到复杂的民族、宗教等问题,从调查研究入手,是获得决策成功的前提条件。邓小平同志大量阅读和分析了来自各方面的调查资料,对解决西藏问题,驾轻就熟,准确无误。

　　1950年1月24日党中央致电西南局和西北局,同意西南局制定的进藏部署,并批准中共西藏工委组成人员。即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为了鼓励和鞭策18军的全体将士,2月6日邓小平为全军提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军人无上的光荣。”[6]同月,刘伯承的题词是:“精细研究藏族同胞物质的思想的具体生活情况,切实执行共同纲领、民族政策。”[7]两位密切共事13年的二野最高领导,用他们的题词,表达了对18军将士的深情厚望。也表达出进军西藏,使西藏各民族获得解放的坚强信心。3月18日,18军在四川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张国华军长带领部队宣誓:坚决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一个在风雪高原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进军拉开了序幕。

二、参与和平解放西藏的政治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