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各方面建设经验相对匮乏，为进一步推进各项建设事业，党和国家决定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其途径大致包括三种：一是引进、翻译苏联图书、电影等，运用这些资料进行学习；二是聘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或邀请苏方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传授苏联经验；三是通过组织个人或团体赴苏，让各类干部、技术人员、留学生等到苏联参观学习。在关于这三种学习苏联途径的研究中，目前学术界对组织团体赴苏参观学习的研究还较为薄弱。事实上，1949—1956年，新中国陆续派出了为数众多的参观代表团赴苏参观学习。当时为何组织如此多的参观代表团赴苏？参观代表团是如何进行组织和参访的？这一历史过程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拟利用相关档案资料对这一时期参观代表团赴苏参观的历史进行综合考察，以期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研究。
一、参观代表团的缘起与组建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学习苏联和加强中国各项建设的需要，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参观代表团赴苏参观学习。这些参观代表团共有百余个，涉及多个领域，呈现出诸多共同特点。
（一）组织参观代表团的缘起
从国内来看，赴苏参观学习有其必要性。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便一方面邀请苏联派遣专家到中国帮助恢复生产和培养干部，另一方面则“计划在苏联实地考察有关军事、经济、政府及政党的问题”，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于学习苏联经验的作用已有深刻认识。1949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代表科瓦廖夫时提道：“我们了解自己的弱点，我们也感觉得到，不仅我们领导人没有领导经济的经验，我们整个党都没有”。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11月7日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谈话时也强调：“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中的严重障碍是缺乏忠于人民政府且精通业务的技术干部”。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建设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值得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学习借鉴。中国为解决上述问题，也加快了向苏联学习的步伐。
从国际环境来看，苏联支持中国组织参观代表团出访。1948年5月，针对中国共产党提出需要帮助的问题，斯大林指出：“我们当然要给新中国一切可能的帮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任何偶然事件都不会吓倒我们。因此，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和资金来帮助中国共产党人”。除意识形态因素外，美苏两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竞争愈演愈烈也是苏联支持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1949年4月13日，科瓦廖夫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提道，毛泽东告诉他，美国政府通过代理人（花旗银行）想给中国共产党提供1亿—3亿美元的贷款。在12月24日的报告中，科瓦廖夫又提道，中国知识分子中“那些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学校里学成的专家依旧指望美国，指望他们的技术，而对我们苏联专家的技术水平持怀疑态度”。因此，这些问题也促使苏联支持中国组建参观代表团出访苏联。
（二）参观代表团的组建
194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提道：“目前我们暂时没有大规模宣传和展示中苏友好关系的计划。我们的意见是：趁各民主党派代表赴苏联和东欧新民主国家之际，让他们深切地感觉到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以便消除他们中间某些错误的观点”。这就表明，当时中国各民主党派已有赴苏访问计划。21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北平赴苏联访问。27日，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时表示：“我们准备在国家机构、工业和你们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全面帮助你们”。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7月4日，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出：“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及进行经济建设与进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与帮助，除开苏联派专家去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教授到中国去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来苏联参观与学习，派一些学生来苏联学习”。斯大林在这段话的旁边批注“好”以示同意，由此亦可见苏联对中国组建参观代表团的支持态度。6日，刘少奇再次致信苏共中央、斯大林，提出：“我们想派一些各方面负责工作的同志来苏联作学习性质的短期参观，时间三四个月，一方面亲自参观，一方面听一些讲演与谈话”；“中苏文化交流这是密切两民族关系的重要工作，如通讯社、电影、中苏文化协会工作，工人、农民、学者相互拜访参观”。25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等人的电报中写道：“同意在目前就开始派遣各种参观团到苏联去参观和学习各项经验，待代表团回来即可作出具体计划，分期派出”。可见，此时中苏双方就派遣参观代表团之事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
新中国成立伊始，苏联便正式与中国建交。此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宣传苏联的建设成就和中苏友好关系。为此，10月28日，中共天津市委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拟组织二十余名工程师去苏联参观”。中共中央于11月1日批复：“派参观团去苏联参观问题中央另有通知，你们不要组织这种参观团”。次日，中共中央便下发了《关于组织参观团赴苏联短期学习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参观代表团的参观目的、申请和组织单位、人员组成、参观时间、研究内容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成为组织参观代表团赴苏短期学习的行动指南。12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道：“为彻底转变人民群众对苏联的认识，可否组织若干包括各界人民群众在内的赴苏联参观团”。17日，中共中央批复：“组织参观团去苏联，主要目的是学习苏联各项工作的经验，因此必须有负责领导干部率领才能学到一些东西，如无适当程度的人领导，则不能学到东西，且费钱很多，则不如少派”。中共中央对组织代表团赴苏参观一事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上述精神的指导下，通过中方主动发起和苏联方面的邀请，参观代表团得以顺利组建。
（三）参观代表团概况及特点
这一时期的参观代表团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重点领域学习到全面学习的过程。截至1953年初，中国派到苏联参观和学习的代表团仅有22个，这些参观代表团主要涉及组织人事、宣传教育、农业工作等重点领域。同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议上明确提出：“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此后，随着国内各项建设的加速推进、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等诸多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参观代表团赴苏参观学习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参观代表团的组建更为专门化。例如，1954年，宣传领域派出以报社记者为主的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学习苏联《真理报》的办报经验，派出新华社代表团学习塔斯社的办社经验，派出广播工作者代表团学习苏联广播经验。另一方面，参观代表团数量大为增加，所涉及领域也更为广泛。仅1954年，参观代表团就有37个，涉及新闻、电影、科学技术、农业等领域。1956年，参观代表团共计95个、1242人，涉及文化、卫生、教育、体育、工业、农业等领域。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这些参观代表团具有政治上可靠、成员结构合理、规模小而精、参访时间较为充裕等诸多共同特点。
1.政治上可靠
各级主管部门十分重视参观代表团的组建工作，一开始便会选定负责同志，并对其成员进行严格审核。参观代表团一般设团长一名、副团长若干名，通常由中央机关负责同志或该领域有影响力的人士担任。同时，参观代表团还会设立临时党支部或党小组，以加强党对参观代表团的领导。为确保成员政治上可靠，《通知》规定：“党外的进步分子与诚实的中间分子可以吸收其加入参观团，但对苏联有成见的分子及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不要加入，以免到苏联后引起不良的印象”。因此，参观代表团成员多以中共党员为主。例如，1952年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全部为中共党员，1955年中国中小学教师代表团中绝大部分代表都是中共党员。
2.成员结构合理
除翻译外，参观代表团成员通常包括各部门、各团体中央机关和地方的代表，他们既有负责或参与决策的领导干部，也有该系统内的业务骨干。例如，1950年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就包括了多个省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知名报纸或杂志的正副社长、主编等。同时，地方代表的分布也十分广泛。例如，1955年中国中小学教师代表团“团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陈曾固，团员是从北京、天津、上海、河北等十个省、市中选派出来的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校长和优秀教师”。可见，无论是从业务能力还是从地域分布来看，参观代表团成员的结构都比较合理。
3.规模小而精
《通知》规定，每团人数最多不得超过30人，但在实际组建参观代表团的过程中，很快就突破了这个规模。例如，1950年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就有团员38人，此外还有翻译人员7人，共计45人。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认为：“以后派这类参观团或考察团以人数少而精（五人左右真能思考问题者）研究问题少而专更为有益（并带好的翻译员）”。1956年，参观代表团平均人数为13人左右，这也进一步证明参观代表团规模不大，呈现出小而精的特点。
4.参访时间较为充裕
由于各参观代表团在人员规模、学习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故访苏时长不一。不过，为保证参访效果，各参观代表团在苏时间基本都超过了1个月，最长的甚至超过了半年。
以1952年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为例，其于4月17日从北京出发，27日抵达莫斯科并参观数日，5月15日开始分5组分别“在乌克兰、高加索、哈萨克各地参观了七十二个集体农场、二十八个国家农场、二十二个机器拖拉机站、二十七个科学研究机关、十五个农业学校和许多伟大的工业和文化福利建设”，直至8月13日才离开莫斯科回国。参访时间相对较短的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代表团于1954年11月2日到达莫斯科，12月8日从莫斯科返国。期间访问了全苏政治与科学知识普及协会和1个加盟共和国协会，4个省、5个市、区的分会、支会，以及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苏联农业部等业务相关部门。可见，参观代表团都有较为充裕的参访时间，开展了丰富的参观活动。
总体来说，新中国派出参观代表团是出于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是基于当时国际国内背景的理性选择。为此，中方不仅积极与苏方接洽，推动组建参观代表团，而且对参观代表团的人员、规模、参观时长等做了细致安排，保证了参访活动有序地进行。
二、参观代表团的参访活动
为保证出访效果，各参观代表团在赴苏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苏联也对中方参观代表团的参访给予了高度重视，从而保证了参观代表团的参访质量。因此，虽然参观代表团的规模不同，涉及的领域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其参访活动仍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一）中方尽力做好出访的各项保障工作
为保证各参观代表团的参访效果，提高其社会影响力，党和国家领导人会对一些代表团在出访前予以专门接见。例如，1950年初，刘少奇和朱德接见了“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并对代表团的出访意义、任务、作用等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与此同时，各主管部门也会给参观代表团下达相应的参访任务，以便参访目的更为明确。例如，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给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下达了明确的任务：“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科学如何从旧有基础上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经验”；“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意见”；等等。
为保证参访效果，各参观代表团在出访前开展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初步制订参访计划、培训参访人员、准备相关资料等。以1954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赴苏代表团为例，他们一方面到人民日报社了解该社赴苏学习经验，明确了制定学习计划、区分学习重点、及时整理笔记等的重要性，并学习了参加宴会、送礼、题词等外交常识；另一方面组织出国人员学习国内出版的苏联合作社教材，使大家对苏联合作社工作形成系统的认识，并结合苏联专家提出的学习意见和总社各局、处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初步编出学习提纲。
与此同时，在参观代表团出访过程中，党和国家也会提供很多便利条件，以保证出访效果。当参观代表团遭遇困难时，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会为其排忧解难。例如，1950年2月，当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得知“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仅有1名翻译、与苏联同志交流很不方便时，便主动安排我国在苏联的留学生兼做翻译，解决了代表团翻译人手不够的问题。此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亲自出面帮助一些代表团解决出访过程中的困难。例如，1953年3月，周恩来在听取以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汇报访问情况后，“帮助代表团联系参观被列为保密范围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在参观代表团抵苏以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也会及时与其做进一步沟通，并提醒其在出访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例如，1956年11月，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便专门接见了中国高等教育赴苏访问团，提醒了近十条应注意的相关事项。这些工作有力地保证了代表团参观学习的顺利进行。
（二）苏方高度重视中方各参观代表团的出访
中方各参观代表团的参访得以顺利进行，离不开苏方对代表团的高度重视。
一方面，这种重视体现在接待的规模和规格上。首先，苏方对中方参观代表团的接待规模普遍较大。如1951年4月，中苏友好协会（以下简称中苏友协）“五一”观礼团抵达莫斯科时，苏方到车站迎接的人员涉及教育、科学和文化界代表300余人。其次，接待的规格较高。如1954年，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在苏联访问期间受到热烈欢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等人参加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欢迎宴会。最后，苏方为中方参观代表团提供了较好的生活条件。如1950年2月，“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赴苏学习参观，苏方给中方代表团人员每月发1000卢布作为零用，并指派克里姆林宫的营养师专门负责代表团的一日三餐。
另一方面，这种重视还体现在参访行程的安排上。因为参观内容较多，所以不少代表团要求延长参观时间。这样一来就会加大接待困难，增加接待花销，但苏方依然予以支持。例如，1951年5月，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中苏友协“五一”观礼团延长访问时间的请求，并责成苏联财政部审查和批准为参观代表团追加的支出预算。中国参观代表团的参访行程通常由苏联对口部门安排，同时也会与参观代表团协商取得一致。1956年4月，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中苏友协代表团赴苏参观，并制订了详细的行程安排。
（三）参观学习的内容丰富
参观代表团参观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具体又可以分为一般性参观和业务性参观两类。前者旨在加强参观代表团成员对苏联的了解和认同，激发他们学习苏联经验的热情，后者则意在全面系统学习和了解苏联业务对口部门的经验和做法，为国内工作提供指导和借鉴。
1.一般性参观
一般性参观主要是对苏联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学习，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史。这类参观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是学习苏共带领苏联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历史。参观代表团通过在苏联听报告会、参观革命博物馆和革命纪念地等形式了解了苏联的革命历史。例如，1950年2—6月，“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在访苏期间听取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关于斯大林生平的报告，拜谒了列宁墓，参观了冬宫、阿芙乐号巡洋舰等。在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他们看到了“卫国战争的英勇战斗痕迹”和“快速前进的、规模宏大的恢复和建设工程的成果”。通过这类参观学习，代表们深深感受到苏联革命的光辉历程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蓬勃生命力。
二是感受苏联的建设成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巨大，涉及面很广，参观代表团成员在红场观礼，参观城市、工厂、集体农庄等过程中对此深有感触。例如，1950年4月，青年工人赵国有随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他“看见了为高度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强大无比的苏联红军”，对此深受震撼，表示要“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又如，1951年4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王有根随中苏友协“五一”观礼团赴苏，他参观了苏联集体农庄，从苏联人民的美好生活中感受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发现“集体农庄的庄员们，生活是很富裕的。每人每天能吃一磅牛奶，两个鸡蛋，四两牛油，还有：水果、蔬菜等等。房屋里设备也很完美，地上普遍有地毯，桌上摆着收音机、花盆，睡的是弹簧床，庄子里除学校外有跳舞厅、跑马场等娱乐设备”。他表示：“看到苏联人民美满幸福的生活，也就展望了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将来，这使我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再如，1953年，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赴苏访问，团长许广平在观感中写道：“在斯大林汽车工厂，我们亲眼看到每三分钟到五分钟就出一辆完好无缺的汽车，在卡尔·马克思制糖厂，每天可出产一百二十吨各种各样好吃的糖”。总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参观代表团成员“更进一步地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明白了向苏联学习的重要性，增强了对中国建设事业的信心，也“更深刻地体会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2.业务性参观
参观代表团组建的目的在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因此，业务性参观是参观的主要内容，苏方对此亦非常重视，无论是参观学习的形式还是内容都非常丰富，参观代表团成员对此感触颇深。1952年4月，中国卫生工作者首届赴苏参观代表团在赴苏参观学习期间，团员们“听了苏联保健部长、各局长及专家们介绍三十余年来苏联保健工作经验，共听了58次报告，每次均在六小时以上”；同时，他们还“参观了70个不同的医疗预防、卫生防疫、医学教育、科学研究、药政、疗养等机关”，造访了举世闻名的科学研究与医疗预防机关，拜访了许多有名的专家和教授。他们认为，相对于苏联援华专家的报告所介绍的一般情况，“就是我们到了苏联，体会得更深刻一些”。1955年10—12月，中国中小学教师代表团赴苏访问，团员们也感受到：“苏联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对我们的帮助是兄弟般的帮助。他们向我们介绍经验和解答问题是全心全意的，唯恐尽不到帮助我们的责任”。
具体而言，参观代表团业务性参观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学习对口业务部门的发展历史。研究和学习苏联各专业领域的发展历史，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可以使我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少走弯路。1953年2—5月，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赴苏联访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特为代表团组织了七个全面性的报告”，报告着重说明了苏联科学发展的道路和经验。在回顾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报告总结了苏联科学院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经验：“中心环节是培养干部”；“有目的地、有计划地、有重点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各科学机构之间的明确分工与互相配合汇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培养健康的学术风气”。这也让代表团成员以及我国科学工作者进一步了解到苏联科学发展的道路，有利于促进中国科学工作的发展。
二是了解对口业务部门的发展现状。因为参观代表团涉及的领域不同，所以需要学习的内容也千差万别，但总体来看，对口业务部门的发展现状主要包括机构设置、管理方式、工作方法、人才培养等。1955年7—11月，中国公安部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参观了苏联的内务部、警察局、监狱、警察学院等，考察了这些部门和单位的结构、职能、运作方式，从而对苏联的国家安全保卫体系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1955年10月至1956年1月，中国畜牧业参观团则通过考察苏联畜牧业的集体化、机械化和电气化，详细了解了其饲料生产和管理、品种改良、兽医工作和与之相关的科学研究。
三是了解对口业务部门的发展计划和发展目标。“社会主义的计划，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部经济生活之基础”，了解苏联国民经济计划的实践，对当时“我国政府各部门制定和执行计划的工作有重要的帮助”。因此，不少参观代表团详细了解了苏联对口业务部门的发展计划。例如，1952年4月，中国卫生工作者首届赴苏参观团详细研究了苏联保健系统的工作计划，既包括长期的“五年计划”，也包括短期的年度计划。其中，年度计划涉及扩充医疗机构、干部问题、基本建设、供给问题、财政预算等方面。1952年11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李四光提出：“现在苏维埃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各参观代表团的参观学习也为我国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例如，1954年9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参观团赴苏联参观有原子弹爆炸的实兵对抗军事演习。这既开阔了中国军事参观团成员的视野，积累了相关经验，也有助于进一步激发中国研发原子弹的热情。又如，1955年8—11月，中国建筑工作者访苏考察团在苏联参观了许多著名的工厂和工地，了解到苏联建筑工作的发展方向和改进、提高建筑工作的明确目标：“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并使建筑进一步工业化；广泛生产并采用装配式结构和配件，首先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构件；使繁重和费力工程全盘机械化，以达到缩短工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建筑造价的目的”。
由此可见，参观代表团的参访活动绝非走马观花，而是在中苏双方精心组织下的全面、深刻的学习之旅。在此过程中，参观代表团感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相关领域进一步学习苏联的技术和经验，实现更好的发展。
三、参观代表团的经验总结与推广
1953年4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76次政务会议上明确指出：“出国参观访问，国家花的代价是很大的，因此，在国外学到了东西，不能自己知道就算了，而是需要作报告、写文章。写出文章，也不一定都登《人民日报》，除《人民日报》外，还可登《光明日报》，登各种杂志”。这就明确要求参观代表团将在国外学到的东西总结出来，并运用多种方法和形式将其推广至全国。5月24日，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国后先是在长春进行了3个星期的系统总结，6月17日回到北京后又将这些经验进行了介绍和推广。
事实上，各参观代表团在访苏期间就已经开始一边参观一边总结经验，为回国后进一步系统总结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1955年10—12月，中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白天进行参观，“晚上，代表团的每个小组都对白天的工作进行总结，按顺序提出一些问题，并熟悉得到的材料”。结合代表团总结出的苏联经验，上级主管部门依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宣传推广计划。例如，1956年2月8日，教育部在听取陈曾固《关于代表团赴苏访问和考察的报告》后，专门制订了详细的访苏经验推广安排。一般来说，参观代表团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推广苏联经验：
（一）报告推广
参观代表团的报告包括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两种形式。有的报告面向党和政府，为决策层提供参考。1953年9月15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工作给中央的报告》，该报告翔实地反映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的访苏经过，总结了苏联经验，为党和国家的相关决策提供了建议。有的报告面向参观代表团所属行业或系统，以确保将专业知识、苏联经验和技术传播给专业人士。1955年，中国司法工作者访苏代表团分别给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北京政法学院的教员、学生做了报告。还有的报告面向大众。1952年11月1—10日，赴苏联参观的山西农民李顺达、张德胜等6人分赴山西各地报告访苏观感，他们在7个县做了15次报告，听众达5.8万余人。这些报告使中国人民了解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情况，激发了全国人民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热情。
（二）媒体推广
除了参观代表团访苏期间中苏两国报纸进行的跟踪报道外，其回国后的访苏总结、观感也经常出现在报刊上，内容涉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苏联对中国的深厚友谊等。例如，1950年6月，《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赴苏参观的劳动模范赵国有所写的《参观苏联纺织工厂幼儿院》《劳动是快乐的》等7篇访苏日记，展现了苏联人民的美好生活图景，也对中国的发展寄予了美好的希望。又如，1953年8月，《科学通报》刊发了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团员赵九章、华罗庚对苏联地球物理科学研究和数学研究的介绍文章。此外，广播、电影等媒介也广泛运用在对苏联经验的推广中，其中，像《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经过》等影片在江苏各地农村广泛放映，影响甚广。这些媒体大力报道和传播代表团访苏见闻及经验，提升了苏联经验的传播效果。
（三）出版书籍、资料推广
参观代表团的访苏经验往往被汇集成册并公开出版，为各相关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素材。以1952年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为例，他们回国后系统整理了赴苏参观报告，并于1953年由时代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中国农民代表团赴苏参观报告》丛书，分别介绍了苏联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10个方面的经验。与此同时，江西等地还出版了《中国农民访苏代表刘定芳、罗海保答农民问》等数十种书籍，印数从数万到数十万册不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还有不少参观代表团也出版了相关书籍，如《中国中小学教师访苏代表团报告集》《塔斯社工作经验》《卫生工作代表团1956年访苏联参观报告》等，对苏联的教育、新闻、卫生等行业的经验进行了详细介绍。一些参观代表团成员出版了个人访苏日记，如武汉工人劳模彭仰钦的《访苏日记》、古生物学家杨钟健的《访苏两月记》等。这些书籍、资料的出版，为全国学习苏联经验提供了助益。
简言之，围绕苏联经验，各参观代表团及时进行了总结归纳，并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宣传推广，既提升了参观学习的影响和效果，也有助于我国各项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开展，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
四、参观代表团的影响
1949—1956年，参观代表团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学习，回国后又及时加以总结和推广，对我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为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提供了苏联的成功经验
参观代表团通过赴苏参观学习，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党的组织工作方面，中共中央根据1950年“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建立了“干部职务名单制”，实行分级分部管理，改变了党委组织部一揽子管理干部的做法。在工业方面，苏联经验的推广促进了我国工业建设的发展。例如，1955年8月，中国建筑工作者考察团赴苏参观学习，11月回国后，我国开始有组织地、系统配套地推进建筑业的工业化。随团赴苏的焦善民认为：“中国建筑工业化的起步同那次访苏考察，借鉴苏联建筑业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教训，是分不开的”。在农业方面，参观代表团成员推广苏联农业经验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1952年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成员，山东莒县农民吕鸿宾所在的爱国农业社在学习苏联农民的密植经验后，土地利用率提高了10%左右。此外，通过学习苏联集体农庄的成功经验，该社的粮食产量、社员生活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在科学工作方面，1953年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报告的批语对当时的科学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1955年，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率高教代表团赴苏考察后，推动清华大学建立了一批新兴科学技术的系和专业，建立了原子能应用技术研究基地及相关实验室，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了一些应用理科，既有助于清华大学的学科建设，也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国防和科技事业向前发展。总之，参观代表团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苏联经验，切实推动了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二）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储备了人才
缺乏科学技术人才和干部文化水平较低是新中国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和实现国家有效管理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党和政府需要补足这些方面的短板，参观代表团为此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参观代表团人数多，涉及领域广泛，参访时间长、内容形式丰富，往往能让参访者“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感受”，从而保证了参访效果，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持。此外，许多参观代表团还积极推广苏联人才培养经验，为我国构建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例如，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推动中国科学院仿照苏联建立了学部委员、研究生培养和科学奖励等人才培养的相关制度，为培养更多人才打下了基础。
（三）宣传苏联社会主义优越性，增强了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1949年9月21日，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指出：“在协商过程中，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并未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进入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参观代表团回国后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鼓舞了全国人民积极向社会主义迈进。以赵国有为例，他回国后成为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骨干，“总是利用休息的时间，不知疲劳的向工友们介绍苏联的先进生产经验”。这种亲历者的言传身教往往更具说服力。1952年10月，山西省平顺县4.3万余名农民听了李顺达的访苏报告，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认为“这等于上了一次社会主义的政治课，使大家更明确了山区的发展前途”。在访苏代表的积极宣传之下，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发展到像苏联那样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去”逐渐成为民众发自内心的愿望。
（四）增进了中苏友谊，加深了双方合作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同盟正式建立，参观代表团不仅加强了双方民众之间的交流，也推动了双方对口部门建立联系，并最终推动了中苏关系向前发展。1955年中国中小学教师代表团在访苏报告中写道：“通过这次访问，增进了两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联系和友谊。今后我们将会不断地往来，不断地增进我们之间的兄弟的联系和友谊”。1956年10月30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在《关于苏联政府声明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应采取适当的措施进一步改进苏联与中国之间外交政策的协作”；“应采取措施扩大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及科学家与中国重要人物的接触（非正式访问，共同组织休假、短途旅行、会议等）”；“一般而言，中国赴苏代表团要由一名部长或副部长带队。我们应考虑派苏联相关部门的领导人或代表组成赴中国的代表团”。基于这样的认识，双方的合作得以不断深化。1956年，中苏两国签订了11个重要协定，不仅中国派出大批参观代表团赴苏参观访问，苏联到访中国的各种代表团、考察团也达到77个、762人。可见，参观代表团的参观学习活动对中苏双方的合作与交流起到了催化剂和黏合剂的作用，增强了中苏人民的友谊。
（五）塑造了新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缓解了外部封锁压力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中苏同盟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封锁中国、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参观代表团通过在苏联出席革命纪念活动，参加各种报告会、座谈会以及通过苏联的广播、报刊等方式，宣传了新中国的方针政策、建设成就和中国人民对待和平的积极态度，塑造了新中国爱好和平、努力发展的形象，成为展示新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例如，1954年4—6月，中苏友协访苏代表团在苏联举行了36次各类报告会和座谈会，并在苏联报纸上系统介绍了新中国的成就。这些活动有助于增强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此外，中苏双方还有大量对参观代表团参访活动的宣传报道，向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对此，连美国也对参观代表团的作用表示了肯定。1957年2月，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中国“人民外交”的情报报告》中介绍了数十个参观代表团的情况，并指出：“中国的‘人民外交’运动卓有成效，特别体现在同亚洲国家的交流上”，如宣传新政权的国内成就、打破国际孤立等诸多方面。
综上所述，1949—1956年组织参观代表团赴苏参观学习既是党和政府带领人民摆脱落后局面的主动选择，也是发展对外关系、拓展对外交往渠道的积极探索。在引进和推广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一些错误，如存在“凡不同意苏联的某些学说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现象。但并不能就此否认当时学习苏联经验的成绩，实际上，许多参观代表团往往注意发现并指出苏联经验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内对苏联经验的盲目学习。例如，1956年7—8月，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孙冶方率参观代表团赴苏联中央统计局考察，发现了苏联价格政策存在农产品征购价格和重工业产品价格偏低的问题，为国内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总之，中苏双方在这一时期围绕参观代表团展开了密切合作，为代表团的参访活动做了大量工作，使得整个参访活动目标明确、组织得力、成效显著。无论是对新中国的发展、中苏关系的深化还是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参观代表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简介］肖钊，博士研究生，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411105；罗玉明，历史学博士，教授，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411105。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