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作为承前启后的历史伟人，邓小平对开好十四大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文献不足，很少有学术文章专门研究邓小平对十四大作出的历史贡献。2004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以下简称《年谱》）和2006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泽民文选》，以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著作、回忆录的出版，第一次权威地公布了这一方面的文献，为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创造了文献基础。本文根据这些史料，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初步展示和分析邓小平对十四大作出的历史贡献。
一、南方谈话为十四大指明了方向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谈话科学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为十四大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南方谈话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1992年2月2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十四大报告起草工作座谈会，强调十四大报告要以这个谈话精神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1992年3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认为谈话对开好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增订本（197812～2008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
（一）抓住时机，加快发展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他通过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的现实，深刻指出：“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邓小平根据我们自己的发展经验和国际发展经验，认为“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1月20日邓小平在深圳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谈话时指出：“我们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有了这一步，再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有希望。我们时间不多呀！”《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5页。2月20日邓小平结束视察，离沪返京，途经南京时作短暂停留。在南京火车站同江苏省委书记沈达人、省长陈焕友等谈话时再次指出，“要抓住时机，把经济搞上去，步子可以快一点。我现在就怕丧失时机。”《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1页。他的话寥寥数语，言简意赅，但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急迫心情却溢于言表。
5月20日，邓小平视察首钢，又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对“南方谈话”继续发挥和补充。要加快发展，必须有一个积极发展的速度。因此，他更加直接地指出，“如果老是百分之六的速度，就会影响第二步目标的实现，而且会给第三步目标的实现造成更大的困难。”《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3页。
十四大根据邓小平“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这一战略思想，全面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对我国在9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进行了调整，做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战略决策。江泽民在大会报告中指出：“九十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原定为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现在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来看，可以更快一些。根据初步测算，增长百分之八到九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向这个目标前进。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实现这样的发展速度，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
（二）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是困扰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四年的改革实践逐渐突破了这一传统认识。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这一认识破除了通过经济手段来判断社会基本制度的传统观念，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础上，全党对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做了《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对建立新经济体制的讨论中提出的“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意见，江泽民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6月12日，江泽民在邓小平住地向他汇报了这一情况，邓小平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认为“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他还指示：“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7~1348页。随后江泽民的讲话以内部文件的形式下发，反映良好，“各省区市都同意这个提法”《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页。。
十四大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贡献，认为“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据此，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三）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向全党传递了一个强烈信息，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国家发展迅速，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他还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的全方位的、各个方面的、有准确语言表述的方针和政策，十四大把它概括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报告强调，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报告郑重提出：“党的基本路线要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搞得更好更快，国家要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关键在于我们党，在于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十四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总纲部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表述为，它“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2页。
在南方谈话的指引下，十四大做出了这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正如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中共八大指明了方向一样，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十四大提供了方向指导。
二、审阅大会报告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为十四大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开好十四大最重要的工作是准备大会的报告。十四大报告既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党未来五年的行动纲领，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份报告的起草。根据《年谱》记载，邓小平在1992年7月23日、24日于北戴河审阅十四大报告稿，表示同意报告的框架，并就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产业结构、农业、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军队建设、国际形势与我们的政策、民主集中制等内容发表了指导性意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1351页。这些意见被吸收到报告里。
对改革开放十四年伟大实践做一基本总结是报告的重要任务。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十四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又保持着应有的谦虚和谨慎，他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他强调：“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体，但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报告对我的作用不要讲得太过分，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报告第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要写得合乎实际。”虽然邓小平为党和国家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把自己看做是集体中的一员，是群众经验智慧的提炼者和推广者。报告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实事求是地评价了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历史贡献，“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
调整产业结构是改革开放下一阶段的重要任务，邓小平极为重视，他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包括三个方面：提高第一产业的质量，调整第二产业的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兴起。报告相应表述为，“根据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和发展趋向，应当着力提高第一产业即农业的质量，稳步增加产量；继续发展第二产业，积极调整工业结构；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兴起。”《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
农业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关于农业的发展问题，1990年3月，邓小平作了一个总结和设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如何处理“两个飞跃”的关系，是十四大面临的重要课题。邓小平提出，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但是不要勉强。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按照这一思想，报告具体表述为，“把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各地实际出发，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又要从中国实际出发，逐步提高。关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问题，邓小平指出，标准不能定高了，还是要提倡节约，提倡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但是必要的消费又不能卡得太紧，限制太死，否则就没有刺激了，没有市场了。日本人的经验是高消费刺激高生产。我们办不到，我们基础弱。我们可以提用消费来刺激生产。报告采纳了邓小平的意见，提出，“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要有明显提高。衣食住行尤其是居住条件，应有较多改善。”“同时应当指出，我国底子薄，目前处在实现现代化的创业阶段，需要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建设，一定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提倡崇尚节约的社会风气。”《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也是邓小平关注的重点，他强调，中国的武装力量，人数可以减少，但是质量要提高，不能削弱。中国是个大国，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保证不了国家的安全。军队的问题是加强装备，加强作战指挥能力，提高战斗力。报告据此指出，军队建设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要努力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注重质量建设，全面增强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保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的神圣使命”。“重视国防科技研究和国防工业，逐步改善武器装备。”《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
判断国际形势、宣示对外政策是报告的重要内容。对报告的这一部分，邓小平指出，讲世界范围的问题，不要单写欧洲。世界局势还要观察好多年。集中批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报告认同了这一观点，集中批评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是行不通的。”“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只要是侵犯别国的独立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就不得人心。谁的手伸得太长，谁欺压别人，谁就会遭到世界人民的谴责和反对。”报告庄严宣告，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制度，邓小平很看重这一制度，他着重指出，这个制度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具体解释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他指示，这个问题不要丢，要加几句。遵照邓小平的意见，报告具体阐述为：“只有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集中全党智慧，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和有效实施，增强党的纪律和战斗力，使我们的事业顺利前进。”《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页。
邓小平针对报告内容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都具有重大的原则性，不仅对开好十四大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三、实现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为十四大提供了组织保障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要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长期不变，保证十四大战略决策的实施，就必须建立一个坚持改革开放、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中央领导集体。
早在邓小平复出工作，成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时，他就一方面拨乱反正，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寻找接班人，培养第三代。对后一个问题，邓小平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为了实现党的领导新老交替，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退出了政治局常委会，推荐李鹏、乔石等年轻的同志进入。对此，邓小平在1987年10月16日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伐利亚州州长、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时说，这次人事变动更加体现了政治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并特别强调，“比较年轻的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不是五年的安排，而是十年的安排。”《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2页。
1989年政治风波后，使尽快建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任务变得更为急迫。1989年5月20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提议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组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5月31日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进一步提出“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他还特别就选择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标准发表了意见，“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
建立第三代领导集体和确立这个集体的核心是邓小平交班时关心的两件大事。6月16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谈话时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6月23日、24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针对当选政治局常委一事，李瑞环回忆，当中央准备调他来中央工作，他表示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时，邓小平严厉指出，“动乱之后不准再讨价还价”。李瑞环：《务实求理》(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严厉中流露出邓小平爱才、惜才的心情，也反映出他对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紧迫感。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进入领导班子的另一个重要标准，“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他还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六十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按照这一标准，朱镕基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朱镕基长期从事经济工作，邓小平在十四大召开前的5月20日视察首钢时，曾称赞说，“朱镕基懂经济”《朱镕基讲话实录》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胡锦涛则以49岁的年龄，当选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邓小平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推荐江泽民担任这一职务。十四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继续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军队的情况了解不多，“要很好地担负起这个历史重任，会有不少困难。”《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因此，要推荐熟悉军队的同志协助江泽民工作。1992年10月6日，邓小平就中央军委人事安排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2页。对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他提出，“今后主要由刘华清、张震两位同志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主管军委的日常工作。据我了解，刘华清、张震同志最熟悉军队。将来挑选接班人的工作，需要熟悉军队的人来承担责任。”《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630页。十四届一中全会决定刘华清、张震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交代张震“协助江泽民同志，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军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保证各级领导掌握在忠于党的路线的同志手中。”张震：《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作战与治军》，《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华清、张震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产生。十四大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与时俱进，攻坚克难，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显示出高超的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才能，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历史再一次证明了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对于邓小平这一历史性的贡献，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评价指出：“邓小平同志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