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实行以“大包干”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的话，那么，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及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则无疑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农村改革起步阶段的研究相当重视，并取得了许多成果，而对农村改革第二阶段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由于农村改革第二阶段的重点是取消统购统销制度，并且这项制度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密切关联，故经历了较大的曲折和反复，改革难度较大。本文在梳理相关资料基础上，对农村统购统销制度改革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揭示中国农村改革的曲折性与反复性，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矢志改革的坚定决心、追求国强民富的信心及冷静处理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的能力。

　　一、“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范围内的政策调整

　　1953年开始实施的统购统销制度，是为了解决粮食收购困难，保证国家掌握物资资源进而加快工业化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这种办法在当时是必要的。该制度的实施，既稳定了市场，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又切断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农村的联系，以加速对其改造；既保障了农业向工业提供所需原料的供应，又保障了农业剩余产品大量向工业转移的实现，为国家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详见拙文：《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

　　但统购统销制度的长期实施，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它不仅使工农产业价值交换和流转关系失衡，农业剩余产品向工业转移，削弱了农业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而且这种限制农村集贸市场的制度安排，排斥了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致使农村经济形成结构单一的产品经济的封闭体系。由于国家对城镇居民实行低工资和食品低价供应制度，不得不实行必要的经济补偿，故这种购销体制进而发展成新的城市公民福利制度，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更重要的是，这项制度长期施用于和平时期，政府对农产品实行全面垄断，从而使这种购销体制演变成一种很难改变的、带有刚性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制。这样一来，就把利益刚性变成制度刚性，因为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加上越往后制度刚性的约束越强，为后来的制度改革增加了难度。这种购销体制，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配套的，但却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矛盾。所以，要推进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就必须改变这种统购统销政策。

　　统购统销政策的最初改革，是在不触动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从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打开突破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逐步降低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粮食销价一律不动；群众生活必需的其他农产品的销价，也要基本保持稳定；某些必须提价的，要给予消费者以适当补贴。它规定“社队的多种经营是社会主义经济，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决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承认了农村集市贸易的合法性，给予农民一定的流通自由。它还规定：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1975年的基础上，并且从1979年起减少50亿斤，以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10月6日《人民日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