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过程中，罗马尼亚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和牵制最大，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50年代末以后，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中罗关系随之下滑。然而，随着罗马尼亚经济发展成就日益显著，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愿望与赫鲁晓夫试图通过经济互助委员会（以下简称经互会）干涉和控制各成员国的企图产生了尖锐矛盾。加上罗苏两国民族宿怨，罗苏关系在1963年以后趋于紧张。为了抗衡来自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的压力，罗马尼亚在中苏冲突中严守中立，借中国以自重，得到了中国的支持，这不但减轻了苏联对罗马尼亚的压力，拓展了罗马尼亚走独立自主道路的空间，同时也使中国增强了抵抗苏联的力量和决心。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中国等国家档案的逐步解密，国际上对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从中罗关系的角度研究中苏关系的破裂尚不多见，本文初步做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20世纪50年代中罗关系基本上从属于中苏关系。1958年以后，中苏两党发生了激烈争吵，但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双方还尽量把争吵限制在两党内。中罗关系总体上还能“体现出兄弟国家友好合作的精神”。［1］1959年，中罗两国更换了大使，以便更好地把握局面。新任大使许建国上任半年后就向中央提出了维护和发展中罗关系的三点建议，其中包括派团参加将即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访罗、建立中罗友好人民公社等等。［2］罗马尼亚副外长杜米特列斯库对罗马尼亚使馆强调说：“必须继续加强和全面发展我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这些目标是使馆工作的基础”。［3］ 

　　1960年6月24~26日，布加勒斯特会议召开，中苏代表团发生了激烈交锋。这次交锋其实是中苏两党关系逐渐恶化的一次爆发。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在发言中开始追随苏联,指名批评中国，说中国出版的“《列宁主义万岁》一书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阐明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大使馆“在未征得我党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列宁主义万岁》一书用罗文版印刷4500册在罗散发，是不适宜的……是对独立自主决定我国政治和思想路线的罗马尼亚工人党内部事务的干涉”。［4］这是罗马尼亚第一次正式公开加入中苏论战并站在苏联一边。赫鲁晓夫满意地对东道主说：“在我们两党、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从来没有过不同观点，在解释重大国际问题、国际革命工人运动、保卫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方面从来没有过不同，甚至是语气上的不同”。中国使馆认为，“在这次会议对我党的围攻中，罗起了积极的帮手作用”。［5］会后，中苏关系迅速下滑。罗马尼亚对中国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我采取的冷淡、封锁、限制等不友好的政策进一步表面化”。［6］ 

　　1960年11月，在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上，乔治乌—德治等人的发言被杨尚昆评价为“均是一套定型的语言，明白地攻击我党”。［7］乔治乌—德治在向罗马尼亚党中央全会的报告中，对会上“我党在与中国同志贬低苏联共产党、削弱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错误企图做斗争中表现出的原则性和坚定性感到极大的满意”。［8］在会议的最后关头，中苏两党均作出让步，与会各党都在会议宣言上签字。中苏关系出现一段缓和时期。罗马尼亚也“开始主动与我表示友好”。［9］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苏论战中的表现使中国驻罗使馆得出了“罗已成为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争论中最驯服最得力的角色之一”［10］的结论。 

　　总的来说，在中苏关系恶化初期，罗马尼亚基本上追随苏联的对华政策，中罗关系冷淡。但与其他东欧国家有所不同的是，尽管以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为标志，罗马尼亚参与攻击中国有一个由比较消极到比较积极的转变，但在追随苏共的东欧六党中，罗马尼亚对中苏论战介入较晚，攻击也较缓和。乔治乌—德治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的批评，与会上其他党的发言相比较为温和。罗马尼亚工人党通过关于会议的决议的时间，排在六党中的第五位。罗马尼亚报刊发表或转载的攻击中共的文章，也“比有几个兄弟国家要晚些，数量要少些”。［5］在两国的日常交往中，罗马尼亚主要是搞了一些“小动作”。在此期间“中罗关系是若即若离的”，“有冷有热，总的说来是冷”。［11］ 

　　二 

　　20世纪50年代末，罗马尼亚经济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1960年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多方面的迅速工业化”的六年计划。然而，这一经济发展战略与苏联控制经互会的举措发生了冲突。赫鲁晓夫热衷于在经互会推行“社会主义国际劳动分工”和“生产合作专业化”，要求经互会中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如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主要发展工业，为其他成员国提供机器设备和技术援助；经互会中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主要发展农业，为较发达的成员国提供工农业初级产品，而经互会有权强制成员国执行这种分工。这一建议显然是要把经互会变成超国家的组织，使其具有干预其成员国经济计划的权力。 

　　罗马尼亚不愿意为了集团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放弃已初见成效的工业化战略，甘于充当经互会内部的“面包篮”。在1963年2月召开的经互会执委会第四次会议上，罗苏两国爆发了激烈争吵，罗苏关系骤然紧张。在巨大的压力下，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决定把罗苏冲突的内情通告党内外，“一致赞同党和国家领导对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代表所作的指示及代表的活动”。［12］不久，有关消息就扩散到广大群众中，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的立场和策略得到了党内外的普遍理解和拥护。在顶住压力、加强内部凝聚力的同时，罗马尼亚开始积极寻求外部支持，主动靠近中国。1963年4月，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乔治乌奉命只身秘密求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向他详细介绍了罗苏分歧，特别是罗苏在经互会中的矛盾。外交部旋即指示驻罗使馆：“罗大使谈话证实罗苏关系已经恶化……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应该欢迎”。“我对罗应该改变过去做法，采取积极方针，争取罗肯定地向左转”。“要表现出热情友好，谦虚谨慎，宽宏大度，不记旧怨”。［13］ 

　　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这封信“包含了对1956年以来赫鲁晓夫的政策和理论的全面的控告”，［14］并且不点名地支持了罗马尼亚在与苏联分歧中的主要观点。赫鲁晓夫本欲借月底给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祝寿之机，召集东欧各党第一书记到柏林商议对中共复信的对策。乔治乌—德治不但拒不参加，而且连代表团都不派，还在《火花报》刊登了中共复信的详细摘要，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唯一转载这封信的国家，表达了对中国支持的态度。另外，该报在摘要下还同时全文刊登了苏共中央发表的、认为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中共复信是不适宜的声明。［15］这期《火花报》上市半小时后即被抢购一空。［16］ 

　　1963年12月12日，许建国应邀与乔治乌—德治进行了交谈。乔治乌—德治详细阐述了罗马尼亚工人党对国际共运内部分歧的态度以及罗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他说，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他被迫当了主席；罗马尼亚参与批评、指责中国是错误的，请予谅解；罗马尼亚今后不会参加没有中共参加或对中共不利的会议；建议两国加强高层来往，应有更系统化的接触方式，高级领导人可以交换意见。他希望双方的交往不要过分声张。4天后，刘少奇和邓小平约见了乔治乌，表示完全同意乔治乌—德治对苏共领导人、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等问题的看法，感谢他对毛泽东主席和中共的评价，赞扬罗马尼亚工人党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原则立场和做法，同样希望增加两党领导人的接触。从这年起，罗马尼亚各报刊都不再发表针对中国的论战性文章，中国驻罗使馆也停止在罗马尼亚散发“反修”小册子。［17］中罗两国开始在外交上默契配合，与苏联的控制和干涉做斗争，共同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总的来讲，随着罗马尼亚在经互会内与苏联等国矛盾激化，罗苏关系日益紧张。罗马尼亚主动靠近中国，利用中苏矛盾以抗衡苏联，其结果是密切了中罗关系，平衡了罗苏关系，迫使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有所收敛。 

　　三 

　　1964年初，中苏论战达到高潮。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对中共要“坚决反击”的决议，随后又致信除中共外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提出要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罗马尼亚工人党对此感到“极大的不安”，［18］担心会导致国际共运的分裂，而这将意味着苏联能对东欧国家更加为所欲为，“至少会严重削弱罗马尼亚的独立立场”。［19］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毛雷尔和波德纳拉希立即紧急约见中国使馆临时代办，面交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和致苏共中央信的副本，呼吁立即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罗中两党高级领导人立即会面。中共和苏共都接受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的建议。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随后召开了两次会议，一致赞同乔治乌—德治提出的派团赴中国调停中苏论战的建议。罗马尼亚出面调停中苏论战的公开目的，一是停止公开论战至少半年以上，以防止国际共运可能出现的分裂，从而“有足够的时间为举行新的国际会议造成一种良性氛围”。［20］二是“发展两国、两党之间兄弟般的关系”。［21］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确定了与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的方针：“在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对罗马尼亚党和国家应该继续采取加强友好合作的方针，要体谅他们所处的困难地位，要争取同他们共同行动，抵抗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22］ 

　　罗马尼亚代表团访华调停之举是罗马尼亚介入中苏论战后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但两党会谈进行得很艰难。罗方一再表示对中苏不偏不倚，坚持要求中方立即无条件停止公开论战。中方则坚称论战不能停止，但可以暂停几天，以表示对罗方的礼貌。随后,罗马尼亚代表团赴朝鲜访问，中方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送仪式。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报告说：“罗党代表团到朝的第一天气氛曾很紧张。在乘汽车从机场回来的路上，我们曾问他们在北京谈的如何，他们只是耸耸肩，不回答。在第一次会谈中，他们表示北京不听他们的意见，有不少误会。直到金首相和他们谈了之后，气氛才缓和下来”。［23］罗方内部认为罗中会谈气氛“相当冷淡”。［24］当年曾担任罗方中文翻译的罗明也回忆，双方的“谈话进行得很艰难，出现了很多紧张的局面”。［25］ 

　　会谈进行得不顺利，中罗双方都有一定的原因。对于中方来说，当时有两个判断：一是认为罗马尼亚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修正主义的；二是认为罗马尼亚是苏联派来的说客。早在1961年初，中方就得出了“一年来修正主义在罗有了突出发展，并且在领导核心中起着主导作用”的结论。［5］中罗会谈结束后，中联部向驻外使领馆通报会谈情况时，强调罗马尼亚“是从修正主义立场出发，以中间面目出现，为赫鲁晓夫做说客”。［26］ 

　　尽管中国大使馆曾判断“罗党提出访华绝非赫修授意”，［27］而且毛雷尔在与中共的会谈中至少曾三次特别申明，此行的动议是罗方主动提出的。但是中方还是认为罗马尼亚此举“看来是赫鲁晓夫策动的”。随着谈判的进行，这一认定又被进一步固化和强化。［22］(pp.675,705)由于意识到被中方“怀疑是赫鲁晓夫的信鸽”，［24］(p.341)乔治乌—德治对回国代表团说：“我认为你们在那儿做得很好，首先是毛雷尔同志强调，此行是出于我们对这件事的担忧，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坚持说明这一点很好，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赫鲁晓夫设的一个圈套”。［28］ 

　　而罗马尼亚主要是对中方了解不充分，对此次访华之行可能遇到的障碍估计不足，对中方的态度难以接受。因此，中罗会谈结束之初，罗马尼亚一度为调停失败感到很沮丧。但不可否认的是，罗马尼亚主动派代表团到北京试图调停中苏论战，其目的一是防止国际共运分裂威胁自己的安全空间；二是借此机会进一步提升罗中关系。虽然调停论战未果，但罗马尼亚却达到了借机增进罗中关系的目的。 

　　四 

　　从中国铩羽而归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一度忧心忡忡，既忧虑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的破裂，更忧虑自己继续走独立自主道路的空间被挤压。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在1964年4月22日发表了《罗马尼亚工人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一些问题的立场的声明》，即著名的“独立宣言”，也叫“四月声明”。 

　　在“左”倾观念的影响下，中方对“独立宣言”做出了负面评价：“声明进一步暴露罗党领导的修正主义本质，并自我揭露了伪装中立的面具”，［29］中方还致信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你们一面呼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又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问题上，参加了公开论战的行列。请问：你们这样做，把你们自己放到一个什么地位上了呢？”［30］ 

　　与此同时，“独立宣言”在罗马尼亚和国际学术界却有着极高的声誉。罗马尼亚问题专家费希尔—盖拉蒂认为，由于“独立宣言”的发表，“乔治乌—德治，他的政权，甚至罗马尼亚自身，被罗马尼亚人民和国外敏感的观察家视为国际社会受尊重的成员，视为国际共运中的‘第三种势力’”。［31］罗马尼亚学者莱泰甘也说：“这是第一次一个小党要对有关共产主义的大问题发表意见，敢于与大国以平等的身份对话”。［32］美国学者沃茨干脆誉之为“布加勒斯特之春”。［33］“独立声明”起草人之一——米齐尔则认为：“以1964年宣言为基础，在1965年后，形成了罗马尼亚自己的政策。它创造了一段非常好的时期，对国家特别有利……它给国家带来了威望和主权。在这个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罗马尼亚国策由其他国家或者国际机构来规定或决定。罗马尼亚国策在这里决定，在布加勒斯特，由国家合法领导机关决定，由这些机关里在这个时期所选举的人来决定。一个庄严、有国家责任感的领导层，这是1964年4月宣言最主要的成果”。［34］ 

　　“独立宣言”的发表，是罗马尼亚第一次公开地、全面地论证自己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首先由罗马尼亚介入中苏关系，并因坚持中立立场而得到充分展示。由于罗马尼亚介入了中苏关系，中罗苏三角关系初步形成。中罗开始形成特殊的密切关系，双方相互支援，相互配合，联手抗苏。 

　　1964年6月，乔治乌—德治曾邀请中国大使刘放赴家宴，与他长谈了六个小时。告诉他，今后可每周一次面见工人党中央负责人，交流情况。［35］中国外交部遂向中央建议“我们对罗反对赫修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应该给予积极的支持”。［36］不久，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领导人佐佐木更三等人时谈到了罗苏矛盾，以此声援罗马尼亚。日本媒体披露了毛泽东的谈话：“罗马尼亚代表团，到这里进行工作，希望停止论战。但是，在这个代表团回国以后，罗马尼亚和苏联打起来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在于，某大国企图控制几个小国。如果一方面企图控制，另一方面就必然要反对。目前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就是美苏——企图控制全世界。我们能够赞成这种做法吗”？［37］1964年7月底，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波斯托尔和波德纳拉希约见刘放，表示“特别要感谢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目前在‘四面受包围’的处境中，解决我们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难题，表示给予支持”。［38］1964年8月23日是罗马尼亚解放20周年纪念日。中国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到罗马尼亚参加了庆典，路透社评论说：“中国今天庆祝罗马尼亚解放二十周年时所表现的热情，比对其他任何一个东欧国家今年的国庆节所表现的热情都要大得多”。［39］ 

　　早在1963年罗马尼亚工人党就明确表态，今后不参加没有中国参加或旨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对于赫鲁晓夫执意要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坚决拒绝参加。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改为在1965年3月于莫斯科召开26个党的协商会晤。中国以该会晤旨在制裁中国、分裂国际共运为由而坚决抵制，罗马尼亚等七党也表示拒绝参加。莫斯科三月会晤最终如期召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式分裂，中苏论战也进入了新阶段。不久，乔治乌—德治病逝，齐奥塞斯库接任，奉行更加独立和中立的对外政策。1966年，勃列日涅夫和周恩来先后对罗马尼亚进行访问，都未能对罗马尼亚产生较大影响。此后，苏联的对外政策走上了霸权主义之路，国家发展渐入歧途。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却经历了近10年的黄金发展时期，其外交上的成就更是举世公认。 

　　总体讲，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前，罗马尼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分散了苏联对中国的压力，中国也希望借此分化苏联阵营，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苏关系的破裂。但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罗马尼亚的中立反而激发了中国的“反修”斗志。此后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给两国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