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存在的长期性。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为全党所接受，分别写入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91年，江泽民代表中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论述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时明确指出：“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是依然是政权问题。”《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6~1637页。

　　第三，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性。

　　邓小平指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2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

　　邓小平在总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发展到泛滥直至到反革命暴乱的教训时认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的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地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工作太差。《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页。

　　要做到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

　　1983年，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一些方面泛滥的趋势指出，这是由于对中央的决议“贯彻执行不力”、“领导软弱涣散”造成的。同上书，第45页。1986年，邓小平指出，“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同上书，第194页。1987年，邓小平又指出，“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同上书，第201页。

　　第二，在重大原则是非面前要讲话，对“不争论”要有全面准确的理解。

　　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并不是没有界限、没有条件的，在事关政治方向的重大问题上，在事关大局、事关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他从来都是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的。比如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邓小平指出：“有人对我们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有议论。我认为，有这些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9页。他亲笔拟出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提纲专门指出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必要。同上书，第445页。他还认为，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上书，第541页。

　　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多次明确指示要争论：1983年9月，邓小平指出：“中心的办法是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理论上的争鸣。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允许宣布资产阶级这一套，不允许共产主义者出来争？现在是共产主义者不出来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30页。1983年10月，邓小平强调：“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同上书，第47页。1989年5月，邓小平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同上书，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