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志理论研究发展概况及学科概念的提出

　　尽管对持续不断地编修方志这项传统的起始时间存在争议，但至迟不晚于两汉却是方志界的共识。与修志实践的源远流长相比，方志理论的产生相对较晚。已知较早阐述方志价值和作用的是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他说编志有“五善”，即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明确提出编纂该志是为了“资治”。魏晋至隋唐，尽管方志编修成就显著，实践成果非常丰富，但方志理论仍处于萌芽、酝酿状态，有关论点和见解主要集中在“资治”、“教化”的功能观，以及“存真”、“求实”等编纂思想的讨论上，基本不脱历史编纂学的范畴。

　　方志之书，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地记、隋唐图经等阶段的发展，“至赵宋而体例始备”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华书局1962年版。。宋代不仅官、私志书编修发达，修志的组织、规模、体例和内容均较前代有很大进步，志书也一变隋唐以前“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的状态，而将自然、历史、政治、文化、人物等内容萃于一编，由地理而扩展至人文、历史方面。在这种背景下，北宋中期，朱长文提出：“方志之学，先儒所重，故朱赣风俗之条，顾野王舆地之记，贾耽十道之录，称于前史。”（《吴郡图经续记》序）从而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第一次笼统提出了“方志之学”的学术概念。

　　元、明以来的许多学者为适应修志实践不断发展的需要，或对以往方志有所评议，或对自己纂修的志书有所构想，发而为论，展开了对方志性质、源流、作用、体例、编纂原则和方法等问题的探讨。这些见诸序跋、凡例中的经验之谈、心得之论，虽多属片断，不够系统、完整，但对修志实践的发展和方志学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朝是我国古代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为编修《明史》和《大清一统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后诏令各省修志，以备采择；雍正还颁发志书60年一修的诏令。统治者积极倡导，学者也视为名山事业而积极参与，助澜扬波，修志风气盛行。顾炎武、卫周祚、方苞、李绂等挟其在史学、地理学、经学、谱牒学、文学、文献学等方面的造诣，将学术研究和修志实践结合起来，从而为方志理论的系统化和方志学体系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乾嘉时期，戴震、钱大昕、阮元等著名学者的广泛参与，使方志理论在争鸣中逐步深化。在此基础上，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凭借其丰富的史学理论，通过总结前人及自己的修志经验，萃历代散金碎玉于一炉，树立起“志乃史裁”、“志乃一方之全史”等新观念，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修志理论，推动方志学朝专门化方向发展。尽管这位奠基人的目标已经远远落后了，但今天的方志学家仍然提到章学诚的传统，他的贡献在同时代学者中处于出类拔萃的地位。对此，梁启超在总结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时，称“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认为章氏对方志学的最大贡献是关于方志性质的改变——由地理变为历史。梁启超本人也成了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第一个正式提出“方志学”学科概念的人，尽管他并没有对方志学的定义、性质做出明确界定，但还是以“中国‘方志学’的正名者”《中国方志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方志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6页。的身份被载入方志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