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左”、右问题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一贯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左”、右问题，是邓小平在反倾向问题上的又一大特点。邓小平指出：“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9页。。“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也要实事求是。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同上书，第380页。

　　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影响的问题时，有一段非常辩证的分析，可以从方法论上给我们分析“左”、右问题提供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的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同上书，第336页。

　　4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1979年，邓小平认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是社会上的一些人，“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同上书，第166页。1980年和1981年，他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同上书，第358、391页。从1983年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是党的领导不力。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根据情况的变化进一步指出，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的思想越来越清晰起来。综观邓小平1989年5月31日以来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几次谈话，这个思想都是贯穿其中的一个主题。那么“共产党内部”指的是什么，联系邓小平的多次谈话来判断，是指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领导层。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4页。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有了完善和精练的表述，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同上书，第1344~1345页。

　　5要动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本来是无须多言的一个重要观点，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历史却反复证明，忘记这一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发展、泛滥乃至酿成反革命暴乱的重要原因。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他还讲，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196页。1987年3月8日，邓小平提出，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同上书，第211~212页。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3页。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谈到国内稳定时指出，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365页。

　　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从现实情况看，邓小平所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性的三个根本条件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这个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上说，西方的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过用军事干涉与和平演变的策略手段，攻击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把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强加给我们。仅以最近来说，他们不但积极支持藏独分子的暴乱，而且肆意歪曲新闻真相，恶毒攻击我们的人权和民族政策，还百般阻挠我国成功地举办奥运会，以达到他们分裂中华民族、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从国内来说，进入21世纪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不时地以各种面貌出现，比如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图，还有人提出否定共产党的合法性，否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主张私有化，搞全盘西化的“改革”道路。从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正像中共十七大所说的那样，“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4页。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党一再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但是，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实质是希望中国共产党转向，搞西方那一套、全盘西化。邓小平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9页。这就警示我们，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地制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时，必须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必须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和谐社会提出后，社会上有一种观点，把“和谐”和“矛盾”、“和合”和“斗争”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要用所谓和合哲学来回避“矛盾”，取消“斗争”，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实际上是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邓小平早就指出：“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