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毛泽东越来越认识到国外市场的重要性。

　　建国初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我国的对外经贸伙伴主要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项目，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打下了重要基础。从1952年到1960年，我国先后同12个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大大拓展了对外交流的领域。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毛泽东也并没有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这些国家。1949年12月，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就曾致电中共中央说：“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这里面就包括了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毛泽东从来就反对关起门来搞建设。他说：“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毛泽东会见秘鲁议员团的谈话，1959年6月11日。又说：“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都将与我们做生意。他们有技术，我们需要技术，他们有经济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的谈话，1956年9月27日。

　　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时间内，美国对我国一直实行严厉的封锁、禁运政策。而毛泽东也一直在寻找各种机会和途径，力图突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改变这种对我国不利局面，想方设法先从美国以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技术和装备。1956年10月1日，他在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杜克洛谈话时，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图。他说：“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技术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不是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一般的贸易往来，而是从他们那里进口成套设备，还要帮助我们设计工厂，教会中国工人掌握先进技术。这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对外开放的思想。

　　毛泽东在会见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客人时，常常向他们表达同样的意思。比如，1956年9月29日他对比利时国会代表团的客人说：“我们主张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交流。现在我们同比利时、法国等尚未建交，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关系。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正在进行建设，比利时的技术装备出口可以在中国找到广大的活动余地。”又比如，1957年4月21日对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说：“日本有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合作交流，一定能使两国繁荣。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中国大陆全部解放以后，香港要不要收回，对它采取什么方针，成为一个既是涉外又是涉内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再申明，对香港暂时不去动它，把它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和门户。毛泽东说：“与英美做生意，香港不收为好。”毛泽东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的谈话，1956年5月28日。“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毛泽东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谈话，1963年8月9日。“文革”时期，不少人想收回香港。毛泽东仍坚持说：“我们是借香港做生意，同世界各国做生意，暂时不去惊动它。”毛泽东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的谈话，1970年8月11日。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把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更多地转向资本主义国家。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到国际修正主义也封锁我们时说：“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贸易大臣。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道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我们现在要走这条道路”这句很有分量的话，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中国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贸易、进口设备、引进先进技术的决心。从60年代起，中国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了大量成套设备。1963年6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设备的合同。随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84项成套设备和技术。到1964年，在我国对外贸易额构成中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占60%，社会主义国家占40%，毛泽东认为这是合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仍关心着我国的外贸情况。1973年，他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可怜得很喽，要逐步发展。”1975年，他向分管外贸工作的李先念询问了进出口的情况，特别问到对美国、日本、欧洲这三大经济体发展贸易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他排除“四人帮”的干扰，批准了周恩来和李先念提出的43亿美元的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进口方案，即“四三方案”，进口大批化肥、化学纤维和一米七轧钢设备，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而且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工业化水平。

　　在对外交流方面，毛泽东很重视向外国学习，包括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提出要派留学生去。他说：“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1961年他曾对蒙哥马利说：“如何搞社会主义还要积累经验，苏联、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经验，我们都愿意接受。”搞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这是相当开放的一个思想。当然，不是学它们的社会制度，而是主要学它们的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科学技术。1956年，毛泽东在听取34个部门汇报时，周恩来提出可以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极为赞成，说：不论美国、德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1972年，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等人谈国际问题时交代说：“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立即派遣一些青年学生到英国学习英语，为我国的外交战线培养了一批新生骨干力量。

　　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学习外国的口号，是要有相当的勇气的，反映了毛泽东的宽广的世界眼光。当时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这个口号，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