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越南山水相连，历史上渊源深远、交往密切。近代，中、越同遭殖民列强侵略奴役，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斗争中，两国人民长期相互同情、相互支持，共同抗争。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越南共产党随即发动总起义，在9月正式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退出印度支那半岛的老牌殖民者法国又派军卷土重返，在1946年发动了侵越战争，越南自此展开了长达8年的抗法救国战争。独立后的越南虽曾积极努力，设法寻求国际承认，争取美国、苏联等大国以及中国国民政府的援助，但都毫无结果。为法军攻势所迫，越南共产党退守北部山区和农村，继续开展游击战争，进入了极其艰难的相持阶段。
中南海发出集结号
1949年，中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消息使越南军民大受鼓舞。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越共中央派出的两名代表就抵达了北京，目的是重建因各自解放战争而中断的中越两党联系，并向中共中央请求帮助，具体内容为：提供3个师的装备和其他物资援助、1000万美元财政援助，以及派军事干部前往越南等。
新中国诞生之际，国家积弱落后、千疮百孔，既未实现全国解放，政权亦需巩固，各项建设事业百废待举，面临着重重困难和艰巨任务。尽管如此，在越南提出要求后，中国仍毅然迅速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1949年12月，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1）先援助越南部分武器弹药及医药物资，同时在边境地区进行一些贸易，了解情况后再派军事干部赴越并逐步增加援助，至于1000万美元的要求则不予答应。（2）派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作为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赴越，主要任务是“转达两党的意见，沟通两国之间的关系；还要搞好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供制定援越计划的依据”。（3）建议越共中央派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来华，商讨和决定建立两党关系及反帝斗争中各项问题。
紧接着，新中国在外交上采取重大步骤，于1950年1月18日同越南建交，成为国际上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这对越南无疑是一个巨大支持。胡志明深感获得中国援助对于改变越南抗法战争相持局面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顾六旬高龄和法军封锁，毅然亲率越共中央代表团，赤足步行17天秘密进入中国境内，经由中共安排于1月30日抵达北京。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已于1月27日致电刘少奇指出，对越南要求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经过会谈，中方对越方的要求给予了满意的答复，并由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组成一个委员会，具体处理胡志明提出的问题。
随后，胡志明辗转前往莫斯科寻求苏联援助却碰了壁。斯大林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和东欧各国受到严重的战争创伤，苏联还要帮助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恢复和建设，负担很重，而中国是越南的邻邦，熟悉越南的情况，所以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而对越援助则主要由中国负责。
1950年3月，胡志明与毛泽东同返北京后，双方再议援助事宜，中方表示将尽力向越南提供抗法斗争所需要的一切援助。在中共中央作出的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经中越双方商定后，1950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罗贵波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从最初设想工作3个月改为常驻越南，负责与越共中央协商援越抗法重大事宜；组建以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派赴越南协助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很快选调军事、政治、后勤方面有一定实战经验和政治水平的营以上干部59人，连同工作人员共计281名，组成了军事顾问团。此时，先期到达越北的罗贵波已经开始与越方商讨如何粉碎法军对中越边界的封锁，为援越打通交通线的问题。6月，中共中央应胡志明要求，决定再派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短期赴越，实地帮助越方组织和实施边界战役。
6月27日，即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中南海接见了韦国清及到京的顾问人员，明确指示顾问团要帮助越南建设正规军队、帮助他们打胜仗，要求顾问团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要从越南的实际情况出发、帮助他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毛泽东嘱咐说：到越南去当顾问，是执行光荣的国际主义任务。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人民已经得到解放，但越南人民还在法国殖民者的铁蹄下受苦受难，大家不但应当同情他们，还应当伸出双手援助他们。胡志明主席和许多越南人，曾经参加和援助过中国的革命斗争，有的还流血牺牲了。现在大家援助他们的抗法斗争是完全应该的。当顾问就是当参谋，给他们的领导当好参谋。要多作调查研究，想办法，出主意，不可包办代替，更不能当“太上皇”，发号施令。一定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要尊重他们，团结他们。要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要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中国人民的事业来办。
烽火前线捷报传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援越的各项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7月下旬，陈赓率来自第二野战军的顾问人员由云南入越，先抵达越北太原市越共中央所在地，会见胡志明，共同研究了边界战役的作战方针。与此同时，其余选调顾问人员均到达广西南宁集结，正式组成赴越军事顾问团，由韦国清任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任副团长。
8月12日，韦国清率军事顾问团抵达越北高平省广渊地区人民军前线指挥部，两天后陈赓与之会合，随即投入战事准备。根据越北战场的总态势和高平、东溪、七溪、谅山一带的敌情、地形以及人民军的实际情况，顾问团拟定了边界战役计划。陈赓将计划上报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亲自审阅并起草复电。后经越南人民军总部研究，作战计划得到胡志明的批准。边界战役从9月16日打响，到11月初宣告胜利结束。这是人民军首次大规模的运动战，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和歼灭战，战果辉煌
从1950年底到1952年2月，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相继组织了红河中游、东北（18号公路）、宁平、和平等平原战役，同时从军事训练、培训干部、保障后勤入手，在越军扩建主力部队、加强军队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接着，1952年10~12月，越军在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又发动了西北战役，不仅扩大和巩固了越北根据地，而且为最后的战略决战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在战场的另一方，已经走下坡路的法国侵略军并不甘心接受失败。1953年5月，法国新任印度支那远征军总指挥纳瓦尔上台，立即部署新的军事计划，希望扭转在印支战场上日益被动的局面，并争取在三年内反败为胜。作为法国的后援，美国一直将印支半岛看做是远东防苏反共战线上的重要一环，在朝鲜停战后更加紧了干涉步伐，将对法军援增加50%，另为组建南越军队拨款4亿美元。据统计，从1951年到1954年7月，美国政府对法计划军援数额高达20多亿美元。
中共中央一直密切关注着越法战局形势的变化，在认真分析了法军的新动向之后，向越方提出了先夺取越西北和上寮、再逐步向南推进的战略方针。1953年11月，越共中央批准了军事顾问团拟制的冬季作战计划。正当人民军向越西北进军，准备攻打莱州之时，法军急调6个营空降到莱州以南的战略要地奠边府，并陆续增派兵力，修机场，建工事，构筑从奠边府到上寮的南乌江防线，企图重占西北。12月，越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奠边府作战方案，决定成立奠边府前线党委和指挥部，由武元甲任总前委书记和总指挥，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为前线总顾问。
解放莱州后，越军开始对奠边府实施包围。而法军也迅速将该地区的兵力增至16个营，并划为南、北和中心3个分区，建成了由49个大小据点构成的8个据点群和2个野战机场，奠边府被宣称是东南亚的“凡尔登”（法国著名要塞），是“不能攻克的堡垒”。
虽然印支前线剑拔弩张，但法国国内要求停战和谈的呼声持续高涨，世界舆论也更多倾向于和缓国际局势。1954年2月，在柏林召开的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最终一致声明同意两个月后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在印度支那实现停战的问题。
奠边府战役是一场越南人民军前所未遇的大规模攻坚战，也是必须要打赢的一场决定性战役。中国方面全力以赴展开了支援，一面由中国军事顾问团在前方积极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帮助越方打消顾虑、坚定敢打必胜的信心，并自始至终直接参与制订和组织实施了战役计划；一面组织后勤，向越方提供了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装备和弹药。
经过精心谋划和准备，越军于3月开始对严密包围的奠边府展开攻击，到4月下旬已扫清了奠边府外围的据点。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召开。5月1日，越军发起总攻。在中国装备、训练的越军37毫米高炮4个营、75无后坐力炮和火箭炮各1个营相继赶回参战，发挥了巨大威力。7日，法军投降，奠边府战役胜利结束。
军事上遭到沉重打击的法国殖民主义者已无力再进行外交上的交锋。7月，法国在日内瓦最后宣言上签字，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印度支那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停战实现后，法军撤出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北纬17度线以北的越南北方全部解放。经过长达八年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斗争，越南党和人民最终赢得了抗法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胜利。
谈起这段烽火岁月，曾任越南驻华代表和大使的黄文欢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自1950年至1954年的抗法时期，中国是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越南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都是由中国按照常年的储备量和越南各个战役的需求直接供给。”据中国军方的不完全统计，在抗法战争期间，共援助越南人民军枪支155万余支(挺)、枪弹5785万发、炮3692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84万多枚、汽车1231辆、军服140万多套、粮食和副食品14万多吨、油料26万余吨以及大量的医药和其他军用物资；至1954年底，共装备越军主力部队5个步兵师、1个工炮师（1个工兵团、3个炮兵团）和1个高炮团、1个警卫团，并为越军发起较大规模的战役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
事实上，中国的援助远不止于军事援助。在派遣军事顾问团的同时，中方应越南的要求，根据越南党、政和财经工作的需要，又派出了政治顾问团，由罗贵波任总顾问和顾问团团长。中国在越顾问人数多时达100多人，下设办公室、财经组、公安组、文教组、土改组、统战组、整党组等。中国顾问们大部分直接驻在越方相应单位开展工作，包括协助越方调整机构，统一财政，整顿税收，研究制定征粮法、税收法和财务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制定年度收支预算，积极组织生产、增收减支；有重点有步骤地建立各级银行的组织机构，制定货币发行计划和信贷工作的章则办法；制定管理物价、平稳物价和物价为生产服务的具体措施和年度贸易经营计划，建立国家贸易机构，并有重点地建立地方贸易机构。工作中，顾问们为越方初步培养了财经干部和管理干部队伍。结果证明，政治顾问团与军事顾问团工作的有效配合，成为援越抗法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之一。
除无偿提供上述军用物资援助外，中国还向越南无偿提供包括粮食、盐、布匹、药品、汽油、通讯器材、交通工具、生产器具、各种食品等民用物资的援助。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根据财政部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1954年，中国无偿给予越南共17573亿元物资援助。
滇桂后方情谊深
中越陆地边界1300多公里，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地方党组织和武装力量与越南共产党很早就建有联系，新中国成立前，中共滇桂黔纵队在困难时期曾转移到越南境内，受过越南同志的保护和帮助。新中国成立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滇桂很快成为越南抗法战争的大后方，担负起援越后勤供应、军事训练、干部培训、医疗护理、普通教育的繁重任务。
1950年4月，胡志明致电中共中央，要求越南军队和军事干部到中国受训，中国向越军供给装备、炸药、钢铁、机器和3000吨粮食等物资。中共中央同意提供帮助，即令云南、广西准备训练越军的计划，由广西运粮1000吨至越南高平之重庆，由云南运粮2000吨至河口、河江。当中国援越物资开始运进越北根据地时，越军部队第一批4个主力团进入滇桂接受装备、训练，整训期间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标准由中方负责供给。抗法战争期间，在分批次帮助越军训练主力部队的同时，中方还在滇桂帮助越军开办军官学校和驾驶、通信等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培训军事、技术干部15万余人，有力地保证了前方作战和军队建设的需要。
广西、云南还成为越南普通教育的后方基地，既保障了越南师生的安全以及教育工作的持续不断，也减轻了越方在财政、供应以及保卫等方面的负担。
起初，越方在1950年10月要求送150名儿童到中国学习。中共中央考虑，由于中越语言文字各不相同，如将这些孩子分散各处安排对双方都有困难，于是向越共中央建议：由你们在广西的南宁办一个学校，由你们派教员，由中国派一部分中文教员，并由中国供给房屋伙食及衣服等，专收越南学生，用越文教授中学或小学课程，同时学中文。待他们中学课程学习完毕，又学好中文后，即可分散送入中国各大学或专门学校。接收学生人数以学校容量为限，但不限于150人，可多至300人到500人。12月，中方同意越方将几所学校暂时迁至中国境内。
1951年7月，桂林育才学校和南宁育才学校分别创立。前者设初中、小学各1所，师生员工1000多人；后者相继迁入中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中文学校、中学和小学等多所越南学校，最初师生员工2000多人。1954年春，桂林育才学校师生转移南宁，并入南宁育才学校。与此同时，越南将在江西庐山的子弟学校(原为越南少年军校，1953年从越南迁庐山)迁到桂林，改称桂林育才学校。1955年以前，育才学校的一切费用开支（包括学校开办和建设费用，解决粮食、医药、办公日用品、学习用品、床铺、衣服等各项供给等），全部由中方负担。到1958年全部迁回越南为止，育才学校先后接收越南青少年和儿童共约7000人。
中国除援助上述越南学校外，还于1953年9月由中联部、高等教育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宣传部、广西省教育厅派人到桂林筹建了“越南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1954年1月改名为“中国语文专修学校”）。学校经费由高教部拨给，师资由中国人民大学、广西大学等大学和京、津等地中小学抽调组成，教职工合计70人，1954年最多时达91人。学校任务是：帮助越南留学生在一学年内，掌握中国语文的基础知识，提高阅读中文和会话的能力，以便进入中国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学习。
在越南前方战火纷飞的年月里，这些越南青少年和儿童在中国的滇、桂得到了弥足珍贵的和平环境，在中国人民的亲切关怀和无私帮助下快乐地成长。其中不少学生后来成为越南政界、教育界、文化界等多领域的杰出人物。（摘自《党史文汇》2011年第12期，原题为《战火连天铸情谊——新中国援越抗法纪事》，全文约9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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