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业带来很大困难。1960年7月，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国民经济计划时，做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当时以原子弹、导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是上马还是下马，在1961年7月召开的国防工业会议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这时，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聂荣臻，传达他看了聂的报告后的指示，大意是：中国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据聂荣臻说，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以及根据这个指示研究的结果，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10—811页。

　　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在三年困难时期那样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根据毛泽东“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先后于1964年和1967年爆炸成功。不久，第一颗人造卫星也上了天。

　　毛泽东重视科学技术，又喜爱科学技术。请科学家讲课；同科学家交谈；读科学技术书籍，并要求全党努力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许多次地参观科技展览，特别是新技术、尖端技术的展览。1967年6月，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委在北京召开赴越作战高炮部队座谈会。与会代表汇报了前线部队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程度很高的空中侵略者的英雄事迹，同时表达了改善防空武器装备的殷切期望。7月7日，毛泽东等接见会议全体代表，毛泽东指示：“要狠抓一下雷达、光学仪器、指挥仪，要减轻重量，提高质量，增加数量。”《孔从洲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19页。直到1975年，已是82岁高龄的毛泽东，仍然关心着我国高科技事业。他对孔从洲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建议做出批示，由叶剑英负责落实。他曾说过：“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

　　三、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实行怎样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最有利于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是毛泽东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各个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必须有中央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否则就会是一个散的局面、甚至是一个乱的局面。但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各个地方的积极性，给予各个地方必要的权力，中央不能统得过死，否则就会影响各地以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毛泽东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正确处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全国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独立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来自于亲身的调查研究，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的反映，他们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做，他们的若干要求中央又不批准，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汲取了苏联搞过分集中的教训；再一方面，也考虑到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经验。

　　他从中外历史发展的比较中，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他说：“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所说的这种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统一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既坚定地维护了全国的统一，又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发展全国经济非常有利。

　　毛泽东主张计划经济，但不赞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他认为，过分地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相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计划也不要统死。”“不论农业扩大再生产也好，工业扩大再生产也好，都要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能竭泽而渔。”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3月20日。同时要求，中央对各省如此，各省对下属的地、市、县也是如此。毛泽东还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企业要有半独立性，他说要有点“独立王国”。这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指出：“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涉及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体制问题，他虽然没有再深入地具体地研究这个问题，但这个思路是很可贵的。所有这些，都是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某种程度的突破。

　　毛泽东在强调地方独立性时，又很注意全国的平衡，全国的统一性。他说：“地方要有独立性，同时还要有全国的平衡，我看这句话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6页。所谓全国的平衡、全国的统一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全国一盘棋”。中央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协调、统一安排，集中力量高效率地办大事，包括战胜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今天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当年计划经济体制时有很大不同。但是毛泽东关于发挥两个积极性、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思想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四、关于自力更生和对外交流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毛泽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定的一个重要方针。进行经济建设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国内市场为主；同时，只要有可能，尽量争取同一切国家发展经贸往来，发展国外市场。

　　毛泽东一贯主张，搞经济建设首先要立足于国内，主要靠自己的人力、资源、市场。特别是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决不能把国家建设放在对外国的依赖上。外援是一定要争取的，但不能干涉我国内政，不能侵犯和损害我国主权，不论哪个国家援助都不许可附带什么条件。毛泽东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129页。毛泽东把粮食称之为“救命菩萨”，对粮食问题特别警惕，决不能依靠外国。

　　我国科技工作主要领导人之一聂荣臻，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发展我国国防尖端技术这个方面，说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今天，如果把我们研制尖端武器所走过的道路重新回顾一下，证明中央当时所确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武器装备方面，把立足点主要放在外国援助或主要靠购置外国的产品上，那就不但不会这样快取得成就，而且必然造成研制工作的依附性，会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02页。

　　毛泽东在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并不忽略加强对外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早在1954年，他就指出：“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1956年，他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的“商业”一节时，发现没有讲对外贸易，特地加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这里强调的是，任何国家，只要你愿意，我们就发展通商贸易。后来，1959年，在讲到两个市场问题时又说：“‘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这个口号好是好，但有一个缺点。我看应该加一句：‘但是国外市场极为重要，不可轻视，不能放松。辅是辅，但是非常重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