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往来，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就是为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和打下基础。1961年毛泽东会见法国的密特朗。密特朗说：有一堵墙把中法两国隔开了。毛泽东说：“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我们与法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也是暂时的。”这就是说，国与国的关系，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因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受到影响。这又是一个开放的思想。法国于1964年同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1971年，中国进入联合国。1972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中日建交、中德建交。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11个。1979年，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正式建交，为世界所瞩目。说到中美建交，我想起毛泽东1964年会见智利新闻工作者说过一句话：“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15年。”事情居然那么巧，1964至1979年正好是15年。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开辟的新局面，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准备了一个好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希望同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往来，进行对外交流，但总是困难重重，受到很大限制。这里有当时整个国际环境的关系，但主要是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实行封锁、禁运政策，绝不是我们国家要实行什么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来没有这种政策。对于美国对我实行封锁、禁运、打压，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作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1956年他向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说：“你们知道我们身上背了多大的压力吗？单单在日本，美国就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南越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当时，在美国操纵下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都是针对中国的。1963年，美国新任总统一上台，他们的官员就声称：美国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继续执行不承认中国和对中国大陆禁运的政策。

　　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搞革命是这样，搞建设也是这样。确立这样一个思想，我们国家就经受得起各种困难的考验，在任何外来压力面前也不会屈服，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当然，搞建设不应该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各国之外，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都要加强同外国的经济联系，学习外国一切有益的东西。新中国尽管长期受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禁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是尽最大努力用多种方式同一切可能交流与合作的国家发展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当然，当年我国的对外交流或者叫对外开放，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同现在这样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局面，是不能相比的。

　　五、关于生产和生活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生产和生活必须兼顾，重点放在生产上。这就是说：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既反对只顾生产、不顾人民生活的偏向；又反对脱离生产发展的实际水平，对生活提出过高的要求。这里涉及积累和消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人民当前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等一系列问题。

　　毛泽东历来反对忽视人民生活的偏向，反对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官僚主义。1956年4月，他在听取李富春汇报“二五”计划时曾指出：“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话说得这样尖锐，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后来，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中的“节约和人民生活”一节时，又专门写了一个批语，说“改善生活问题讲得不够”。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一贯倡导节约的，但他同时又认为，只讲节约不讲消费不行，还要鼓励消费，这样既利于民生，又利于发展经济。1965年6月，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华东局书记处成员。江华说：今年讲过革命化春节，没有人买肉。毛泽东说：“要生产，也要消费。讲节约，结果猪肉没人吃，花布无人买，东西卖不出去，节约节得先念李先念当时任分管财政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不好过。猪肉有人要，农民才会养猪。”毛泽东听取中共华东局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1965年6月11日。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同物价贵有关系，物价贵得没有道理。他主张薄利多销，货物多就要卖得便宜些。这样既惠及老百姓，又能使国家增加积累。他还主张，生产资料的利润要低一些，于国于民都有利。他说：“生产资料利润低一些，不收周转税，这是两件大事情，影响整个人民生活。这样做的结果，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搞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毛泽东听取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时的谈话，1956年2月14日。

　　1958年冬“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发现各地出现了只顾生产、不顾群众生活的情况，从11月14日到25日的12天内，连续发出三个指示，加以纠正。要求全党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做到生产、生活同时并重。第一个指示说：“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毛泽东写的一个批语。第二个指示说：“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当时人民公社普遍办起了托儿所、幼儿园。，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毛泽东审阅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报告时加写的话。第三个指示中，指出对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同我们对工作任务提得过重密切相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452页。这是毛泽东当时纠“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思想内涵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对农民实行义务交售制，用以积累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把农民挖得很苦。鉴于这样的教训，毛泽东带总结性地指出：“建设了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的。”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的谈话，1957年4月25日。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能不能避免苏联的错误，做到既建立了重工业，又不丢掉人民？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心里还不是很踏实的，他在1957年1月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表示了这个担心。他说：“苏联付的代价相当大，人民束紧裤带。他们是有了重工业，丧失了人民。我们是不是可以又有重工业，又得了人民？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由于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后来在“大跃进”中还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实行过高的积累，片面地发展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致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生产也遭到很大损失。

　　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一些领导人头脑开始有些发热，又想大干快上。毛泽东比较冷静。他及时地提醒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毛泽东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的谈话，1965年6月16日。周恩来把毛泽东讲的这些内容，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对“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是刻骨铭心的，痛定思痛。他告诫说：“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毛泽东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作时的谈话，1965年2月21日。

　　毛泽东关于民生方面的政策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或者叫“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全国解放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我们党对国民党时代的旧工作人员，全部包下来，大家都有饭吃，这对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举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把统筹兼顾作为一项战略方针，强调地提出来，有着重大意义。所谓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全国几亿人而不只是对部分人的统筹兼顾。毛泽东列举了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等，要求对这些问题都要从全国人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全国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实行这个方针，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也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正如毛泽东所说：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一个战略方针。这个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实行这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当时我们国家实行低工资、低物价、高就业的政策。生活虽不富裕，但都有饭吃，社会也比较稳定。这是在当时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方针的一个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