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旨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来加以阐述，并通过这种阐述来指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于当今史学研究的重大意义。由于这一主题本身的性质，所以虽说整个探讨是以方法论为核心的，但它仍须在一方面涉及方法论的存在论（ontology）基础，在另一方面通达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因此，我们的讨论将既是哲学一方法论的，又特别重要地包含着哲学与史学（特别是史学理论）的积极对话。

　　这种对话的重要性就在于：正像当今一切执科学之名的历史学不能不深思其方法论的前提（或预设）一样，任何已为真正的历史原则所贯彻的哲学不能不通过历史学的实践来考验其方法论，并通过与史学的持续对话使其特有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充分显示出来。然而，长期以来，一方面由于哲学与史学的疏离隔绝，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形而上学特别地强化和巩固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蔽而不明的。它或者被当作形而上学的“强制结构”（固定模式、先验框架），或者又被看作是完全无批判的实证主义——而这彼此相通的两极似乎就被调停于“经济决定论”这种粗陋的唯物主义之中。如果说，明智的和深思熟虑的历史学确实有理由拒绝接受这种粗陋观点的话，那么我们要说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离开形而上学的强制结构就像离开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一样遥远——它既不是二者之一，也不是二者在任何一种形式上的“混合”。不过在这里立即就提示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即真正深入地阐明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这样的特殊语境下，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特征突出地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方面：（1）社会现实的发现；（2）总体性的观点；（3）具体化的路径与实行。如果说，在后面的全部讨论中我们将更多地从黑格尔哲学开始，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第一，这三个方面之初始的——同时也是颠倒的——形式首先较为完整地出现在黑格尔哲学中；第二，这三个方面的方法论特征最初——并且始终——是在与主观思想的对立中显示自身的，而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最有特色之处正是它对主观思想的全面批判；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最为切近地联系着黑格尔哲学，它在一切确立自身的肯定方面都表现为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的脱离。

　　一、社会现实的发现

　　在西方历史学的传统中，历史学“自律性”的要求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迅速高涨起来。正像力图自律的历史学在一个方面要求彻底摆脱自然科学的规范一样，它在另一个方面要求坚决地拒斥哲学一形而上学。那种拒斥哲学的呼声在兰克的“如实书写”（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中找到了自己的纲领，并使之在历史学的实践中得到了贯彻。按照这一纲领，历史学的本质就在于确立客观的事实，或客观地确立事实；而这里的客观性就意味着历史的“真相”或本来面目是既与的或直接被给定的，意味着历史的叙述要摆脱叙述者的情感、欲望和意志等等，并且不提出任何法则，不作任何判断。

　　这样一种历史客观主义在历史学的实践中取得了无可置疑的部分成功，并且作为一种基本的观念形态——或者以其较为精致的形式，或者以其较为粗糙的形式——至今依然对历史学具有普遍的支配力。然而，如果说伴随着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进展，这种历史客观主义已然暴露出其全部的天真性，那么，对于一般的历史学观念来说，就不能不面对由上述天真性而引发的那些基本问题了。这里的问题首先是：那种拒斥哲学的观念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是完全脱离哲学的或非哲学的？并不需要太多的深究就可以表明：上述那种疏离哲学的主张实际上不过是另一种哲学罢了——正如恩格斯或怀特海多次指证的那样，那是一种反对哲学但却缺乏自身反省的哲学，而这种哲学的主导形式就是实证主义。于是进一步的问题是：对于实证主义的历史学来说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事实”概念，究竟应当怎样来理解呢？按照实证主义的知识论，事实就是某种在知觉中直接被给定的东西；因此所谓事实，就是指直接经验的事实，亦即在它们发生时可以被直接知觉到的事实。同样并不需要太多的深究就可以表明，历史事实（或在历史学中的事实）肯定是与此不同的。柯林武德举例说，公元2世纪的一项事实——罗马军团开始完全从意大利以外征集，并不是可以在知觉中被直接给定的；它是经由一种按复杂的准则和假说体系来解释资料的过程而推论出来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心安理得地满足于科学事实和历史事实的错误类比，却从来没有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难题：“历史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历史学家怎样而且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够知道现在已超出回忆或复述之外，所以对他就不能成为知觉对象的那些事实呢？”（1）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详尽地展开这一问题的现代讨论，但这一问题本身却把我们带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答案上去。这个答案是：历史事实只是在社会现实中构成并通过社会现实而显现出来，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归根到底不过是社会现实的客观性；因此，历史科学的真正任务就在于切中并把握社会的现实，并从而揭示历史事实本身的客观意义。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答案从根本上来说不仅远未被超越，而且理应成为真正科学的历史学——批判地检审其前提的历史学——赖以取得积极进展的实际开端。即使是对马克思的存在论颇多微词的海德格尔依然声称：“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2） 在另一处，他又说道：现今的“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它们完全误解了我们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3）

　　所谓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就是社会的现实，而社会现实的首次绽露是与黑格尔哲学相联系的。因为比较切近地说来，正是黑格尔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范围内，第一次把理解社会现实作为一项科学（wissenschaft）的任务标举出来，并使这一任务的实现成为可能。这样一种说法也许会使常识或一般的理智感到困惑：难道看到现实还需要有人来教导吗？难道现实不就是事实或诸事实的集合吗？我们直接知觉到的某种现成之物，或实际经历过的各种事件，难道不都是真正的现实吗？不，不是的；在这种通常的情形下，真正的现实根本还没有出现，而且根本不可能出现。用一个比拟性的例子来说，历史上“现实的”克伦威尔或拿破仑将在何处出现呢？如果我们以为现实仅只是诸事实的集合，是我们直接知觉到或实际经历过的事件，那我们可真要相信克伦威尔或拿破仑的“现实”是掌握在他们的仆人手中了。因为这些仆人不仅知道他们的无数故事，而且还直接知觉到全部真实的细节，包括他们的逸事、嗜好、隐私、个人趣味或动机，甚至还有鲜为人知的怪癖。所有这一切的集合难道就是历史上现实的克伦威尔或拿破仑吗？毋宁说，在这种集合中历史的现实仍然是完全被遮蔽着的。“仆人眼中无英雄”，说的就是真正的现实隐而不显，相反却只是以全部历史细节的真实性来伪造历史。所以黑格尔曾尖锐批评“实用主义的”写历史的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只不过是“学究式的小聪明”，它完全抹煞并歪曲了对历史人物的真实认识：“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家幻想着他有理由并且有责任去追寻潜蕴在这些人物公开的显耀勋业后面的秘密动机。这种历史家便以为这样一来，他愈能揭穿那些前此被称颂尊敬的人物的假面具，把他们的本源和真正的意义贬抑成与凡庸的人同一水平，则他所写的历史便愈为深刻。”(4)这种实用主义的治史办法，是终究要把历史弄成某种“秘传的心理学”的。

　　由此可见，所谓现实，特别是构成历史之本质性一度的社会现实，并不是现成的、直接被给予我们的东西。如果说，从康德的时代起我们就知道经验对象不是“既与的”，而是被构成的，那么，社会现实的最初绽露并且开始同我们照面，则首先是由于黑格尔的伟大功绩。在《20世纪的哲学基础》一文中，伽达默尔把20世纪的哲学主题理解为继续批判“主观思想”这一任务，而对主观思想的批判也就是社会现实的发现——这两个方面真正说来是从黑格尔哲学的遗产发源的：“因为黑格尔哲学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进行清晰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5)

　　从伽达默尔的这个敏锐而且正确的判断中可以理解到：主观思想乃是把握社会现实的基本障碍，是它的“永世的仇敌”；只要主观思想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就不可能有社会现实的积极绽出，这个领域就将仍然是极其晦暗的。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主观思想（或主观意识）的观点在所谓“反思哲学”中集中地表现出来。“反思通常是以主观的意义被认为是判断力的运动”。(6) 这种抽象的“外部反思”，是作为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仅仅知道如何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却完全不知道如何深入于特定的内容之中，如何在此一深入中切中内容的真正客观性。因此，作为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从来不可能触动并揭示出社会现实，相反却使之完全被掩盖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外部反思只是在“玩弄抽象空疏的形式”，而完全疏离于作为现实性的内容，即“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实质（Sache）”。（7） 这种外部反思，在黑格尔看来，不过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并且不过是浪漫主义思想及其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

　　主观思想—反思哲学的这种无内容的抽象性和空疏性，在所谓道德哲学中获得其突出的反映。在黑格尔看来，与其说道德意味着某种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反思的内在自由的情境，毋宁说，道德即在于按照某个国家的习惯生活。黑格尔的这个“颇有些粗鲁的简单公设”初看起来确实有点令人惊讶，但却内在地蕴含着客观精神的概念，而客观精神又在为绝对精神的超越中获得其哲学的证明。不难看出，在这里形成鲜明对照的正是康德的主观主义和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对于后者来说，“客观思想一词最能够表明真理”；（8） 而这种客观思想的存在论（ontology）根据就在于：思想不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且是事物的自身（an sich）。同样不难看出，按照客观思想的立场，康德式的那种由反思而来的内在自由的情境，亦即意志是自己决定自己的，一切正义的和道德的行为均建筑在这种自由上面，如此这般的见解，由于完全弃绝现实的内容，所以只是纯粹空疏的理智；并且由于它仅仅从属于理智的抽象同一性，所以最终乃是纯全形式主义的。（9）

　　因此，作为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必将阻滞和中断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与此相反，在黑格尔看来，哲学以真理为对象，而这无非意味着，哲学的真正内容就是现实（Wirklichkeit）。既然“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所以哲学必然与现实和经验相一致。甚至可以说，哲学与经验的一致至少可以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的试金石。”(10) 按照这一立场，思想——客观思想——必指派自己深入于事物的客观内容之中，亦即深入于合理的现实之中。如果说，通常的主观意识的观点对于其脱离、歪曲和伪造现实的抽象性质还是完全懵懂的，那么，主观思想的古典哲学的极致——批判哲学——甚至力图从根本上论证思想之放弃现实的优越性：它颇为自得地把对现实、真理、理念的无知当成良知，从而以哲学之名关闭了通向现实的道路。批判哲学“确信曾证明了我们对永恒、神圣、真理什么也不知道。这种臆想的知识甚至也自诩为哲学。”(11)

　　如果说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就是社会的现实，那么，这一度的最初开启者就是黑格尔，特别是他对主观思想的全面批判，几乎构成其全部著作之正面观点的复调。为什么黑格尔的法哲学“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内容是实在论的”？为什么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不仅有康德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而且还有“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12) 其基本的根由就在于：黑格尔在瓦解主观思想的一切方面，都试图使作为本质与实存之统一的现实本身积极地呈现出来，从而开辟出一条要求深入于现实的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它或许可以被视为社会现实的“新大陆”对于历史理论来说的首次出现，并因而可以被视为历史理论中本质性一度的真正奠基。虽说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在其往后的发展中有不少新鲜的发明与收获，但对于执科学之名的历史学来说，这个出发点本身却是不可移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