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到此就停步不前了。对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他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加以反对。毫无疑问，从长远来看，中国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要走集体化、规模化经营的道路，这也就是邓小平后来所说的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飞跃”。但是，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个层次的家庭经营如包产到户，是很有生命力和生产发展潜力的，毛泽东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实践证明，毛泽东确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仍然束缚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通过改革，逐渐找到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新的经营体制和经营形式，这就是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体制和经营形式，使得农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运用社会主义条件下基本矛盾的法则，通过实践、试验、摸索，调整和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和方面，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改革仍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知识很少。而在生产关系方面，他特别重视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不断地强调这个问题，形成他的一个思想特点。他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是：对领导者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就企业的管理来说，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被称为“鞍钢宪法”。这个管理模式已为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而我们国内现在却很少被人提及，值得深思。我们不仅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更要珍惜我们自己创造的好经验。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权，包括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以上均引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权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维护、尊重，反映了毛泽东的民主观和平等观，反映了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

　　1975年，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泽东当时说，他不记得说过这个话。但是，毛泽东对科学技术是非常重视的，这体现在他的许多讲话和指示中。他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对科技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从来都给予高度评价。

　　1963年，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1963—1972年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时候，斩钉截铁地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毛泽东把提高国家整体科学技术水平，称作一个伟大革命，叫技术革命，曾把它同社会政治革命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说：“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又说：“我们是农业国，工业化要很长时间，要半个世纪。革命成功是一个条件，但是还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技术革命。”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议会代表团时的谈话，1957年9月29日。

　　毛泽东综观世界一些国家的强国之路，深知欲达到强国之目的，必须采用最先进技术。他说：“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在上世纪50年代，最先提议并做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搞原子弹这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尖端科学技术这一决策的，就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