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重要动因之一。

　　“文革”结束后，社会经济生活深层中存在的问题很快显露出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是最突出的问题，这是新中国经济建设中长期积累而成的重症。加上“文革”十年的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新冒进，比例失调的情况进一步“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5页。社会经济生活内部潜伏着很大危机，国民经济调整势在必行。

　　邓小平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1979年3月30日，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说：“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看来，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农业、工业、基建、交通、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平衡。”同上书，第161页。此前，陈云和李先念曾联名写信给党中央，提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状况长期没有改变，而且日益严重，与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有直接关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物力、财力、人力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提供了条件。经济体制中的所有制结构方面，长期存在的限制集体，打击、取缔个体，城镇集体企业急于向单一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情况，虽然粉碎“四人帮”后有了初步改善，但与经济建设的需求相比远远不够，尤其是堵塞了劳动就业的多种渠道，使多人口的就业压力得不到缓解。另外，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也存在管理严重混乱的现象。

　　现实情况表明，要彻底或者说比较好地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必须同时在宏观方面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在微观方面整顿企业和农村的经营管理。在调整中如果不解决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仍可能再度发生。

　　邓小平深刻洞察到这个问题。他在3月理论务虚会提出经济调整的同时就明确指出：“这次调整同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不同。这次调整是前进中的调整，是为了给实现四个现代化打好稳固的基础。”在国民经济比例调整的同时，“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部署经济调整任务时，将邓小平上述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工作指导方针和政策，他说：80年代的经济调整，是在总的经济形势向前发展的情形下进行的。“国民经济是要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的，而且要在调整中通过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对现有企业的整顿，使我们的管理工作和经济效果达到更高的水平”。因此确定的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经济体制改革是调整中的重要环节。在调整中经济体制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方向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精简行政机构，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要组织各种必要的专业和联合公司，认真搞好专业化协作，积极推广经济合同制。《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8、372~373页。经济体制改革正是依照这些原则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环境下起步的。

　　从长远看，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必须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这在中央集体中已是共识。但在经济调整任务异常艰巨繁重，调整任务难于落实，中央又必须强调经济工作中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忽略改革。为了从战略的高度把握准前进的方向，邓小平在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在调整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是完全必要的。”与此同时，邓小平站在全局的角度明确指出：“这次调整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改革的步骤需要放慢一点，但不是在方向上有任何改变。”“已经从各方面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要继续实行，不能走回头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358、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