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海外学者对中国政治的关注迅速升温，中国共产党也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热门主题。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托尼·赛奇指出，与西方世界的预测相反，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共产党战胜了各种风险与挑战并焕发出蓬勃生机，使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成为全球的主要参与者。总体来看，海外学者热衷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复杂挑战及其应对措施，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前景做出了各种预测，形成了一批丰硕的研究成果。

　　关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经历磨难挫折和战胜重大挑战中不断发展壮大。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各种复杂的风险与挑战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普遍关注。

　　（一）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与应对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进入新时代，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变得愈加重要。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高度分化，各种‘进口’的主义到处传播和横行”，这种状况削弱了部分党政干部对党的“认同感和忠诚感”。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傅士卓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正变得日益多元。环保组织、企业组织以及宗教组织等各种社会组织数量激增，形成了更加多样化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因此受到了影响。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弗兰克·皮耶克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受到资本主义和对外开放带来的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双重冲击，同时还有许多人选择信仰宗教来寄托精神生活。

　　海外学者认为，为了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各种新问题，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意识形态工作，在宣传教育等方面做出很多努力。英国伦敦大学学者曾敬涵认为，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支持。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威廉·约瑟夫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梦”等有关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同时也被写入教科书。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干部的思想教育，要求干部必须进行学习培训，并经常召开“理论工作会议”进行宣传。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全社会开展和宣传各种文明建设，包括“物质文明”（现代化和经济改革）、“精神文明”（文化自豪感、爱国主义、道德行为、遵守法律）以及“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是文明建设的“排头兵”，是唯一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政党。加拿大约克大学学者罗志帆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内的教育活动高度制度化，形成了一套固定程序，成为党内治理的重要工具，以实现教育和威慑的双重目标。中共十八大以来，不少海外学者发现，中国共产党各级党校的职能得到了强化，在对地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和行政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学者夏洛特·李认为，中国共产党利用各级干部学院和党校形成了全国性的组织网络，对党员干部进行知识上和能力上的培训。

　　此外，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并非局限于组织内部。德国洪堡大学学者约翰内斯·格舍夫斯等人强调，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并从中汲取了教训，其中一条就是僵化的意识形态会危及党的活力。因此，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这成为维系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可或缺的支柱之一。还有海外学者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得到了显著提升。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学者马克西米利安·梅耶认为，为了消除福山等学者鼓吹的“历史终结论”的负面影响，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对自身历史的叙事，把古代中国的文明历史整合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工作中。

　　总之，许多海外学者积极关注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并对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与时俱进进行了概括总结，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持续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的守正创新，极大地提升了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伟大社会革命相比，党的自身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匹配、不适应的地方，一些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进入新时代，部分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兰斯·戈尔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布鲁斯·迪克森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将入党动机不纯的人排除在外，那么党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声誉都可能会遭到削弱。

　　许多海外学者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例如，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思德认为，与意识形态相比，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国家整合和决定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方面的重要性愈加突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也发生了积极变化，干部队伍更加年轻化且受过良好教育，其中高达88%的局级以上干部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行政机构和职位布局的设置、官员的任命和调动等复杂的干部管理制度，使干部人事管理日益精细化，有效地遏制了党内利益集团的形成。布鲁斯·迪克森发现，为了保证党员质量和组织的纯洁性，中国共产党对组织发展采取了更加严格审慎的态度，如中共十八大之前党员数量每年保持约3%的增长速度，但进入新时代增速仅有1%。

　　许多海外学者还发现，组织基础的不断扩大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进入新时代，社会组织、私营企业甚至是外资企业中纷纷建立起党组织，组织覆盖面不断拓展。郑永年认为，在中国，政治开放性主要是通过政党组织来实现的。作为革命党，政党依赖于特定的阶级和阶层的支持；而作为执政党，政党则需要凝聚所有阶级和阶层的支持以获得最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转变十分迅速，成为社会各种利益的组织者和表达者。兰斯·戈尔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干部管理、基层组织等关键领域均做出了重大改革，其中多数集中在干部管理体制方面，如包括干部选拔、考察、晋升、评价、激励等；中国共产党各个层级的干部都必须经历培训、具备其职位所应有的专业知识、经验和才智；政治忠诚和人格品质与领导才能一样受到重视。有学者重点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考核制度，认为用于评估政府官员绩效的人事管理制度是促成中国共产党保持“韧性”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共产党对干部考核制度进行了改革，如省级政府绕过地市级政府直接评估县级官员的“越级联动”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层级治理结构，加强了对地方干部的监督。还有学者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后备干部制度的缘起、发展及其影响，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精心选拔和锻炼培养了一支政治立场正确、具有年龄优势和卓越行政能力的群体。该群体担任重要的党政领导职务后，将会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自觉抵御西方自由化的侵蚀。英国牛津大学中国政治研究学者帕特里夏·桑顿则强调，民主集中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可塑性和适应性治理，对于理解由中国共产党推动的当代中国政治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韧性和适应性的政党，政治体制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可塑性。

　　进入新时代，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党员发展、干部培养、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中共百年辉煌可从其自身建设方面探寻答案。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总体来看，进入新时代，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是反腐败斗争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海外学者普遍认为，腐败问题将影响民意并有可能削弱政权的稳定性。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尼拉·墨宁认为，不论是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腐败都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多数海外学者高度肯定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并认为反腐败依然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首要而紧迫的工作。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魏昂德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确保了中国能够维持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结构，这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稳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刚认为，进入新时代，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不仅中共中央的权威得到了加强，同时也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高压反腐，遏制了腐败发展成为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经济发展的致命性危险。马尼拉·墨宁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除了持续时间更长、覆盖面更广的显著特征之外，还体现出鲜明的制度特征，将反腐败的矛头指向产生腐败的机制，如大幅度废除或减少行政审批事项。这种完全不同于简单发布法规或禁令的做法，成为遏制腐败的重要手段。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专家本·希尔曼指出，除了强力的反腐败斗争之外，近年来中国共产党还发起了针对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扫黑除恶专项运动，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不仅消除了各种潜在的威胁，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还有学者基于2006—2017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反腐败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及其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反腐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还起到了抑制环境污染的作用。

　　二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海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他们对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巴里·诺顿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面临的压力包括：劳动力增速放缓甚至是逆转，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浪潮开始消退，工资水平长期的稳步提升以及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等。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政治研究专家戴慕珍认为，一些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逐渐消失，如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受到动摇，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不复存在，环境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人口老龄化导致医疗卫生保障压力越来越大，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与户籍制度之间的矛盾等。许多海外学者强调，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而且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巴里·诺顿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尤为显著的是成立了以习近平为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改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专门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清晰地表明中共中央决心解决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长期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美国丹佛大学中美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指出，中国领导人不仅要将中国的增长模式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变为高质量的内部发展，而且还要建立对国家权力机构的制度性检查和责任追究机制；这两个方面的顺利过渡将使中国模式立于不败之地。中国民众也因此非常支持改革和拥护政府。

　　三是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是海外学者广泛讨论的研究主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如何在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这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校长克劳斯·缪尔哈恩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紧张和冲突也在上升，经济不平等、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腐败和环境等问题容易引发社会不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指出，在这种背景下，维持社会稳定的压力越来越大。公共安全支出的显著增长和维稳机构的不断健全也反映出国内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布鲁斯·迪克森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和回应民众的意见，满足民众物质利益上的需求，因此不断巩固和加强了党的权威。傅士卓发现，中国共产党增强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构建“服务型政府”。中国共产党在强化社会稳定的同时，还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赢得了民众的支持。美国道尔顿州立学院政治学教授郭宝刚则认为，中国当前的治理体系改革使中国国家体制朝着制度化、合理化和合法化的方向不断迈进。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使党的机构与国家机构密切融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政党主导下的治理模式。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同时保持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这些积极变化得到了海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关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前景的研究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指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表明，实现发达国家的高水平生活，并不必然需要西方国家竞争性选举和国家权力的党派轮替。他强调，一些海外学者在预测中国发展轨迹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屡屡碰壁，这种情形应该让那些敦促中国发生改变的人进行反思，他们往往执着于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和先例。多数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前景持积极的乐观态度，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灵活的治理能力、强大的适应能力和更高的回应能力，能够有效地克服面临的各种复杂严峻的问题与挑战。

　　一是海外学者认为显著的绩效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布鲁斯·迪克森指出，尽管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问题突出，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通过政策调整很好地应对了这些问题。他强调，中国民众并不渴望西方的民主制度，他们不是根据竞争性选举来定义民主的内涵，而是更看重民主的实质和结果，如治理能力的改善、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质量的提升等。长期经济发展不仅显著提高了中国民众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而且使上亿人得以摆脱贫困。此外，中国共产党极大地改善了公共物品的供给，尤其是在医疗保障、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覆盖贫困老弱群体的社会福利政策等方面，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相信其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仍会不断提高。布鲁斯·迪克森认为，中国不存在西方语境下的“公民社会”，不会发生西方国家预期的自由化改革。当然，部分中国民众可能会对环境、食品安全、医疗和教育成本及质量等问题表达不满，但是中国民众不满的焦点一般是政策的执行不当，而非政策本身。

　　二是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的治理模式凸显其制度优越性。兰斯·戈尔认为，中国政党主导型治理模式具有显著优越性。他认为，政权合法性可以通过竞争性选举以外的方式实现。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竞争性选举在塑造合法性方面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就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政府中的结构、党员融入社会和经济的方式以及免受西方竞争性选举的影响等，都有助于建立健全问责机制。与此同时，中国有效避免了困扰西方国家的许多难题，如政治分裂、决策瘫痪、政客的短视、公共政策的不一致以及否决型政体等。兰斯·戈尔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领域的优势都有助于其成功发展，如快速适应和长期规划的能力；资源动员、政策协调以及政策试点的能力；有效的国家领导；持续回应民众诉求；在快速变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追求政策和制度灵活性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等等。他认为，以西方国家经验为中心的主流治理理论未能充分涵盖这些领域。中国的经验表明，上述领域的动态流动性无法用静态的西方民主模式来分析。中国治理模式的结果好于预期，表明中国的经验或许有助于解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理问题，而并不需要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也面临严重的治理危机的背景下。

　　三是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制度方面的积极变化使其永葆生机。如柏思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十分庞大，每年都有数百万的新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规模的不断壮大，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衰落的观点。他还发现，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升其治理能力等，这些举措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适应性的组织。美国学者史蒂芬·汉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展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韧性，适应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带来的剧烈变化。这其中一个关键举动就是权力下放。中共中央将很大一部分政府资源和自主决策权下放给省级与地方官员，使地方政府成为地方发展的主要决策者和维持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同时中国共产党很好地解决了权力下放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例如，通过可量化的工作绩效标准来选拔干部，促使他们根据中央决定的任务调整地方政策。英国伦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曾锐生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日益得到完善，党内整风和反腐败工作建立了常态化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党和国家机构之间的职能分离；使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实现了从消除贫困到打击腐败的重要目标；集中国家资源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协调性、抗冲击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等等。这些措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四是海外学者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反腐败成就赢得了民众的高度信任。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蔡莉莉等指出，从手段上来说，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表明了中国政府的能力；同时从道义上来说，反腐败的惩罚措施代表着道德承诺。她发现，民众往往对严惩腐败的地方官员持积极态度。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卡罗瑟斯认为，中国共产党推动的反腐败斗争加强了中共中央的权威，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总之，中国共产党利用了其制度优势，而不是模仿西方民主，成功地克服了腐败这一严峻的挑战。芝加哥大学教授杨大利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克服过各种危机与挑战，谋求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建立在法治之上的治理，努力提升国家机构的行政效率，逐步解决空气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等等。他指出，近年来一系列调查显示，80%—90%的中国民众信任中央政府，这种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在其他国家十分罕见。

　　五是海外学者认为政府对民众诉求的高水平回应使中国民众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曾指出：“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不断地对公民的选择做出响应”。布鲁斯·迪克森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民众的安全问题等诉求均给予了回应。斯坦福大学学者詹妮弗·潘等进一步讨论了政府回应的发生机制。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有着超强的信息收集能力并对社会诉求做出反应。这些信息可能来自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也可能受到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的影响，如政府网站论坛上的反应等。不论哪种形式，民众都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政府高水平的回应则有利于缓解社会紧张局势和维护政治稳定。

　　总之，进入新时代，显著的绩效、治理模式的优越性、党在组织和制度上的积极变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以及不断回应民众诉求等，使很多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少数海外学者长期秉持唱衰中国的悲观主义论调，鼓吹中国或将步苏联后尘向西方民主转型，或是发生所谓的“延长式衰落”而陷入停滞，他们的研究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对海外学者相关研究的评析

　　综观新时代十年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可以发现其研究具有以下一些显著特征，如积极评价政治领袖的卓越贡献，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以及重视中国特色和中国传统的影响等。海外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借鉴，但是对于其中的某些错误观点则需要加以辨析和批驳。

　　（一）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主要特点

　　首先，海外学者强调了政治领袖的突出贡献。如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称赞习近平是一位“强大领袖”，作为国家的掌舵者，他对国家的日常事务进行直接领导，并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基层的发展。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易明认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领导中国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如打击贪污腐败、应对环境挑战、推动经济改革、确保党的理念在中国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全面生根等。她认为，习近平开启了“第三次革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布兰特利·沃马克认为，在习近平成为总书记时，面临着反腐败、加强党的领导、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法治建设等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在第一个任期里，习近平就通过特有的领导风格在上述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以色列中国研究学者尼姆罗德·巴拉诺维奇认为，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强大的领袖往往能够更好地凝聚党内共识，能够建立起中共中央的政治权威。如习近平多次严肃批评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并领导了持续性的反腐败斗争，净化了党内的政治生态。他还强调，习近平全党核心地位的确立是普遍共识的结果。克里·布朗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发展模式重写了已知的现代化模式。在习近平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政治信仰，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成就即将实现，而只有中国共产党在保持组织的统一和纪律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通过提出“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重要概念，绘制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并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其次，海外学者开始重视中国特色和中国传统。一方面，对于海外学者来说，中国的政治发展对西方既有的分析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德国特里尔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韩博天认为，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方式犹如一只“红天鹅”，“对现有的社会学理论提出了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韧性，加上快速增长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国民经济，使得中国成为一个非同寻常而又难以预测的重要案例。中国潜在的巨大冲击不仅会影响世界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分配，也会影响全球关于发展模式的讨论。用社会学方法论的术语来说，中国罕见的发展轨迹‘无论是作为自变量还是作为因变量，对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就此点而言，“中国对政治变迁的传统理论和模型都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布鲁斯·迪克森等许多学者认为，西方政治转型的经典理论——现代化理论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因此，一些海外学者开始探讨文化因素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如郑永年认为，海外学者往往将中国共产党置于西方政党的发展经验而非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文化不仅仅是治理社会的工具，同时也重塑了党的自身结构。近代以来，尽管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但是许多文化元素仍然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例如开放性、基于功绩的政治竞争以及有序参与等都内嵌于中国的政治传统之中，同时也体现在当前的政治实践之中。

　　最后，海外学者倾向于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宏大的历史视野尤其是广阔的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之下进行分析。2021年11月，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指出：“党中央认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需要研究的问题多”，因此，“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宏大的历史视野使海外学者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各种挑战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逻辑。例如，韩博天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变化和不确定的环境下维持治理的主要方法可以追溯到其早期的革命经验，这些治理技巧深受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思想的影响，他们将政策制定视为一个不断变化、解决矛盾、持续试验和随时调整的过程。这些治理技巧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这与其他政体更倚重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治理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二）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优点与不足

　　海外学者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中不乏一些真知灼见，例如，有关中国共产党如何与时俱进，不断做出积极变革的深入思考，有助于我们拓宽学术视野，深化已有研究，并深入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态度。戴慕珍等认为，未来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包括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以及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加强法治建设等。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怀默霆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利润，完善市场改革；二是优化人口结构，以降低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三是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城乡教育机会均等，培养一支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队伍，有利于开展国际竞争。托尼·赛奇也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问题，但这不意味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无法实现，而是表明需要采取正确而灵活的政策。他强调，如果政府能够很好应对环境和经济增长等重要问题，就不会发生严重危机。

　　但是，少数海外学者的研究明显是政治偏见多于学理分析，主观臆想多于事实判断，完全无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积极变迁。如“中国崩溃论”的代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一方面承认中国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能力，但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鼓吹“革命”不可避免。此外，那些宣称西方民主是中国必然归宿的论断也存在逻辑谬误。甚至连“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福山也承认，“民主在中国获得了广泛支持”“许多人并不反对整个体制”，而且对政府保持高度信任。

　　以布鲁斯·迪克森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的不足之处是把中国共产党视为一个消极的“反应性行为者”，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将不断变化的环境置于控制之下的能力。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具有不断提升自身水平以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积极应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挑战，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重要领域主动进行改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认为，中国共产党保持蓬勃生机的原因在于能够不断地探索新的机制、制定新的法规和政策以解决问题。不论海外学者认同与否，中国某些方面的制度性进步十分深刻，甚至比外部世界所感知的还要更加民主。通过与时俱进地对社会变迁做出积极调适与回应，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稳定地维持其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在分析过程中都本能地将中国置于“民主”的对立面，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制度化之间存在内在张力，制度化水平仍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等。

　　总之，2012—2022年海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涌现了丰富成果，研究主题广泛、视角开阔、方法多样。他们多数肯定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如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自身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以及执政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等，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但需要指出的是，海外学者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偏颇，部分论述也与中国国情相去甚远，因此，我们需要对海外学者的研究秉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保持应有的警惕和鉴别力。

　　［作者简介］倪春纳，法学博士，副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