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才告结束。“冷战”已经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美英日苏以及东欧各国大量档案的陆续解密和国际互联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前所未有的便利，可以站在后冷战时代的新高度重新考察和审视冷战的全过程。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学术研究机构的推动下，冷战史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相对分离出来，产生了被称之为“冷战史新研究”的学术潮流。“冷战史新研究”倡导的“国际冷战史”或“冷战国际史”的研究范式，在我国学术界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同。

　　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冷战史研究的现状

　　中国学者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的进展，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

　　(1)注重阐明东西方冷战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影响以及中国在东西方冷战进程中的作用。中国学者将冷战时代的中美对抗与中苏结盟、中苏关系破裂及中美关系缓和作为一个整体，展开对中美关系史和中苏关系史的系统研究。

　　(2）注重对东西方冷战中的热战和重大危机事件的研究，揭示东西方冷战的区域性特征和阶段性特征。例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朗危机、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台湾海峡危机、南亚危机、普韦布洛号事件等等。

　　(3）注重对东西方主要国家在欧亚区域的重大政策的研究，阐明东西方对抗态势的发展进程。例如：美国对德占领政策、美国对奥地利占领政策、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欧洲政策、苏南关系、波匈事件、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美日安全保障体制、美国对东南亚政策、英国的亚洲政策等课题。

　　(4)注重对冷战时代东西方经济关系的研究，阐明经济遏制政策在西方国家冷战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与政治军事遏制政策之间的互动作用。

　　(5)注重对东西方主要国家核战略的研究，努力揭示核武器在东西方对抗与东西方关系缓和进程中的意义。

　　(6)注重对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问题的研究，特别是注重阐明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关系。

　　应当说，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中国与西方国家学者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在史料学基础方面，我国学者已经能够系统地利用我国以及美国、苏联、英国、日本公开的各类档案资料进行原创性研究，在某些课题研究方面，保持着与西方国家学者同步的状态。在课题意识方面，我国学者越来越重视对国际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整理，学术研究规范化意识明显增强；更加注重对冷战史研究领域中的新课题或有争议的课题之研究，这些专题研究或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或深化了已有的历史认识。在研究方法论方面，我国学者越来越注重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个案研究中，政治外交史研究方法、决策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文献学考证方法都有所体现。这些特征标志着我国学者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

　　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对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的进展做如上观，并不意味着忽视在这一进程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首先，是现实政治关怀与学术追求之间的统一问题。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是我国学者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选择课题时的出发点和特色。然而，在注重现实政治关怀的同时，不能忽视学术研究应有的追求。其中，包括对基础史料的整理研究、对电子数据库文献与缩微文献、原始档案文献之间差异的考证、对新史料的发掘。在现实政治关怀与学术追求之间的脱节，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研究规范化的缺失。其次，一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课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譬如，朝鲜战争史研究是我国学术界最活跃、取得成就最多的研究领域之一。然而，我国学者至今没有能够像外国学者那样深入探讨朝鲜战争的国际性问题、朝鲜战争与日本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转变问题、朝鲜战争时期的“慰安妇制度”等课题。可以说，我国学术界对这些课题研究的滞后，反映了在对国际学术界研究动向的把握方面还有许多薄弱之处。再次，在专题研究方面，我国学者还没有能够在多边关系框架中探索东西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要课题，从而更加深刻地阐释战后盟国对战败国的占领政策与冷战的起源、冷战与非殖民化、冷战与发展主义、冷战的区域特征等冷战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这种局面，固然与我国学术界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的基础有关，更重要的是也反映了我国学者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某些弱点。客观地正视这些问题，对于推动我国学术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国际冷战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目前，西方国家有关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历史档案已经基本解密，70年代以来的历史档案正在陆续开放。这一趋向，不仅将使学术界继续深入研究20世纪50-60年代的东西方冷战史，而且还将推动学术界积极展开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西方关系发展进程中各种课题的研究。密切关注这些档案文献的解密状况，积极地展开追踪研究，是中国学者争取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中与西方国家学者保持同步状态乃至争取领先的基本前提。

　　国际冷战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是与多边档案资料比较研究和批判性的学术研究视野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取向将持续发展下去。欧美学术界的动向与研究成果将继续影响我国学者。我国学术界比较重视美英学者的研究动向，相对而言，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关注程度不足。日本学者在冷战时代美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研究这两个领域能够比欧美学者更熟练地使用亚洲各国的文献资料。在大型历史档案资料的整理方面，日本学者已经对美国政府多种解密档案文件进行分类整理，按照原文件格式编辑出版。关注日本学术界的动向和研究成果，对提高我国在美日关系史和亚洲冷战史研究领域的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冷战时代的主题，贯穿于冷战时代的始终。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国政府将和平发展作为长期战略。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应该加强对冷战时代美、苏、英、德、日等国家的重大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加强对美、苏、英、德、日等国对本国利益、集团利益在国际社会实现途径的探讨，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冷战结束以后，地区性矛盾更加突出。欧洲冷战的终结推动了亚洲地区的政治对话、经济合作、民主化进程，标志着亚洲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另一方面，亚洲冷战时期形成的矛盾，特别是领土主权方面的争端，至今仍然没有解决。亚洲地区矛盾的基本结构特征在后冷战时期仍然保留下来。因此，阐明亚洲冷战与后冷战时代之间的关联，也是中国学者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