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崇温研究员专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您是国内学术界开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由您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已出版译著和著述几十本，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这套书翻译、出版20周年。20年再回首，请您谈谈当初是怎样引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徐崇温：1977—1978年间，胡乔木同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来主持工作后不久，中央领导同志委托胡乔木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一份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材料。但是当时国内却没有多少人了解这一思潮，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当时我在哲学所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工作，曾经粗略地接触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胡乔木知道后，要我系统地整理一份东西出来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份6000字的材料交给了胡乔木上报中央领导同志。此后，因为有关部委和一些高校都要我去讲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促使我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系统、深入地开展起来，临时性的政治任务成了我在一段时间内的专业。1982年，我出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1989年开始陆续出版我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组织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原因，还要提及当时学术界提出的应该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的逐步深入，一些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人，也倾向于把它看做“打着新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而一些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则倾向于把它看做就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甚至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的道路就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改革之路。怎样解决这个在认识上的分歧？我觉得有必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原原本本地介绍到国内，让大家更加真切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刚好，重庆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样一套书，于是，从1989年开始，就陆续推出这套丛书，到1997年，一共出了42种，其中绝大部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

　　记者：这套丛书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世界，您自己怎样具体看待您主编的这套丛书的学术意义呢？

　　徐崇温：我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把对外开放这项基本国策贯彻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去。在当时的条件下，社会科学领域其他学科都还没有像我们这样搞，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有这么一大批图书推出来。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是符合中央的精神的。第二，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代表作原原本本地介绍到了中国，原汁原味引进对开阔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视野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三，国内学者可以通过比较研究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们通过比较后会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究竟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间有哪些不同流派，各个流派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只有通过比较才能鉴别，才会明白事情的本质。同时，也可通过研究原著，了解真相、消除想象、误解和由此产生的分歧。

　　记者：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请问您如何评价当前学界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状况？

　　徐崇温：最近二十多年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一开始研究力量非常薄弱，对国外学术界的动态和社会思潮情况基本上知之甚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许多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在大力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科学的其他各个学科和专业也都在谈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也在扩大

　　第二，研究范围不断扩展，深度不断加深。我们刚开始翻译和研究的时候，主要以五月风暴发生之前出现的五个主要流派创始人的基本观点和代表作为研究重点。以前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西欧国家，很少涉及英美等国。现在不但包括英美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而且还包括日本、加拿大和拉美等许多国家。值得强调的是，现在的研究还努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在一起，最典型的例子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努力与我国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对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也努力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联系起来。

　　记者：在今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您认为有哪些方面值得中国学者特别关注呢？

　　徐崇温：目前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是：

　　第一，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评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有些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源多流的。这个源是马克思主义，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主义等各种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存在用马克思主义来评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从学说的层面来说，即使某种观点开始时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也并不等于说它在尔后的发展中始终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持多元论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否定判断标准。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用多元论的观点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就必定会使指导思想多元化、损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第二，要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观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它提出或重申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遭到忽略或偏离的问题。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中，曾经以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准绳，猛烈抨击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正统趋向”，既没有吸取唯心主义的能动方面，也未从主体方面把对象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再如，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提出了宏观的革命和微观的革命的问题，批评矛头指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宏观的革命和人民大众的微观的日常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和个人解放的同一性问题。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毛病是它的指导思想有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用现代西方的某个唯心主义思想流派的精神去解释、发挥、结合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有的同志问，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国外不能讲马克思主义本国化？应该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理论如果不和实践相结合，理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西方马克思主义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法国化或者美国化，而是把两种不同的哲学世界观结合在一起，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因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与世界观的折衷混合不可同日而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产生的是社会主义的统一性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切合各国实际的多样性，而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不同流派的思想精神结合起来，产生的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真理多元化。

　　第三，要用马克思的思想来判断后人建构的解释路向是否符合马克思本意，而不能倒过来，把后人建构的解释路向说成就是马克思的真精神。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大体上有三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路向：第二国际用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受普列汉诺夫很大影响的第三国际，以探讨精神物质孰先孰后为宗旨，以主客两分为特征去看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直观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认为马克思超越了近代西方的形而上学，即心物对立，主客两分。

　　如何来判断这三条解释路向的对错？我认为，我们应该根据马克思本人的基本观点来判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讲他的方法的基础是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原著清楚地说明了他虽然反对直观唯物主义，但他还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个反对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者，而并没有超越什么“心物对立、主客两分”。马克思还把他的这种唯物主义立场贯穿到他对一系列问题的观察和处理之中。我坚持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包括两个基本点：首先，强调人的连续不断的劳动和创造是整个现实感性世界的基础，把实践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因此要求人也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其次，强调劳动受自然的制约，强调自然界保持着优先地位。有人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实践本体论者，可是从马克思在长达几十年的这些有关世界观的明确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并不是一个实践本体论者，而是一位主张既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方面、也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事物的唯物主义者。

　　记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释路向应该如何评判？

　　徐崇温：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三个不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向的对错，应该用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世界观来加以评判。评判的结果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只看到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二个基本点，而没有看到其第一个基本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向只看到其第一个基本点，而丢掉了其第二个基本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对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反向歪曲。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在晚年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他在其生前最后一次会见报刊记者时，针对着“您今天如何评判您在20年代的著作”这个问题，卢卡奇怀着痛苦的心情坦率地回答说：“在20年代，柯尔施、葛兰西和我曾经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第二国际留下来的社会必然性和它的机械解释的问题。我们继承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解决掉它，葛兰西也许是我们三人中最好的一个，但是他也未能解决。我们都错了，今天如果试图搬出那个时期的著作，说它在今天正确，那会是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