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必须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内容，从提出到最终确立，都倾注了邓小平的大量心血。

　　一、主张“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试验，初步奠定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邓小平党的基本路线思想，起源于1975年。当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根据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大刀阔斧地进行各条战线的整顿，实际上形成了与“文化大革命”尖锐对立的指导方针，因而成为后来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先导，初步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一）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邓小平1975年实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旨在解决“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思想混乱和工农业生产严重下降问题。1975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毛泽东的指示作了进一步发挥，将其提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指出：现在有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就是到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他还尖锐地批评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同年7月，邓小平又在对中央读书班学员的讲话中提出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作为“工作的纲”，强调“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这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路线的否定，其本质是对八大路线的恢复和重申，标志着特殊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基本路线宝贵探索。

　　（二）为发展生产力排除障碍：“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

　　强调四化建设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需要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扭转过来，全面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为此，邓小平明确提出全国各方面都要进行整顿的任务，强调“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于是就有了全面整顿这场“改革的试验”。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由国家计委补充、修改和定稿的《工业二十条》中，进一步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并提出要向外国学习。邓小平还注重走群众路线，要求把关心群众生活放在首位，向人民群众宣传全面整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注意汲取群众的智慧，促进整顿工作的进展。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加强生产、恢复秩序、改善群众生活等重要思想，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来源。

　　（三）全面整顿取得显著成效：“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全面整顿加强了党的领导，遏制了派性斗争，稳定了社会秩序，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据统计，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4467亿元，比74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比上年增长151%，农业比上年增长46%。全年财政收入达到8156亿元，比上年增长41%。通过整顿，使这一年的经济形势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最好的一年，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也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提供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动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提出并确立党的基本路线（一）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党内外思想还比较僵化，甚至还流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时第一次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命题。要尽快突破僵化的思想，迅速而坚决地停止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前提，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这篇文章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从而为纠正党的错误路线、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开辟了道路。

　　（二）加紧现代化建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四个现代化”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加紧现代化建设、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任务很快提到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到本世纪末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十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提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邓小平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9月，从朝鲜访问回国，视察东北三省以及唐山、天津等地同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心内容之一就是要迅速坚决地结束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一开始并没有“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议题，而且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这个议题被作为中心议题进行讨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运用解放思想这个武器，实事求是地结合当时我国的国情，重新恢复了八大对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判断，认为当时我国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无法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当时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决定坚决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邓小平认为，加紧现代化建设是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和前提条件，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必然选择。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要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条政治路线。正如1987年4月26日他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指出的那样：“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使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这就从实践上解决了党的基本路线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党和国家事业由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三）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邓小平以一个改革家的战略眼光支持农民搞包产到户的实践活动。他坚决支持万里在安徽公开推行包产到户，1980年5月31日，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这打破一些人的思想僵化和畏惧心理，推动了农村改革的发展。1982年底，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两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全国农村生产队总数的78%以上。在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提出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并对改革的必要性、方向、方针和政策进行了分析和论证，这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6年，他具体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一是党政分开，二是权力下放，三是精简机构。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进行了全方位、系统化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开放也是改革，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我国的国情决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对外开放。在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约见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周叔弢、古耕虞，谈到利用外资的问题，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或者搞“合营”。改革从本质上说是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取消党的领导。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强调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一条。至此，“两个基本点”思想开始形成。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纲：“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是提出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前提和首要问题，是提出和确立党的基本路线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立足点。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考、形成和提出作出了主要贡献。在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稿中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阶段问题，认为“同已经有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这里第一次涉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这个讲话稿是在邓小平认真仔细地提出修改意见的前提下通过的，说明他完全赞同这个提法的。1980年4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强调了搞社会主义不可超越阶段的重要性，初步认识到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阶段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和关键。1982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决议》主要由邓小平主持制定，很多观点直接来源于他的思想。在接下来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7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向邓小平报送的《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中提出：党的十三大要充分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以此来制定党的政治纲领。25日，邓小平批示：“这个设计好。”《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0页。同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考总结，表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已经基本成熟，成为十三大制订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根据。

　　三、坚决排除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大胆选拔任用拥护和支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干部，保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落实邓小平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始终注意防止和克服“左”与右两种倾向。始终重视通过组织路线大胆选拔任用拥护和支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干部，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使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而支持党的基本路线，从而确保党的基本路线得到贯彻落实。

　　（一）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统一思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邓小平一贯重视对“左”和右的倾向进行批判，坚持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来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确保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的基本路线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既要打破了“左”的习惯思维，又要反对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作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决定。邓小平在起草之初就指出写《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家的认识一致”。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评价，纠正了当时存在“左”和右的倾向，统一了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顺应了国际国内大势的发展。

　　在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入决议中去，说明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右倾思想的抬头。1987年1月13日，邓小平针对1986年的学潮提出要更加强调反对右倾错误，他感到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这次学潮运动提醒党和国家要开始注重排除右的干扰。1989年在平息动乱之后，邓小平指出：“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页。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是正确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要求。

　　（二）基本路线的落实关键是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始终把拥护和支持党的基本路线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首要条件。1979年11月，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就提出了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页。他把拥护和支持党的基本路线放在了第一位。1980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时再次强调：“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

　　邓小平认为，干部选拔要大胆，要不拘一格。要抛弃“论资排辈”的旧观念，要解放思想，要破格提拔人才。要打破过时的“台阶论”，既要“台阶”锻炼，又要把年轻优秀的干部迅速提拔上来。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大会选举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保留了邓小平等6位老一辈革命家，还新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建立了退休制度，顺利实现了新老干部班子的交替。1987年党的十三大，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实行半退，邓小平只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全部由年富力强的同志组成，加快了干部年轻化的步伐。邓小平认为十三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更新了中央领导班子，保证改革开放政策能够连续贯彻下去，并且加快步伐。1989年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干部新老交替工作达到预期进展，各级领导班子以革命化为核心，体现了“四化”的原则，使整个干部体系充满了活力。能否拥有一大批坚决拥护和支持党的基本路线的优秀干部，是党的基本路线得以贯彻落实的关键。

　　（三）贯彻基本路线的力量源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基本路线是一条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路线，必然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是基本路线仅停留在理论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以实绩取信于民。而且，党的基本路线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才能够切实得到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实行了转移，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现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实践证明，这条基本路线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此，邓小平在1984年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声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他强调，人民的生活富裕了，政治上又能当家做主，就能其积极性、创造力就能充分调动起来，为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落实保驾护航。

　　四、提出基本路线一百年动摇不得的政治交代，明确三个有利于根本评价标准，为更加坚定自觉地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指明方向面对新的形势、新的考验，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明确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从而打消了姓“资”姓“社”的顾虑，澄清了人们关于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模糊认识，为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

　　（一）国家稳定发展的保证：“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1989年我国发生政治风波，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社会主义失败论”甚嚣尘上。受此影响，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感到迷茫甚至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认为应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完全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成就；还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防止和平演变。党和国家又一次面临着走向何方的严峻历史抉择。面对这种思想混乱到令人眼花缭乱的状况，已经退休的邓小平感觉到必须把党的基本路线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应该坚持，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讲清楚。

　　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参观了深圳国贸中心大厦，在充分肯定深圳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绩后，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基础。党的基本路线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其次，党的基本路线是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总结，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中得到科学发展。最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党的十四大正式将党的基本路线载入党章，并且按照基本路线的要求，对部分条文进行更改，使其更适合实际工作，从法规制度上确保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权威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评价基本路线的根本标准：“三个有利于”

　　坚持什么样的评价体系，直接关系到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同、理解和拥护、支持。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开始思考衡量改革开放成败标准的问题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标准的问题。1980年5月他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邓小平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9页。这是邓小平对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三十多年的经验总结。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在同万里等同志谈话时强调：“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邓小平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9页。根据邓小平的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党的十三大进一步进行了阐述：“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后来，全国又展开了生产力标准的大讨论，把抽象的理论变成了具体的社会主义成果，使这一思想更加成熟和深入人心，对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党的基本路线及其效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把抽象的理论上的评判标准变成了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评判标准，使评判标准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和通俗易懂。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是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增强综合国力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保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强化群众基础，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总之，三者构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整体，消除了人们对姓“资”还是姓“社”的担心，进一步深化了改革，扩大了开放，推进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修改的党章把“三个有利于标准”写入了总纲，并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工作总的出发点和评判标准，这对于全党增强贯彻落实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