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就其积极方面而言，可谓研究手段不断创新，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日渐丰硕。究其原因，从知识需求看，中华民族的迅速崛起，促使人们着力追索古圣先贤们思想和实践的足迹；从文化需要看，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呼唤史学焕发其内在蕴积的文化推动力；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看，中国史学历经20世纪以来百余年的探索，渐渐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然而，近20年的史学研究，成绩虽然突出，但问题也是存在的，因而反思尤为必要。理性的梳理与省思，有利于我们客观审视史学发展的基本轨迹、发展规律、共性问题、改革契机和未来出路，从而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更为充分地发挥史学的鉴往知来功能。

疏离“宏大叙事”语境下的琐碎化倾向

　　20余年来，反思历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之风俨然形成一股思潮。其积极影响在于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具体化、客观化和科学化，历史研究的空间也随之大大拓展。然而，研究选题的琐碎化倾向也随之出现。

　　考诸史学界反思和疏离“宏大叙事”学风的原因，盖有如下三端：一是不满足于过去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研究对意识形态的简单认同和机械诠释；二是试图弥补史学研究轻忽社会底层历史的疏漏；三是意在彰显呼声日高的史学学科化和科学化诉求。在明晰这些背景后，我们就会对反思“宏大叙事”语境下的史学成就和偏失有一个理性的评估。

　　关于“宏大叙事”问题的考察，关乎这样几对关系的处理：意识形态与学术诉求、个案研究与整体关照、由微见著与宏观把握等。这些关系的正确处理，有赖于史学研究主体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和日积月累的史学探索中用心体会。

　　研究对象的选择，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举其要者有：可据材料、学术趋向、社会需求、自身资质等。概而言之，研究对象似可分为二类：一是与学术主流吻合的热点问题。这类选题有时可依于常见材料，一般与社会政治的关联程度较高，容易引起学界及社会的关注，亦常引起学界深入而广泛的讨论。但其存在的风险是，倘若研究主体视角俗套、学力较弱，则易流于人云亦云，难有创获。二是疏离于重大问题的冷僻问题。这类选题往往有赖于罕见资料，其优势在于：独辟蹊径，人弃我取，人无我有，以奇以新取胜，易于就某一问题取得垄断性的话语权。但其弱点有三：1、罕见材料的获取，有时端赖机缘，非一般学人所能问津；2、缺乏必要的学术参照，容易流于自说自话；3、疏离社会政治，易使研究自限于象牙塔内。

　　从理论层面来看，史学研究对象的选择并无定规，研究者可根据自身条件、学术环境及资料占有情况自由选择研究对象，而且选题的多样化，一般可视为史学健康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然而，就操作层面而言，一定时期内的史学研究应该有其时代特征、人文关注和轻重缓急。也就是说，作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史学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既要考虑学术价值，也应考虑社会价值。准此而论，史学研究对象并非越偏越好，越奇越好，越小越好。我们追求史学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反对史学流于社会政治的附庸；提倡深入细致地研究历史具体问题，反对大而无当的研究选题和虚应故事的凿空之论。但我们同时必须强调，史学研究主体应该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具有“宏大叙事”的视野，不忘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关怀。史学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不应也不能依托于对社会现实的游离。更需强调的是，史学研究者在拒绝“宏大叙事”的高调自标中，不应把纠缠于细枝末节的研究取向当作关乎大道的名山事业。桑兵在论及分科治学下的学术细碎化与整体性问题时说：“历史既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历史的时空联系既然无限延伸，从任何一点切入，都必须探察联系无限延续的人与事，因而进入之前必须把握整体，进入之后须有整体观念和眼界，如此才能深入、适当。”（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3月第1版）此语可谓深中肯綮，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