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初期，国家还穷，生产力水平也低，国家要花很多钱搞建设，就需要大量的积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民生活一下子改善很多，是不切实际的。毛泽东说：“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3日。应当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有时为了国家建设，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还暂时需要牺牲一些当前的利益。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人民的当前利益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但是重点应当放在长远利益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当前利益必须同长远利益相结合，而以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因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人民的根本的、最大的利益。

　　问题还是回到生产和生活两者的关系上。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生产是基础，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诚如毛泽东所说：“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生产、生活两者必须兼顾，而重点要放在生产上。

　　六、关于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

　　中国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同时人民内部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地突出出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政治思想方面来说，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局面。

　　这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了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1957年4月4日至6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力量很大的党，如搞不好，人民就要怕我们。一个党使人民怕，这个党就不好了，就危险了。党内党外的紧张要缓和，要充分展开辩论，讲道理，这样党和人民才能接近。”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的谈话，1957年4月21日。“人民有意见就应当让他们说出来，不然这些意见一旦爆发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就不得了。”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的谈话，1957年4月25日。

　　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过分强调集中统一，而忽略民主，在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毛泽东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鉴于斯大林的教训，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

　　1956年9月，他同南共联盟代表团谈话时，他认为对斯大林的批评，揭开了盖子，使人可以独立思想，反对了家长制。接着就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考虑这个问题的，确实不只是毛泽东，还有其他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他1956年7月21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指出民主应该更扩大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他说：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到1957年3月，毛泽东又明确地指出：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

　　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形成他所希望出现的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批评的活泼的政治局面，从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强调，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要使人民敢于讲话，敢于批评。对于人民中间的各种不满意，各种错误的议论，要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压制的方针，更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应该加以区别，对学术问题鼓励自由讨论。凡是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而只能用说理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如果采取压制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

　　毛泽东对实行上述方针所要达到的目标，寄予很大希望而且充满信心。他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他在这次讲话的提纲中，还提出要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后来，毛泽东把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概括为：“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这就是为邓小平所称道的、由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肯定的“六有”局面。

　　集中和民主，纪律和自由，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都是对立的统一。两个方面都要有。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就会成为僵化的、呆板的、缺乏活力的社会，甚至会走上专制的道路。只有后者而无前者，就会是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甚至出现乱的局面。但是，要使两个方面真正达到统一，恰当地结合起来，达到比较理想的境界，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要有许多条件，包括健全的法制、正确的政策以及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等等。

　　毛泽东为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有了一个很好的构想，可惜的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左”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这些构想终究未能很好实现。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为实现“六有”局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961年9月24日，英国蒙哥马利元帅问毛泽东：“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答：“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要问苏联。”

　　“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的确是这样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有胜利和成就，也有挫折和错误。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过许多非常好的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他提出的有些思想是错误的，也造成严重的后果。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财富。对的，继承下来，发扬光大；错的，引以为戒，避免重犯。对毛泽东的错误，应采取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毛泽东的错误“终久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见《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评他的错误，是为了认真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使我们今天能前进得更好。在讲毛泽东错误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忘记他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所做出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