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外延的（又称粗放的），二是内涵的（又称集约的）。所谓外延、粗放的方式是指重视投入，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实现经济发展；所谓内涵、集约的方式是指重视投入与产出的关系，重视科学技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来发展经济。这两种方式并非孤立的、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但是，它们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有不同的作用，处于不同的地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极其艰难

　　一般说来，在经济发展的初级、低级阶段，以外延、粗放方式为主，而在经济发展的中级阶段，逐步向内涵、集约方式为主转变；达到高级阶段之后，经济发展将始终以内涵、集约方式为主。在这三个阶段中，中间阶段最艰难，即由粗放、外延方式为主向集约、内涵方式为主转变是极其艰难的。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苏联经济在二战前后大约经过30年的外延式的高速发展，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明显降低，经济效益越来越差。对此，当时苏联经济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外延增长方式或者说粗放经济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从外延增长方式为主转向内涵增长方式为主。于是出现了1962年的“利别尔曼建议”和1965年的“柯西金改革”，力求推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这被视为离经叛道，遭到封杀。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苏共“二十七大”又确定了“生产的全面集约化”和“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然而，这种主张仅仅停留在文件上、口号上，并没有实施。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仍处于粗放经营，外延方式为主，始终没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每卢布生产基金产出的国民收入从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90年的28戈比，降低49.1%。

　　中国十分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早在1962年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就提出和阐明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初期，1984年刘国光在他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一书中，全面深刻地论述了“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增长的转变”问题。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十四大”进一步强调“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党和政府更加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呢？固然因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重要，但主要原因还在于转变发展方式的成果不显著、不理想。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10%左右，而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却在22%以上，高出GDP增速一倍以上，可见投资效益相当差。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1990年为37.1，而2007年降至26.0，降低30%。2009年降至9.5，降低74%，当然，这是经济危机时期的特殊情况。可见，虽然年年号召提高效益，转变发展方式，但事实上投资效益还是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