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联合主办的“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于2010年5月29—30日在苏州举行， 22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位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颁发了第二届“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主席团成员、原副院长）、David Kotz（美国麻省大学教授）、Makoto Itoh（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学士院院士）、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David Laibman教授（《科学与社会》杂志主编、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张熏华（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Michael Perelman（美国加州大学奇科分校教授）、Koycho Petrov（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保加利亚籍研究员）获此殊荣并分别发表获奖演说。

　  当前经济危机的成因与后果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理事、前东德副总理Christa Luft教授认为，金融资产长期过度的积累和国际化已经改变金融与生产部门间量的比例，致使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因素和瓶颈之间的关系向着由金融主导的模式发展，破坏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最终导致当前危机。解决危机的直接方法就是减少金融资本的过度积累。

　  英国中兰开夏大学Jenny Clegg教授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第一部类生产的投资过剩。随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作用不断增强，一个更加多极的世界将会抑制垄断资本攫取和积累剩余价值的能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最终只能通过各国不同产业增长在更广阔的全球范围内的协调和平衡，才能稳定地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认为，危机凸显出金融体系及其“有毒资产”难以根治，私有制公司治理弊端深重，贫富分化继续加剧，资本主义国家调节低效。上述经济迹象和走势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可能陷人长期动荡甚至生存危机。

　  David Kotz教授基于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认为此次危机的严重性有弊也有利。国家干预主义使资本积累危机相对缓和，进一步降低了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但由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资本主义积累危机的相对激化及其造成的严重经济危机的持续，其促进工人运动发展的效应可能最终会大于工人阶级力量被新自由主义削弱的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教授强调，危机可能迫使美国继续采取各种新老手段维护全球霸权，如果其他大国应对正确，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和美国世界霸主地位将从根本上动摇，必然引发全球经济秩序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动。

　  卫兴华教授肯定了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中国率先走出危机漩涡并重新走上快速发展轨道，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国有经济的中坚作用，因此要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重视壮大和发展国有经济，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与会者一致认为，这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推力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张与全球市场需求有限的矛盾。

　　 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

 　 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同时，本次论坛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和环境危机及其制度根源。

　　 日本东京农业科技大学Hiroshi Yoshida教授认为，生态公害根源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新技术（如婴儿奶粉或新药品）是引起生态公害的原因之一，大批量生产和大众消费使之扩大化和严重化。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就是资本的利润追求，而快速的经济增长及城市化又加剧了这些问题。

　　  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的Luis Jorge Alvarez Lozano教授指出，由资本积累驱动的“增长”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可以放弃这样的增长，要有放缓增长的计划设计和视野。这是向“持续增长”的神话发起的巨大挑战。

　  程恩富教授和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王朝科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层面对低碳经济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构建了一个解释低碳经济的理论框架，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技术创新、碳减排责任分配机制和消费文化等违背了低碳经济的要求。

　  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的生态矛盾，首先需要有自然观和社会经济制度观的根本转变。

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构想

　 墨西哥都市大学德籍教授Heinz Dieterich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的决定性问题：从三个方面确定我们的生活质量——生存的物质条件、生活的意义（超越意识）和我们的自决意识。通过物质道德意识、科学和民主参与的相互作用，满足正义、民主和有意义的存在。

　  美国佛罗里达棕榈滩州立大学David S. Pena教授认为，人类进步最大的威胁在于经济发展历来受制于资本主义，解决方法就是转向领先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21世纪社会主义需要率先协调好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的关系。(1)政治体制必须是人民民主制，需实行人民的政治议程。(2）经济体制必须发挥生产的功能，满足为实现人民政治议程所必需的基本物质需求。(3)培养恰当的国家文化特征，人民的文化必须创造一种强大的国家目标的共同感，同时要认识到与其他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4)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卢森堡基金会Christa Luft教授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要满足五个标准。第一，对旧的贫穷问题给出一个新的答案；第二，发展一个可持续和负责任的自然资源利用模式；第三，从为获取私人利润的剩余价值生产转向满足全世界人类生命需求（身体、文化和精神）的生产；第四，民主不只局限在政治领域，而且普及到其他社会关系中；第五，对GDP重新定义，人类进步的定性因素也应被包播在内。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李欣广教授概括了21世纪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精神、生态各领域的科学范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社会主义价值观，生态文明建设。其总体特征是：劳动者的解放与人文精神的弘扬相结合，体现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方向，体现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与人和自然关系上的平衡协调。

　  拉美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模式”

　  日本东京国家大学Michihiro Sindo教授提出，委内瑞拉、波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古巴四国的社会主义政策在其社会改造进程中都是具体而务实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必须经历长期的社会改造，在其过渡的初级阶段，这些政策是克服资本主义现有矛盾的社会主义因素。在21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这些政策可能会有对有错，但都将有助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主要在海峡两岸学者之间展开。来自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萧衡钟博十认为，除政府审批土地租赁承包以及控制国计民生的大型国企外，“中国模式”还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重、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并行三个特征。全球金融风暴正好反衬出“中国模式”存续的价值与必要，它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为有守、有所作为”的重大贡献与实践。

　  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也对中国经济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在中国复兴图强的历史环境中，发展经济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中央和地方政府渐进地推动对资源利用制度约束的放宽，使比较优势以及内生、外引的技术进步得以实现，外向经济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经济效率的提升决定了中国奇迹的产生。同时，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的做法带来了环境问题和社会公平的问题，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要构建有足够现实解释力的“中国经济学”，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权控制。

　  刘国光教授从“否定之否定”规律和历史唯物论出发，对“中国模式”的整体辩证关系提出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见解，如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论、公平与效率并重论、所有制和分配关系统一论、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论等，以推进“改革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

　  本次论坛发表的《第5届世界政治经济学论坛宣言》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义务帮助建立未来社会的发展框架，为此须实现以下目标。首先，加强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内部的团结、合作与交流，通过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来反思并超越各种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其次，必须激活人类的科学和伦理资源，并将其集中应用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向后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具体策略和方法上，同时必须让人民熟悉这些转型的工具。最后是行动国际化，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社会运动。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