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下简称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指导下制定的，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治国理政的思路，是邓小平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研究邓小平与基本路线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刻认识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三个方面梳理了邓小平对于基本路线的主要贡献，不当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邓小平是基本路线的主要提出者

　　回顾基本路线形成的过程，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从基本路线的萌芽到正式提出，邓小平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众所周知，基本路线实际上萌芽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作出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次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推动中国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这次全会后不久召开了理论务虚会，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这样，基本路线的核心——“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已经具备雏形。1989年，邓小平曾经说过：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的路线方针为什么能够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基本路线为什么能够在这一时期萌芽？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邓小平的作用恐怕是最突出的。至少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第一，邓小平率先反对“两个凡是”，明确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思想解放打开了闸门。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时的党中央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导致拨乱反正的阻力重重。率先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邓小平。1977年4月，他在尚未正式复职的时候就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此后，他多次重申了他反对提“两个凡是”的立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实际上含蓄地批评了“两个凡是”。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但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严厉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对真理标准大讨论予以支持。6月2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了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7月21日，邓小平同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严肃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页。第二天，他在同胡耀邦的谈话中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346页。

　　历史的发展证明，真理标准讨论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为党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提出正确路线，实现历史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而这场影响巨大的讨论之所以能够发展成声势浩大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与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他视察东北，发表北方谈话，提出改革开放思想，成为历史转折先声。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出访朝鲜回国。他没有直接返回北京，而是在东北三省停留了约一个星期，先后视察了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随后，他又经停唐山、天津。每到一地，都要与当地领导谈他思虑已久的想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2页。。这次北方之行，行程数千里，他发表了多次重要谈话，后来统称为北方谈话。

　　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加速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他冲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提出了“以生产力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社会主义观。他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邓小平据此提出了加速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他明确提出，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应当适时结束。“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页。邓小平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

　　邓小平提出要大胆进行改革，彻底改变从苏联搬来的体制。他坦率地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由此，邓小平得出结论：“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不光要改，而且“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邓小平提出要大胆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管理方法。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邓小平提出在分配制度方面要打破大锅饭，建立利益激励机制。邓小平反思历史，说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现在不能再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害处太大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针对过去将“物质刺激”视为修正主义的观点，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讲物质刺激，实际上就是要刺激。”《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7页。

　　事实证明，邓小平的北方谈话，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北方谈话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的先声。

　　第三，邓小平在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总结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起到了为全会定调的作用。

　　史家公认，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成为历史转折的前奏。这次会议的一个“压轴戏”就是邓小平的总结讲话。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改革的任务。他不仅提出要“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而且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邓小平的总结讲话高屋建瓴地抓住了历史转折关头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明确提出了党和国家继续前进的方向和指导思想，精辟阐述了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路。党的十五大报告将其誉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言书”《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页。。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邓小平对于1978年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现路线方针的重大转变，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是邓小平，率先反对“两个凡是”，首次提出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最早阐述改革开放思想，旗帜鲜明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完全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也就没有基本路线在三中全会前后的萌芽。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实际上已经形成。在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首先是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尤其是在邓小平主持下，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对于新时期基本路线的形成，作用是极为重要的。紧接着改革开放开始起步并逐步推开，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邓小平更加确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准确性，他的认识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逐渐深化。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目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初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因为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而党中央正是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基本路线，尤其是基本路线的核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贯思路，所以说，邓小平是基本路线的主要提出者。

　　二、邓小平是基本路线的权威阐释者

　　基本路线是根据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的，因而邓小平对基本路线的阐释也是最权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基本路线的核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做了大量的阐释宣传工作，对于帮助人们正确理解基本路线的依据、内涵和价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邓小平深刻地阐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首先，他正本清源，重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他认为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是片面的，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因此，只有把发展生产力当做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他总结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经验教训，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认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性，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邓小平认为，中国过去就是在这方面吃了大亏，长期忽视发展生产力，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经济发展非常缓慢，社会主义优越性无从体现。以史为鉴，邓小平强调，搞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再次，他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方面任务的辩证关系，突出强调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邓小平认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需要综合平衡，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单打一。与此同时，他总结以往的沉痛教训，谆谆告诫人们：“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第二，邓小平精辟地阐释了改革开放的内涵、实质和意义。

　　关于改革，邓小平认为，改革的内涵是指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的实质是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作用是解放生产力，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邓小平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就改革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邓小平认为改革的确是一场新的革命。

　　关于对外开放，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的内涵是指打开国门搞建设，不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引进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来发展自己；开展广泛的国际交往，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邓小平不厌其烦地宣传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他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邓小平深刻总结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凭借他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和国际形势的敏锐观察，谆谆告诫国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如果我们脱离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就会导致信息不灵通，就会丧失发展机遇，就会越来越落后。

　　邓小平一再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不开放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中国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希望。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改革开放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决不能动摇。

　　第三，邓小平深刻地阐释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和意义。

　　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对我们党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所作出的科学概括，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邓小平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他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基，没有方向。四项基本原则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起着三方面的政治保证作用：一是保证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保证有一个团结稳定的环境；三是保证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

　　第四，邓小平科学地阐释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间的辩证关系。

　　邓小平把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称作是战略布局。在这一战略布局中，经济建设是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为这一中心服务的，决不能离开这一中心。在两个基本点中，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经济建设的发展动力，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经济建设的政治保证。邓小平指出：“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搞改革开放，但改革开放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来搞改革开放，就会走上腐败变质的邪路；离开改革开放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回到僵化停滞的老路。这两个基本点谁也离不开谁，携起手来共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邓小平对基本路线的阐释除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外，还有其他内容，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比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比如富强、民主、文明的目标，等等，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总的来看，邓小平对基本路线的阐释准确、清晰、全面、深刻，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他不愧是基本路线的权威阐释者。

　　三、邓小平是基本路线的坚定捍卫者

　　邓小平非常珍视基本路线，将其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的根本因素。所以他坚定地捍卫基本路线，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力量干扰它，动摇它。

　　第一，邓小平明确提出要防止“左”，排除“左”倾观念的干扰。

　　所谓“左”，主要表现为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威胁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左”倾错误始终是我们党坚持基本路线的主要干扰因素。“左”的东西之所以易于畅行肆虐，是因为“左”往往以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辞藻出现，具有极大的诱惑性、隐蔽性、欺骗性。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强调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第二，邓小平明确提出要警惕右，排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

　　所谓右，主要是指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我们党坚持基本路线的重要干扰因素。邓小平态度坚决地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他认为，中国要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搞好改革开放，就必须排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散布的种种谬论，邓小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他指出，如果听任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后果极其严重。例如，政治方面会导致大规模动乱，出现分裂局面。“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经济方面会导致两极分化，中国几亿人没有饭吃。“如果搞资本主义，首先发生的就是无法解决十一亿人都有饭吃的问题。没有饭吃，中国人干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社会方面会带来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的东西，出现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失望。邓小平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是长期的，它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

　　第三，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排除国内外突发事件的干扰。

　　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已经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但邓小平仍然有担心。他担心的就是这条路线发生动摇。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党有过正确路线提出后又因为国内国际某些突发事件而被否定的先例。1956年中共八大本来提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但是国际上的匈牙利事件、国内的“右派进攻”，让毛泽东轻率地改变了八大路线，“左”倾路线从此占了上风。邓小平认为，决不能重犯类似的错误。他下定决心，不论发生什么样的突发事件，都要坚决排除干扰，沿着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政治风波，邓小平5月31日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语气非常坚定，态度非常明确：“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风波刚刚平息，邓小平在8月9日的讲话中再度指出：“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页。1989年秋冬以后，国际局势发生剧变。有人对基本路线产生怀疑，重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调。邓小平对此非常警惕，他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页。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其中有一句让人们印象极其深刻的话：“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这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政治家对国人的谆谆告诫，言简意赅，意味深长。

　　第四，邓小平明确提出要选真心实意搞改革开放的人进领导班子，用组织措施保证基本路线不动摇。

　　邓小平认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所以，要保证基本路线不动摇，就要注意选真心实意搞改革开放的人进领导班子。

　　1989年5月底，在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的时候，邓小平提出要改换领导层。为了防止基本路线因为政治风波而动摇，邓小平特别强调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应当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他指出，这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希望新班子要坚持原来的路线，大胆地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重申了1989年5月底的讲话，提出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实意搞改革开放。邓小平选择在十四大召开前夕发表这样的谈话，显然有他的深刻用意。十四大产生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果然是清一色的改革派，保证了十三大提出的基本路线能够坚持下去。1997年初邓小平逝世，但当年召开的十五大并未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相反，十五大明确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郑重提出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邓小平若有在天之灵的话应当感到欣慰了。

　　当然，捍卫基本路线不是不要发展。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基本路线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对基本路线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在目标中加入了“和谐”两个字。这两个字加得非常好，完全符合人民的意愿，也表明党已经充分认识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除此之外，十七大还提出，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这些都是以前没有过的表述，说明党更加坚信基本路线的正确性，表明了党在复杂形势下不受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决心。

　　综上所述，邓小平对于十三大制定的基本路线具有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不仅是基本路线的主要提出者，也是基本路线的权威阐释者，还是基本路线的坚定捍卫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与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基本路线、不厌其烦宣传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捍卫基本路线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继承邓小平的遗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