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移民不仅带来繁荣的全球商贸网络交流，“移民所带动的宗教文化、艺术和科技的相互交流，其价值远过于商贸交往”。华侨引种是华侨华人移民所推动的中外交流的重要历史现象之一。华侨引种史研究是横跨华侨华人史与中国农业史研究领域的新课题。华侨华人史和中国农业史研究领域曾有利用古人笔记介绍明清时期华侨引进美洲农作物的科普短文，而对近代华侨引种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华侨华人对海南橡胶等产业的贡献。在新中国与华侨华人关系的历史框架下，有学者虽然对东南亚华侨华人在热带作物引种和技术推广方面有所研究，但是相关研究基本散见于相关著作之中，关于华侨引种的学术论著尚付阙如。

　　在华侨引种变迁的历史脉络中，坐落于福建鼓浪屿的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以下简称华侨引种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全国唯一以“华侨”命名的植物引种以及植物科研机构，该园处于华侨引种网络的中心位置。该园从1959年建立并开拓华侨引种联络网，到21世纪初脱离侨务机构管辖，始终保留“华侨”两字。为何寸土寸金的鼓浪屿有一个占地约10万平方米、以“华侨”命名的植物引种科研机构？华侨引种网络运作以及变迁过程又是如何？本文在对华侨引种园文献整理、中国华侨引种文化展览馆建设史料收集与筹备工作以及对华侨引种的当事人及第二代的口述访谈的基础上，尝试还原新中国华侨引种网络的建立、发展以及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希望借此让学界更多了解华侨引种，并管窥华侨华人史与中国农业史的跨领域研究。

　　一、新中国华侨引种网络的建立

　　华侨引种与国人移民海外是同步的，东南亚华侨历来有把侨居地丰富的作物种苗和栽培技术引回中国的历史传统。早在明清时期，随着西方殖民者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把美洲新大陆作物引入东南亚，东南亚华侨也持续把美洲作物引回中国种植传播，“为拓展农业生产的空间，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公元1506—1620年间，侨胞引回家乡的植物有花生、玉米、番薯、烟草、南瓜、苦瓜等。特别是原产美洲的玉米、烟草和番薯的引进，大大丰富了我国的粮食、经济和饲料作物种类”。至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华侨社会与中国的互动更加频繁，华侨引种种类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引入的如“橡胶、咖啡、烟草、棉花、金鸡纳等经济价值很高”，促进了我国近代工农业的发展。

　　（一）华侨引种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对华施行严密的贸易封锁与禁运政策。早在1949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41号文件就制定了对华贸易管制的基本方针：对华贸易实施系统管制；对直接军事用途物质实施全面禁运；对其他重要物质和设备实施严格审视。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美国以及巴黎统筹委员会（以下简称巴统）加大了对华经济封锁。1950年12月3日，美国商务部要求“所有个人或公司向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出口任何商品都必须申请贸易许可证”。12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发布NSC92/1号文件，“禁止任何在美国注册的船只、飞行器进入中国大陆的任何地区”，并游说其他盟国配合其政策，菲律宾、日本等美国盟友先后对华实施严格的贸易管制。其中，东南亚盛产的热带经济作物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业原料，是贸易封锁和禁运的重要目标。

　　在中苏同盟的背景下，中国是苏联获取橡胶、油棕、剑麻等战略资源的渠道之一。1950年11月，斯大林致信毛泽东：“请您和您的中国朋友们利用私人的形式和其他合适的途径购买天然橡胶并将其转给苏联。如果最近能购买50000吨天然橡胶就很好了”。斯大林所述的“中国朋友们”和“合适的途径”意指新中国可以通过陈嘉庚、李引桐等东南亚爱国侨领经由香港和澳门以避开封锁获取橡胶。1950年，中国将通过东南亚华商等渠道购得的12万吨天然橡胶中的8万吨转售给苏联，1951年，中苏橡胶贸易更是占中国对苏联输出总额的15.14%。

　　依靠对外购买橡胶等战略物资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华南侨乡地区与东南亚气候相似，存在通过引种大规模生产热带战略作物的可能性，这是社会主义阵营突破西方封锁获取这些战略物资的关键突破口。1952年9月15日，中国与苏联签订《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由苏联向中国提供农具设备、技术专家和低息贷款等，中国将每年生产的橡胶大部分出售给苏联。但是，缺乏合适的种源仍是在中国种植热带经济作物的主要障碍。

　　（二）华侨引种政策及工作进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华侨引种是过去华侨引种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同时新中国的成立也极大鼓舞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广大侨胞传承引种文化的心情更加迫切。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及冷战禁运背景下，为中国引进优质战略、经济作物以及种植技术成为20世纪50年代华侨引种工作的重中之重。早在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后，海南军政委员会农林处就内设橡胶科；8月，广东省拟定《关于恢复和发展海南与（广东）南路树胶业方案》，明确了“积极扶助和奖励华侨与工商界进行私人投资，恢复和发展海南岛与广东南路橡胶种植业”的政策。1951年8月31日，政务院第100次政务会议做出《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指出：“为保证国防及工业建设的需要，必须争取橡胶自给”。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向中央提出：“征集有种胶经验之华侨及技术专家分派各地担任指导”，“一般技术干部拟主要从归国华侨中解决”。11月，华南垦殖局成立，叶剑英担任局长并主抓橡胶引种和种植工作，种源除了征集自之前华侨在海南创办的橡胶园外，还广泛联系东南亚华侨引进最新的橡胶良种和技术。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被誉为“华侨橡胶王”的雷贤钟冒着生命危险把100多斤优质胶籽、300多株芽接桩和200多米芽条带回国并试种成功，周恩来称赞其“比带金子回国更宝贵”。有第三代胶业巨子之称的华侨李引桐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对橡胶的需求，经过多次回国考察后，在中国农垦、安全和交通等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分多批“通过新加坡、中国香港将橡胶幼苗偷偷运到国内”，并移植到海南岛，开创了新中国“桐字号”自产天然橡胶系列。

　　新中国的华侨引种政策激发了广大华侨的引种热情。除橡胶外，很多爱国侨胞纷纷寻找渠道设法把更多的热带作物良种带回中国，对国内的引种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华侨生物学家孙洪范为例，他“1950年约友生同道，创‘印尼华侨生物学会’……凡属母国所需要的植物资料，气求声应，竭知尽能，全力以赴”，每年带领学会会员自筹资金，分别在西爪哇、泗水、万隆地区深山采集植物标本，至1966年共采集种苗标本“计一万二千多号，约一万多种”，分送福建、广东、北京、海南等地植物机构充实研究材料。根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国家标本平台数据库资料，截至2022年，中国现存历史上从境外引入植物种苗标本共26482种，其中标记孙洪范为采集人的有2489种，“实为中国华侨引种第一人”。广大东南亚华侨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接触各种高产热带作物，也拥有成熟的贸易和人脉网络可以获取优质种源，但是，20世纪50年代，华侨引种仍然局限于小范围的点对点模式，参与引种工作的多是侨领或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数普通华侨并不清楚需要引进什么品种、如何避开禁运引种等问题。因此，建立一个专门联络、规划华侨引种的网络平台是当务之急。

　　（三）华侨引种网络中心——厦门华侨热带作物试验场的建立

　　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受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全国普遍出现粮油供应困难的情况，如厦门“肉票、糖票每人每月半斤，豆干票每人每月4块”，购买粮食更是需要粮票。如何提高粮油产量、保障社会民生成为国家工农业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育种工作是提高粮油产量的关键，因此成为国家制定农业政策的重点之一。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积极繁育和推广适合当地的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并且加强种子复壮工作”，这一文件编入福建、广东当年的归侨侨眷学习资料，向侨胞宣传支持国家农业种业发展的政策。此外，“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财贸办公室领导下，以中侨委为主，由外贸部、商业部、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参加，成立处理侨资侨汇的办事机构，以便及时处理华侨进口物资”。这一时期，在中国急需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引入大量优质高产粮油种苗以缓解粮油供应紧张的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末，华侨引种的重心从战略作物转变为高产粮油作物。

　　国内严峻的农业形势和海外侨胞迫切的引种热情，为打破封锁禁运、催生华侨专门植物引种机构提供了契机。1958年底，厦门大学生物系的印尼归侨学生周才喜“见许多爱国华侨通过各种渠道把一些经济作物和苗木良种带回祖国”，“便提出了创办引种园的建议”，意在通过华侨渠道打破封锁，从海外引进植物良种，再通过试验场培育驯化，最后向全国推广优质作物品种，缓解国家农业困境。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以下简称厦门市侨联）的响应，1959年3月，厦门市侨联决定创办“厦门华侨热带作物试验场”（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原名），并“捐款数千元人民币帮助筹建”。考虑到引种需要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环境，而鼓浪屿四面环海，面积、气候适宜，且是重要侨乡，因此华侨引种园选址在鼓浪屿的2亩菜地，“由此开启了中国大陆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华侨经济植物引种的新篇章”。

　　华侨引种园建立后，很多归侨侨眷通过亲朋好友积极宣传“鼓浪屿开辟了一块专门为华侨准备的引种场”。当时国内严峻的农业形势已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引起广泛关注，众多华侨通过将食品粮油物汇回乡的形式突破西方对华禁运禁汇，但是爱国侨胞更希望有一条专门的渠道把高产作物引回中国，从根本上缓解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当鼓浪屿建立专门的华侨引种机构的消息传来，很多华侨主动与各地侨联联系提供帮助。“广泛的引种通道就这样靠着一封一封家书打开了，在很短的时间就建立了一个覆盖东南亚的华侨（引种）网络。”鼓浪屿由此成为中国华侨引种工作的中心。

　　至1961年，华侨引种园已经初具规模，大量海外侨胞把海外良种赠送给华侨引种园，华侨引种园也积累了通过华侨民间渠道开展国际引种工作的经验。原先的2亩菜地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引种试验需求，厦门市侨联、厦门市侨务局、厦门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向厦门市政府倡议扩大华侨引种园面积，获得厦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先是成立“厦门植物研究所筹备处”，由副市长许祖义带队反复勘察选点，最后选定“鼓区鸡山路、鼓声路、五个牌，英雄山脚下一带的土地作为亚热带植物试验场之用地……土地面积计57669㎡”。鼓浪屿英雄山脚一带与厦门岛和漳州隔海相望，不仅土壤气候适合热带植物种植，而且是天然的植物引种隔离区和理想的引种驯化培育场所，加之划拨的其他用地，华侨引种园在创建两年时间内就由2亩扩展至约200亩，由厦门市侨联副主席汪万新兼任场长，并修建了华侨接待楼、科研楼、标本楼、排灌设施、试种苗圃等完整配套设施。

　　华侨引种园的建立使得过去分散、小圈子的华侨引种事业扩展到整个东南亚华侨社会，普通华侨也能通过植物引种参与新中国建设，开创了通过民间华侨渠道集中化、网络化引种的历史。需要指出的是，与20世纪50年代初由政府自上而下发动华侨引进战略作物种源和技术有所区别，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华侨引种网络的建立更多是海外华侨群体自下而上自发的爱国行为，是特殊历史背景下海外华侨与祖国发展共命运的缩影。

　　二、华侨引种网络的运作模式及成功案例

　　华侨专门引种机构的建立为中国华侨引种事业的发展打开了大门。华侨引种园在20世纪60年代初创建了“东南亚—香港—厦门”的华侨引种联络网，承担了这一时期全国华侨引种事业的绝大部分工作。

　　（一）华侨引种联络网的运作模式

　　随着引种场地的扩大和科研队伍的成型，华侨引种园进入快速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初，华侨引种园着手加强与东南亚侨胞的联系，逐步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创建华侨引种联络网。爱国侨胞“有的从境外带回名贵苗木种子，有的捐款盖玻璃温室，赠送拖拉机、电冰箱与仪器设备”。为了方便厦门岛与鼓浪屿之间运输种苗，侨胞还购买了一艘摩托艇捐赠给华侨引种园。

　　这一时期华侨引种的主要来源地是印尼。据1964年华侨引种园全年工作总结记载：“（侨胞）形成以雅加达为中心，其他地方已能将收集的种苗集中雅加达，然后由船运或空运寄回祖国，在那里的侨胞团体对我场已有比较深刻的印象，这对今后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华侨引种网络的建立大大推动了引种工作的推进，以1964年为例，华侨引种园收到华侨引种自印尼、巴西、越南、缅甸、柬埔寨、马里等地的肉豆蔻、柚木、人心果、香子兰、罗望子、猫须草、橡胶、南洋槛、水稻、旱稻、鳄梨、银合欢、金鸡纳、桃花心木等种苗65种。华侨引种园在对引入种苗进行培育和驯化试验后，再将种子和苗木分发到福建、浙江、广西、江苏等地的华侨农场和农科院所，1964年分配上述引进种苗“共计种子1027.94市斤、苗木2464株”。

　　在西方对华封锁禁运的背景下，由于贸易网络不畅、配额有限，加之出口许可证书以及获取海关通关证明耗时且烦琐，从东南亚直接进口种苗至厦门的运送路线并不畅通，很多种苗在等待漫长的通关手续时就已腐坏，而通过香港中转则可以避免上述问题，这一运输方式引起很多华侨的注意。英国当局基于香港转口贸易的丰厚利润而并未严格执行美国主导的对华禁运政策，所以，香港是当时中国内地与东南亚侨胞之间贸易、银信往来的主要窗口，华侨引种工作亦是如此。为了完善华侨引种网络，1962年，华侨引种园在香港成立了代表处——香港华侨引种联络小组，所有成员都是由厦门市侨联委员义务兼任，印尼华侨陈大栋进驻香港并代表华侨引种园“进行海外引种的一切联络工作和经营财务管理”。香港华侨引种联络小组始终坚持与东南亚各地华侨保持密切联系、负责转送工作、保证资金安全，维系引种网，确保广大侨胞在禁运背景下仍然找得到渠道为国引种。

　　根据笔者对时年95岁高龄的华侨引种园引种接收员梁永泰老先生的访谈，引种工作是通过厦门市侨联和香港华侨引种联络小组居中联络，由轮船或飞机运送种子到香港，然后托人带至深圳或广州的华侨招待所交给接收员，接收员携种子经江西鹰潭乘车返回鼓浪屿。这成为华侨引种联络网的基本运作模式。

　　在华侨引种工作中，有不少海外华侨几乎是倾尽所有、冒着生命危险突破封锁禁运，为中国引种做出重大贡献，涌现出一大批代表性人物。例如，菲律宾华侨蔡韵玫以及印尼华侨黄奕苗和黄文珍、新加坡华侨刘毓奇和柯朝阳等。其中，蔡韵玫女士是20世纪60年代海外华侨引种的标志性人物，当她收到朋友书信得知可以通过华侨引种的方式参与新中国建设，立刻开始长达十多年的艰苦引种工作，仅在1963—1965年间，就发动其在中国台湾地区、日本、菲律宾等地的亲朋引进数十种稀缺水稻、番薯、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黄文珍为中国首次引进“食品香料之王”香子兰；刘毓奇散尽家财引入最新的无性系橡胶品种和1吨优良油棕种子，并捐赠当时在国内罕见的德国照相机、切片机、显微镜等科学仪器。截至1966年，华侨引种园通过海外侨胞引进优良植物品种共计280多种，其中具有高产、稳产和较强抗病性等优良特性，无论是旱季还是晚季都可以种植的水稻良种“科情3号”，在该园驯化成功并在全国13个省市大面积推广，“为我国六十年代初单季水稻亩产突破五百公斤作出了重大贡献”。至60年代中期，华侨引种园已经汇聚了全球各地大量植物品种和标本，其中很多作物的试验植株在当时是全国唯一的。

　　正当华侨引种网络初步完善之时，“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断了华侨引种事业，华侨引种园遭到冲击，试验种苗、科技资料和档案文献遭到破坏，华侨引种网络基本陷入停滞。

　　（二）一个华侨家族内部的引种网络运作——“奇迹稻”案例

　　华侨引种网络的停滞并没有阻断华侨引种报国的赤子之心，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爱国侨胞仍然冒着艰难险阻坚持引种，这其中就包括蔡韵玫家族通过自发构建的“菲律宾—香港—鼓浪屿”引种网络引入系列水稻良种。

　　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印尼、印度等多个国家推动“绿色革命”，其中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奇迹稻”系列品种在菲律宾全国广泛推广，使1968年菲律宾稻米总产量从1967年的274万吨增长至306万吨，增长11.6%，稻米产量首次破300万吨大关，同时这也是菲律宾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粮食自给，且首次对外出口了4万吨稻米。

　　当时身在香港的蔡韵玫获悉相关信息后，第一时间联系菲律宾的亲友购买“奇迹稻”稻种约60公斤以及英文种植指导资料，设法寄回厦门。1969年10月，蔡韵玫致信在鼓浪屿的丈夫杜申裕：“前晚哥嫂寄朋友（带）来一大包20—30磅的‘稻’米，立即向中国旅行社询问，有否什么方法可以寄到厦门……适合亚洲的，以前菲律宾，时时年年缺粮，每年要向外买粮食，现在就不同，不仅可以供给人民充足，并可外销，那边称为‘奇迹米’……如果这些米带到闽南一带种，明年一定有很大的收效。”1969—1974年，蔡韵玫、杜申裕以及菲律宾的亲友之间通过大量书信来往，想尽各种办法和渠道将每年最新“奇迹稻”稻种抢在春耕前引至鼓浪屿试种，先后引入IR—8、IR—532、IR—20、IR—22、IR—1561等品种，这些珍贵稻种的部分原品以及种植指导资料原件留存至今。

　　当时华侨引种网络运作的每一个交接环节都采取口头联络的方式，具体过程普遍缺乏文字记录，尤其是种苗从香港进入中国内地的途径并不清晰，但是蔡韵玫家族的引种网络非常特殊。蔡韵玫家族在菲律宾、香港、厦门三地之间频繁的家书往来完整记录了华侨引种的详细路径和方法，而且引种过程的来往电报、发货单据和海关检疫证书留存至今，从这些书信和单据资料可以管窥其家族内部引种网络的运作模式：稻种由蔡韵玫在菲律宾的亲友设法购得后从马尼拉空运至香港；蔡韵玫收到稻种后，联系香港中国旅行社或香港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熟识可靠的闽南籍业务经理代办托运，形成稳定的人对人合作关系，同时通过书信与杜申裕约定时间和地点；稻种寄至厦门食品进出口公司后再转送杜申裕，最后由杜申裕通过厦门相关部门送到华侨引种园。

　　20世纪60年代初，不仅是蔡韵玫家族，其他华侨引种从香港至中国内地也大多是通过类似路径。华侨引种网络是广大侨胞爱国爱乡的重要实践。在华侨引种网络中，华侨引种园是整个运作过程的“终点站”，而驻港引种组织则起到了重要的“中转站”作用。

　　三、华侨引种网络的重建和改革开放后的变迁

　　“文化大革命”中，华侨引种园“引进的珍贵植物和先进仪器设备大部分遭受破坏，房屋、土地和场内人员被分别处理，引种场不复存在”。重建华侨引种平台和网络是广大海外侨胞的心愿。海外侨胞的赤子之心引起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的极大关注，他多次向福建省有关部门咨询华侨引种园的重建问题，福建省和厦门市也非常重视侨界的呼声，1976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和厦门市委做出恢复重建厦门华侨植物引种场的决定，华侨引种园引种联络工作开始恢复。粉碎“四人帮”后，改革开放为华侨引种网络的重建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华侨引种网络的重建

　　华侨引种园重建时，之前引进的近300种优良品种仅仅剩下40多种，设备几乎被完全破坏。1976年底，重建工作先是修葺完善了原科研办公楼、植物标本所、华侨接待楼、温室、荫棚、苗圃、水利排灌、围栏、图书室等科研基建设施。

　　场地以及基础设施的恢复只是重建华侨引种网络的基础，为华侨引种平反正名、落实政策才是重建的重点。1981年10月6日，中共厦门市委召开华侨引种园政策落实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共厦门市委《关于厦门华侨植物引种场有关问题的批复》：“引种场建场以来，在海外侨胞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做了大量工作，对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一定贡献……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著名归侨植物学家李来荣以及华侨引种代表杜申裕在会上号召广大侨胞继续坚持引种。与此同时，华侨引种园着手重建华侨引种网络。

　　首先，华侨引种园邀请曾参与引种的侨胞前来访问，见证重建工作。每有海外侨领访厦，厦门市侨联总是带其来园参观，希望各地侨领能发动更多华侨社会关系参与引种。

　　其次，华侨引种园也主动走出去直接联络引种侨胞。1981年5—7月，时任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的李来荣率团前往泰国拜访曾为新中国引种橡胶建立奇功的侨领李引桐，并走访泰国各地收集良种；1983年，华侨引种园原负责人李芳洲不顾年迈残疾，亲赴香港逐个登门拜访在港厦门市侨联委员和原香港华侨引种联络小组成员。会见每位侨胞时，李芳洲都转交厦门市侨联主席颜西岳手书的《给在港侨联委员和亲朋好友的联络信》，情真意切地呼吁侨胞携手重建引种网络。引种联络小组各位成员“共同捐资近3万港元，支持引种场重建”。

　　最后，考虑到重建华侨引种网络需要侨务部门的紧密配合，华侨引种园向上级部门建议确定正式名称包括“华侨”两字，实行侨务、科委双重领导，国外引种工作由侨联为主导。1984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厦门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华侨引种园的特殊涉侨身份，正式定名为“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由市科委和市侨办双重领导……通过华侨渠道开展引种业务由市侨办领导”。华侨引种园中的“华侨”两字也存留至今。

　　（二）创建华侨引种专门联络组织——厦门华侨植物引种联络会

　　1984年，鼓浪屿划入厦门经济特区，华侨引种园的对外交往急剧增多，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参访和境外引种工作与日俱增，世界多地华侨社会建立起类似香港华侨引种联络小组的组织，原先松散的联络小组模式已经难以承担起繁杂的侨胞联络工作，而且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年青一代引种侨胞也急需一个实体组织的联系平台。

　　1985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胡平以及菲律宾归侨、原福建省省长、上将叶飞等相继考察华侨引种园，胡平强调：“引种园是联系华侨的好途径，老一代华侨为引种做了很多的工作。目前有必要做好华侨第二代、第三代人的工作，发挥他们的优势，继续做好引种工作。”新生代华侨引种网络建设提上议事日程，福建省农业、侨务、外事等部门密集召开华侨引种跨部门工作会议，于1987年6月联合成立了厦门华侨植物引种联络会，并召开第一届厦门华侨植物引种联络理事会，定期编印《引种联络简报》，确立了“做好华侨第二代、第三代工作以保证引种连续性”的组织宗旨，确定联络会“加强对海外侨胞、台胞、港澳同胞的联络、接待和宣传工作，沟通关系、建立感情，以及向‘三胞’和相关人员提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引种目录，争取做到有计划、有目的的引种，以及定期、不定期召开引种联络会议等四项任务”。经过两代侨胞的努力，华侨引种工作终于建立起实体组织。更为重要的是，厦门华侨植物引种联络会的建立使得过去数百年华侨引种工作从主要依靠民间网络渠道转变为政府部门参与的“双车道”机制，这也是中国自明清以来华侨引种工作首次正规化、系统化。

　　厦门华侨植物引种联络会的建立再次激发海外侨胞引种热情，尤其是理事会成员大多是引种功臣第二代，更加重视自己的使命感。1991年8月，第二届厦门华侨植物引种联络理事会召开。1993年7月，第三届厦门华侨植物引种联络理事会召开，选出理事17名、海外顾问16名。两年间通过联络会共从16个国家和地区引进优良植物441种，其中由顾问和理事成员引进的占1/3。除了继续联系海外侨胞引种回国，联络会还开创性地开展由海外理事邀请国内科研人员到当地有目的、有计划考察引种，前后共组织了8批引种工作组赴东南亚、南美和非洲引种。厦门华侨植物引种联络会对推动海外侨胞了解引种的宣传工作也颇有成效，“由于引种联络会的宣传介绍和牵线搭桥，许多海外‘三胞’对引种园的引种工作有了进一步了解，有的侨胞体会到从海外引进宝贵的植物资源，也同投资办厂、捐资兴办公益事业一样，都是对家乡经济建设的赞助和支持，纷纷表示要尽可能多地引进国家所需的海外植物资源”。

　　改革开放后，华侨引种工作再次进入黄金时期，“引种范围已从东南亚一带扩大到5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1990年，“由华侨、外籍华人引进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已有1000多个品种，其中无籽西瓜、优良甘蔗品种、西番莲、青花菜等栽培成功并推广”。

　　（三）改革开放后华侨引种网络的运作特点

　　改革开放后华侨引种工作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华侨引种网络组织专业化；另一方面华侨引种网络呈现出引种内容多样化、引种地域扩大、新侨参与引种以及华侨引种市场化等。

　　其一，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农业的引种需求不再是战略或者粮油作物，而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外汇创收的各种经济作物，广大侨胞也在华侨植物引种网络的引导下把引种重点转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型水果、观赏花卉和药用植物。例如，1984年由侨胞引入的杂交西番莲经研发试种成功，平均亩产达585公斤，推广进入市场后成为消费者熟知的“百香果”。同样是侨胞引入的“华引一号”优质高产糖甘蔗比我国传统品种产量高出40%，成为当时我国重要的出口创汇产品。

　　其二，改革开放后，世界各地侨胞回乡探亲更加便捷，很多侨胞甚至随身携带种苗送至当地侨务部门转交华侨引种园，引种网络从东南亚地区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华侨引种路径由原先的“东南亚—香港—厦门”转变为更加开放、便捷的全球各地直达厦门路线，尤其是南美和非洲地区的华侨把当地丰富热带种源大量引入中国，引种网络不再依赖香港作为唯一的引种通道。引种网络的迅速扩大突破了明清以来主要从东南亚引种的局限。

　　其三，欧美地区新侨社区的壮大，尤其是新侨群体中不断涌现出生物医药领域高科技专业人才，使得华侨引种网络开始从传统华侨社会扩大到新侨群体，其中多个中外联合项目组进行的珍稀药用植物合作引种成果斐然。例如，经过新侨引入的马铃果和加纳籽在我国驯化成功，打破我国镇静剂药物制作原料长期依赖进口的格局。

　　其四，改革开放后，中国外贸环境大为改观，巴统连续缓和对华禁运政策，1984年起巴统成员国对华贸易可循“例外”原则不再需要许可证，大批量种苗运输获取贸易许可和海关文书的手续简化，世界各地侨胞凭借市场信息和商业网络优势，可通过市场化的国际贸易形式完成引种。1985年，华侨引种园在厦门注册“厦门华侨园艺技术开发公司”，而华侨引种园创始人周才喜在香港成立“香港缤纷园艺公司”，内地和香港合资兴办“厦门侨缤园艺公司”，通过全球华商的商业网络从世界各地采购引进名贵花卉以及各种经济植物。公开化、市场化的贸易公司逐渐取代各地华侨引种联络小组的功能，华侨引种网络最为核心的环节首先完成历史变革。

　　（四）新世纪华侨引种网络去中心化并结束历史使命

　　1994年，巴统正式解散，华侨引种网络的历史背景——严格的贸易封锁和禁运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此外，国际引种的程序和标准也都更加规范化，华侨引种网络随之进入剧烈调整期。首先，华侨引种运作方式由过去的华侨直接引种转变为“以侨为桥”的间接引种；其次，华侨专门引种机构华侨引种园脱离侨务部门，华侨引种网络去中心化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1.华侨直接引种转为间接引种

　　华侨引种网络的建立和运行是冷战禁运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冷战结束后，开放与合作取代封锁和对抗，全球化的急速发展也对国际科技交流的规范化提出更高要求，199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主导缔结了新版《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对境外引种的贸易程序规范、隔离检疫等方面均提出更高标准。在新的形势下，传统华侨引种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国际引种交流现状。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传统华侨引种开始迅速减少，每年由华侨引进的植物种苗种类1991—1995年分别为149种、138种、65种、34种、18种，华侨传统引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仍然心系引种事业的爱国侨胞从直接引种转变为通过贸易合作、提供信息人脉、接待等间接支持，如提供住在国植物展销信息、赠送住在国的植物志和植物名录、翻译非英语国家发表的引种科技论文、联系当地科研机构和管理部门协助中外引种合作等。

　　2.华侨引种网络去中心化

　　随着华侨引种方式的改变，中外农业科技合作更加开放，华侨引种园承担华侨引种网络中心的地位不再彰显。世纪之交，一方面，华侨引种园的引种业务从过去的以侨务工作为主转为以育种研发、检验检疫为主，另一方面，东南亚华侨社会基本完成了向华人社会的转变，引种联系减少。此外，由于华侨引种园地处鼓浪屿这个特殊的世界遗产和风景旅游区，园区面积大、景观特殊等因素被纳入鼓浪屿整体市场开发的考量。2004年，华侨引种园管理机制发生调整，整体划归鼓浪屿管委会，业务方面继续受科技部门指导。华侨引种园从侨务系统脱离加剧了华侨引种网络去中心化，网络化的华侨引种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

　　华侨引种是伴随着中国海外移民的出现就古已有之的现象，与华侨把住在地货币、建筑艺术、语言、服饰、文化以及思想带回中国一样，域外植物也伴随华侨引种成为中国自然景观文化的一部分，是跨国移民物质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据不完全统计，华侨等特殊群体“在历史上成功引种保存4000多种境外植物，向社会成功推广数百种经济植物”。相反，华侨泛海扬帆移居海外也同样带去中国的语言、服饰、建筑艺术以及草木种苗，中国同样也是全球最重要的作物传播起源中心。与早期马尼拉大帆船时期华侨引种美洲作物不同，新中国成立后，华侨集中引种东南亚作物明显带有参与新中国建设的主动意识，是海外华侨传统爱国爱乡精神的重要体现。1959年，华侨引种园的建立和发展，为海外华侨在特殊时代背景下通过植物引种的方式参与新中国建设提供了新路径，是自发形成的民间华侨引种网络。这一时期的华侨引种网络利用香港在冷战期间的窗口作用，突破了贸易禁运，建立起“东南亚—香港—厦门”的引种模式。华侨引种园重建后进入华侨引种的黄金时期，与中国改革开放大规模引入侨资的大背景重合。这一时期华侨引种网络无论是引种品类、引种来源、引种群体还是引种模式都发生较大变化，并催生了专门的华侨引种联络会组织平台，这个变迁过程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冷战大环境的改变，华侨引种网络的变化是对内外环境改变的调适。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时代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科技交流的方式已与冷战时期大为不同，加之国际引种程序规范化、商业化，华侨引种运行方式进一步由直接引种转变为间接参与，而华侨引种园也顺应华侨引种业务的改变，通过体制改革完成华侨引种网络去中心化并结束历史使命。因此，华侨引种与侨汇侨捐、华商投资一样不再是中国各领域发展“引进来”的主要来源，但是海外侨胞仍然是中国种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合作、落实中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推进种业振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目标的重要合作桥梁。

　　［作者简介］张行，历史学博士，讲师，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明艳林，生物学博士，研究员，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