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西藏问题

　　涉及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1893年《中英藏印续约》、1906年《中英新订藏印条约》。中国与印度经过谈判，于1954年4月29日签署《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及有关换文，妥善解决了印度在西藏享有的原英国殖民特权的问题。周恩来在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印方的赞同，并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写入协定的序言。

　　（二）关于疆界问题

　　涉及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该条约除承认英国对哲孟雄（锡金）的保护权外，依从英方意见划定了藏哲边界。、1894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务条款》、1897年《中英缅甸条款附款》、1941年中英滇缅南段界务换文。对此问题，中国政府主张应遵循既尊重历史又照顾现实的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以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友好协商，求得和平、公正、合理的解决。从1956年，中国政府与缅甸政府正式就边界问题展开协商，至1960年1月28日双方签署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全面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三）关于不动产和债券问题

　　涉及中英债务协定和肃清帝国主义特权时发生的不动产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英国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索赔原在华私人资产的要求。对此，中国政府的基本原则是：（1）对中国旧政府的外债应区别不同情况，逐步加以解决。对中国历届反动政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损害国家主权所借的外债，中国政府和人民概不承认，也不承担偿还义务。（2）前外国租界公产和在旧政府任职的外国人利用特权取得的财产，已经通过“没收”、“接管”等方式处理的，不予补偿。外国教会及其附属事业财产，大部为教徒捐献而来，有的已转归中国教会所有，附属事业已接办，不考虑偿还问题。土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不存在偿还问题。（3）解放初期，中国政府为了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采取各种方式，对外国原在华私人房产、企业进行了处理，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今后这些被处理了的房产、企业仍不能发还。但考虑到在我处理的外国原在华私人房产、企业中，有一部分是我单方面以行政命令方式处理的，其产权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根据国际上的一般做法，对此类资产均应给予适当补偿。中国商业法研究会（筹）编：《房地产政策法规汇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265页；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编《民事手册》（第3辑）上册，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742~746页。

　　由于所涉旧外债和在华原资产年限已久，问题复杂，且政策性强，涉及许多部门，所以具体处理起来十分困难。有关谈判前后历时约6年，至1987年6月5日，中英双方在北京签订《关于解决历史遗留的相互资产要求的协定》，达成了一揽子解决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34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215页。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消除了可能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障碍，而且有利于当时中国对外开放形势的发展，对提高中国国际声誉和引进外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四）关于香港问题

　　涉及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考虑到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和“国际通道”的特殊地位，中国政府没有选择单方面废除条约、武力收回的方式，而是做出了“暂时不动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的战略决策。从1957年4月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考虑。他说：“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8页。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当时联合国非殖民地化委员会，却将中国的香港、澳门列入了殖民地名单中。根据联合国相关公约和条款中，“殖民地”与“被侵占地”的定义、主权地位及归属走向有着严格的不同。“殖民地”的主权地位走向多以“全民公决”等形式确定；而“被侵占地”的主权地位就是归属其祖国，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为此，中国政府申明立场，严正指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葡萄牙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国要对被占领的领土恢复执行主权的问题，而完全不是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的问题，更不是使其获得“独立的问题”。经过斗争，1972年秋天，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周南，评价说：此举是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第二步棋，堵塞了后来任何人、任何势力在港、澳搞所谓“独立”、“全民公决”的可能，意义十分重大。王尧：《老外交畅谈回归路》，1999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第2版。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拉开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在会见中，针对撒切尔夫人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的立场，邓小平回答：“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面对新界即将租期届满的现实和中国领导人的坚定立场，英方只得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与中方进行商谈。从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具体问题进行了22轮艰苦会谈后达成协议。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之后，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尽管历经挫折，最终还是实现了香港的平稳过渡。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英旧约画上了历史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