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的特点

　　时至今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仍然是收集和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著述最完整的版本，它为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文本来源和根据，也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提供了最详尽的文献资料。中文1版发表了大量珍贵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从这些书信里，读者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身后留下的“放满箱子、纸包、包裹、书籍等等的这个阁楼的全部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32页）。中文1版所收录的科学参考资料就像一部大型的百科全书，为研读马克思主义思想真理、挖掘用之不竭的科学宝藏提供了可靠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具有以一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2版为母本，版本定位合理。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2版编译出版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是20世纪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版本研究和著作编译等方面最具权威性的机构。在那里，保存有8000多份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文献，其中1/3是手稿原件；在那里，培养了一批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笔迹辨认专家、文献研究与版本编排专家；在那里，始终保持着由第一任院长达维德·梁赞诺夫奠定的严谨而扎实的学术传统。这些条件保证了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质量和编辑水平，使其成为所处时代收文最全、内容最新、较有权威性的全集。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定位——“供广大读者阅读的”大众普及版——十分适合马克思主义普及化和大众化实际需要。数十年来，广大干部群众和研究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广泛运用充分表明，通过研究和学习这个宝库，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已经被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第二，强大的专业翻译队伍，集体智慧的结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的编译人员都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起经过多年培养逐渐成长起来的优秀翻译人才。他们怀着崇高的使命，在老一辈翻译家和理论家的精心指导下挑起了“代圣立言”的历史重担。同时，他们在译校的过程中还得到了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从而保证了译文的质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还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方面体现在，每一篇文章、书信和笔记，无不经过若干道工序、通过若干人的手，一遍遍地翻译和校订，可以说，每字每句都经历了“千锤百炼”。另一方面体现在，中文1版的译校工作还得到中央编译局局外专家的直接帮助。例如，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许多军事文章是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的专家翻译或校订的；著名数学家闵嗣鹤，物理学家张之翔，西方文艺史学家缪朗山，哲学家熊伟、朱光潜，翻译家李赋宁、许渊冲等许多知名大家都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的译文内容作过释疑，甚至译校。

　　第三，吸收前人成果，多语种的译校和审定。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公开出版的马列著作中文译本已经有530余种，像《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耳熟能详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已经有了经典中文译本。这些译本是真理的拓荒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留下的宝贵遗产，是一份沉甸甸的伟大成就。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的翻译过程中，中央编译局规定，凡已有中译本论著，在重新译校时都要尊重前人劳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只能改好，不能改坏”。此外，在对这些马克思恩格斯的重点著作进行译校的过程中，中央编译局还特别组织局内外的德语、英语等专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点著作按照经典原著的语言文字并参考其他文种进行了译校。例如，在重新译校吴亮平译的《反杜林论》时，以德文本为依据，同时参照俄、英文等译本反复推敲，相互验证，直到确有把握才动笔修改，从而在吸收原译本长处的基础上依靠集体智慧使原有译文质量有了新的提高。正是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的许多重要译著比较好地突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采，其中一些精彩的、经典的表述深深打动了无数理论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至今都为人称道。

　　当然，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主要是依据俄文版为蓝本编辑和转译的，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编辑学和文献学方面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这并不影响对马克思恩格斯基本观点、重大理论等问题的准确理解和有效运用，反而为我国自主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财富。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