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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中博:中西战略文化研究比较
发布时间: 2012-01-17    作者:朱中博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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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文化概念是美国学者杰克·斯奈德1977年在兰德公司期间,在对苏联有限核战略所做的研究中首次使用的。到1990年代中期,西方战略文化研究通常可以划分为三代: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机械决定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末期的工具论与20世纪90年代的“兼容并蓄主义”论。不过,这些研究在概念界定与方法论方面均存在诸多缺陷。

  中国战略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1997年,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李际均中将在《中国军事科学》杂志发表《论战略文化》一文,标志着国内学术界“战略文化”研究的肇始。此后,国内国际关系学界不少学者也开始对战略文化展开研究。

  其中,有学者试图以历史主义的方法梳理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大战略思想,并以整体主义的方式,宏观性地勾勒中国战略文化的核心框架。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方法论及概念界定,此类研究“科学性”较为缺乏,在概念上与第一代西方战略文化研究存在着相当大的重叠。亦有学者受西方科学行为主义的影响,将战略文化是否对国家行为产生作用与决策者是否被战略文化社会化联系起来。据此认识,研究者进行假设与检验设计,并选取孔孟类文献以及明朝诸帝实录进行分析。但这类研究仅仅基于文献的文本分析,回避或者说忽视了对中国相关王朝战略实践的分析,无法验证王朝决策者在战略行为中是否践行了他们所内化的战略偏好,从而使其结论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大战略概念界定:三种代表性理解

  大战略是个颇有歧义的概念,目前在学术界难有定论。国内有学者总结了三种代表性理解:首先,大战略是战争谋略,赢得战争要靠各种手段的综合利用和国家全部资源的有效调动。这种最传统的理解使大战略紧紧围绕战争展开。其次,大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这种见解强调,国家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种手段实现的目标不仅是赢得战争胜利,还应当包括国家安全。再次,大战略是国家战略,包括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它要求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以实现应对外部威胁、扩大影响和追求权力等目标。这种见解是对大战略最宽泛的理解。

  当前的战略文化研究中,对大战略概念的界定大多采用第二种解释,即将军事手段及实现应对安全威胁的目标视为大战略的核心内涵。对于研究中国战略文化来说,第三种理解虽然外延过于宽泛,但优点更为明显:这种理解使研究者便于从国内与国际、军事与非军事等多角度构建国家战略,而不必在研究时受更多的限定,从而陷入概念的陷阱——国内不少学者均持此看法。更重要的是,这种对于大战略概念的界定有助于全面判定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走向。因为这一界定不仅涉及一国如何应对威胁,还涉及如何不威胁他国,从而足以涵盖一国战争与和平时期的综合战略行为,对于判断战略文化之于未来中国战略走向的影响来说,也更具借鉴意义。

  研究方法批评

  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者在选择案例分析时,往往偏好于明代,有时候也将宋代涵括进来。这部分是因为这些时期的战略文献相对容易获得。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来说,研究一个或两个王朝的案例,存在个案异化或以偏概全的风险。因此,有必要选取多个案例进行研究。

   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以及明代,作为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战略时代。选择这些王朝强大时期或迈向强大时期(而排除其实力衰退期)的战略行为,分析它们在强大时期或强大前后所采取的大战略行为与决策过程,对于认识或判断未来中国强大后所可能采取的战略更具借鉴意义——因为强大时期相较于其他时期,无疑更能凸显一个政治行为体的战略行为与文化“本性”。

   此外,当前代表性的战略文化研究,其实证设计往往采取“文本分析—战略文化取向归纳——相关结论呈现”模式。报告人的实证分析,则先从战略行为检验开始,然后考察战略思维,最后考察战略思维的本源,从而得出关于中国战略文化特性的结论。

  有待深入研究与探讨的问题

   在战略文化定义中,行为与思想、物质与精神这两组不同层次的变量是否应该被同时纳入进来?战略文化对战略选择或行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限定性的,抑或只是工具性的?战略文化是否是恒定的,它是如何传承的?历代王朝之间是否存在强大时期战略文化的一致性,此种一致性在未来是否可行?尤其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传统的、封建的战略行为与决策模式是否仍然会被加以传承?

  ☆精彩交锋

   焦点一:案例选择只集中于汉族王朝,是否无法反映中国战略文化全景?

   回应与讨论:对更准确地检验及预测中国大战略行为来说,需要关注某些时期。就非实验性设计可能的程度来说,这些时期中,决策精英应隔离于西方战略文化的可能影响。从战略上说,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和平与战争互动,导致了技术和人员两方面的大规模流动,而战略观念很可能也随之发生了扩散。从中国战略文化可能存在的程度来说,相较于清朝(其自鸦片战争后受到了西方战略文化的影响)来说,它最有可能以更纯粹的形式出现在汉族王朝时期。

   焦点二:为什么报告人的实证设计要采取从战略行为检验开始,最后回归到考察战略思维本源,而不是传统的由文本分析开始,最后得出结论?

   回应与讨论:从战略行为检验开始,然后考察战略思维,最后考察战略思维的本源,从而得出关于中国战略文化特性的结论,是一个条件递进的过程。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考察王朝强大时期的大战略行为一致性问题。如果具有一致性,则说明中国存在一贯的战略行为方式,从而可以开展第二步,分析王朝战略思维的一致性。如果战略思维不存在一致性,那么中国战略行为的根源就无法用文化解释,而只能用物质性因素解释。如果第二步成立,第三步则通过战略思维的意识形态来源,分析文化层次的一致性及其是否具备主导性地位。如果不能发现一种主导性文化,则只能证明中国战略文化是“马赛克”。

   主持人点评:立论、研究、写作是比较艰苦的,而批判则相对容易。作为不同角度、视阈融合的过程,讨论有助于构建一种接近完善的研究路径,促进大家的学习与共同进步。

   本文系,“北大国关博士生论坛”系列文章。本论坛得到北京大学惠卿东欧教学与研究基金资助,特致谢意。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建议,欢迎联系论坛邮箱: sisphdforum@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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