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吸引着世界目光“向东看”。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他们一方面希望找到中国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动力所在，希望能够为本国低迷的经济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出于政治考量，国际社会更关心的是：强大起来的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是否重蹈西方大国“国强必霸”的覆辙？是否对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和威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中国多次向国际社会阐释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和主张，阐释这条道路的历史传承、文化渊源和发展目标，力图消除国际社会的误解和曲解，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同时，中国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和诚意。和平发展道路应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之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未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应正确处理八大关系，以更好地践行这条道路，推进世界和平发展进程。
一、正确处理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前提与历史起点的关系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开创始于何时？应该说，就新中国的愿望讲，历来追求和平发展，但有国际条件走和平发展之路，还是美苏两霸对立终结以后。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标志着中国作为“政治大国”的崛起，那么，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起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是说，当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的主题以后，才有利于我们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意味着中国有可能走和平发展之路。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这两个本质特征，决定着中国和平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具有内在一致性（黄仁伟：《邓小平对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思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百周年纪念——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72页）。更有学者明确认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就是和平地实现从政治大国到经济大国的发展道路，就是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郑必坚：《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和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开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百周年纪念——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22页）。
可以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具有一致性。
毛泽东时代为其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能割裂地看待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与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伊始，无论从生存还是从发展的意义上，中国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毛泽东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4-335页）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根据当时客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与意识形态差异，被迫进行国际性政治和军事斗争，那么以斗争求和平，从而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大环境。毛泽东为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为和平发展道路的开创创造了历史条件。正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前30年提供的历史前提下，中国才得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顺利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才得以充分利用总体和平的世界环境走和平发展之路。邓小平曾经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
二、正确处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自觉与借鉴别国发展模式的关系
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换言之，中国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具备的发展条件和未来要达到的目标，在国际坐标系中的位置以及国际社会的期待。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对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充分的自信和足够的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赋予中国未来的和平发展定力，意味着中国不会由于西方“普世主义”的影响而迷失方向，亦不会对西方发展模式简单照搬。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照搬别国发展模式，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西方中心主义”把西方文明解释为人类文明普遍的、唯一的形式，将西方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视为整个人类必须效仿的“典范”，把西方文明所意蕴的文化价值说成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袁银传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湖湘论坛》2012年第2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更加泛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表述，表现了西方霸权主义对西方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极度推崇。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和观点。“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对西方文化一统天下地位式微的“担忧”。亨廷顿说：“所有其他文明的社会都一直试图在财富和现代化方面赶上西方……西方始于20世纪初的逐渐且无规律的衰落，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的地位。”（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48页）亨廷顿基于“西方中心论”的立场，担心非西方文化的彰显会导致对西方文化认同的丧失，关于民主制度的共识将发生分歧。
中国的崛起之路没有追随西方、效仿西方，因为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证明：简单效仿、机械照搬西方模式并不能让积贫积弱的中国强大起来，相反，倒是老师经常欺负学生。这促使中国人民必须探索一条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强国之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崛起的现代化之路主要依靠内部发展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与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掠夺和发动战争来完成原始积累的路径根本不同，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充满了暴力和血腥，按照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对以“西方中心论”为特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进行的批判，不发达国家的落后与发达国家的先进在历史和逻辑上具有一致性。而中国却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了和平崛起。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本身已重构了整个世界格局，中国已不可能在同样的历史前提下进入现代化，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于是，中国必须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而且，实践也证明，多元的发展模式是可以并存的（参见何中华、张晓华：《当代发展观的演变及难题》，《文史哲》1997年第2期）。
三、正确处理融入国际体系与建设、改革国际体系的关系
对待现存的国际体系，中国选择和平融入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接受并遵守既有的国际秩序而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接纳和认可。是否认可并融入现存国际体系以及国家行为是考量国际关系能否让我国践行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排除国际敌对势力的干扰，积极融入现存国际体系。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在全球化进程中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担风险。经过三十多年的和平发展实践，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在处理国际社会重大事务时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当然，中国融入现存国际体系获益良多，维护现有的国际体系符合中国的利益和愿望。
但是，中国积极融入现存国际体系、从中获益，并不意味着中国仅仅做国际体系的“顺民”，对现存国际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种种弊端坐视不管、无所作为。由于现存国际体系脱胎于20世纪崩溃的殖民体系，形成于冷战期间，所以历史遗留下来的制度规则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所以，中国在进入国际体系后，逐渐担当起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改革者的角色，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的建设者、改革者的角色，并没有背离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因为让国际体系较为公正和合理正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对于国际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所做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参见胡键：《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逻辑、经验、前景》，《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7期）。
其一，塑造国际体系新理念，包括平等发展、多元互融、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等理念，引导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民主的方向发展。
其二，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的具体实践。如联合国的改革（包括安理会机构的改革、联合国维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防核扩散与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世界银行代表权的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等。
其三，努力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国对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解就是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全球性的挑战要由各国合作应对，以尊重各国主权平等和独立、平等协商和共同合作作为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为此，中国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形成民主的国际社会结构，同时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章立制，积极营造民主的国际文化氛围。
四、正确处理承担国际责任与国内责任的关系
“中国责任论”的兴起晚于“中国威胁论”，更确切地说，“中国责任论”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相较于激进的、情绪化的“中国威胁论”而言，“中国责任论”要温和得多，理性得多。如果我们把“中国威胁论”看作国际社会的某些人对中国的“棒杀”，那么，温和隐蔽的“中国责任论”则可以看作对中国的“捧杀”。目前，中国正处在“责任论”的舆论包围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责任期待体现在诸多领域，不仅涉及经济金融领域的贸易顺差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涉及军事领域的军费开支问题、气候环境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资源能源领域的消费量问题等等，可谓领域广泛、形式多样。对中国而言，积极参与、融入现行国际体系，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做“负责任”的大国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关键问题是，中国要对国际社会承担多少责任、在哪些领域承担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定要正确定位、清醒认识，否则一旦承担超过国家能力范围的责任，不但无益于提升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反而将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准确定位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邓小平常说“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虽然从经济总量上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中国的人口足以将这个比较大的经济总量平均得非常微小。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这样比喻道：“同样一桌饭，即使再丰盛，8个人吃和80个人吃、800个人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深知，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中国用地球79%的耕地和65%的淡水资源养活着世界近20%的人口，解决如此庞大人群的生存、发展和教育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最大的国情。这一基本国情说明中国发展本身面临很大的压力，发展对于中国而言还很艰难，而且，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既苦于现代化程度不高，需要补课，同时又要承受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资源、能源紧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生态环境保护，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文化思想多样复杂等种种矛盾和问题。所以，如何切实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才是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也是中国最大的国内责任。
不管是西方国家吹捧中国为“拯救世界的骑士”，还是鼓噪的G2、“Chimeric”，以及所谓的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提法，其实都是为中国设置的一个甜蜜陷阱，无非是为了忽悠中国，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古语说得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连自身修养都不达标、家庭内务都料理不好的人如何能够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同理，一个贫弱不堪、动荡不安的国家如何能够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承担责任？可见，发展本国的经济，处理好本国的事情，是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说，这本身就是国际责任的一部分，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不管是从国际责任与国内责任的辩证关系上，还是从国内责任原本就是国际责任的一部分而言，承担国内责任是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基础。
具体来讲，中国如果能够在保持本国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文化多元共存、生态环保可持续等方面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事实上，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增长、扶贫减贫和提高生命质量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保持中国社会内部的和谐稳定将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一个国家如果衰败不堪、战乱频仍，不仅无助于世界和平稳定，反而有可能刺激其他国家已有的战争萌芽，导致战争规模扩大。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时的中国，由于国力衰微备受列强的欺凌，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不仅无力维护世界和平，反而成为列强争夺的重点和战争的中心区。国内尚且动荡不安，更遑论承担国际责任，促进世界和平；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家，若能处理好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促进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构建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或许能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和谐并存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中国正在沿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向前发展，中国将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新型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这种新型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力求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力求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本身就是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贡献（参见刘建飞：《“中国责任论”考验和平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4期）。
中国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是对整个世界而言的，绝不是西方定义的“国际责任”。西方国家一再强调中国作为“利益攸关者”的角色定位，其实质是希望中国承担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运行的成本，让中国替西方国家“分忧”。不仅要求中国认同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认同西方国家建构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而且暗含中国必须完全融入其中，成为它们中的一分子的意蕴。中国当然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国家设置的责任权限承担所谓的“国际责任”，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然而绝不是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为它们分担责任。
但是，中国也无意以西方国家的对抗者和挑战者的角色来承担国际责任。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本意绝不在于与西方国家为敌，这与中国追求共建和谐世界、致力于和平发展的初衷相违背。中国要让西方国家明白，对于必须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国是义不容辞的，但是中国承担的责任与西方国家所要求的责任并不完全相同，中国能够承担的国际责任必须是在中国自身能力范围内的，并且与中国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在国际责任问题上，中国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不同于西方国家所要求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但是这不妨碍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者的双重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与西方国家面临许多共同难题，必须互相合作、共同承担责任才能解决难题、化解危机，这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是“合作”关系；但同时，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共同的“国际责任”面前，也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博弈，存在竞争关系。
五、正确处理和平发展与国防的关系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强调发展的合作性、互利性，反对国际霸权和侵略扩张，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国防政策的防御性质。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践行和平发展战略的体现。
在军事领域，中国一贯坚持积极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古代中国，崇尚和平、和而不同，以优秀传统文化和仁义礼智信吸引四方之民，战争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始终是下下策，“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战争的最高境界。近代以来，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国力衰微，国库空虚，且不说中国军力不敌西方的坚船利炮，即使按照西方的标准和模式建军立制、配备新式武器，但由于封建制度的落后和官员腐败，也很难取得战争的胜利。中日甲午战争便是例证。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和平性质决定了中国不会实行军事扩张、永不称霸。
现在的中国,仍然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这一点从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中就能看出。近年来，由于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强调其在亚洲的存在和利益，导致中国与邻国之间固有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不断紧张激化，这些周边国家倚仗美国，加大军购力度，不惜制造矛盾、挑起争端，损害中国利益。即便如此，中国也一直采取克制态度，坚持以对话协商的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中国政府的努力可谓世人共睹。其防御性国防政策不言自明。
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并不意味着“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相反，加强国防建设、推进国防现代化既是中国合理的安全需求，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要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加强国防建设的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还提出“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的要求。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重要演讲，阐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习近平表示，中国的国防预算是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国防建设正当需要的。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但中国再也不能重复鸦片战争以后在列强坚船利炮下被奴役被殖民的历史悲剧。我们必须有足以自卫防御的国防力量（参见《习近平在德国发表重要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
加强国防建设是为了保卫国家利益。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讲，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是国家的核心利益。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需要一定的国防军事力量。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当诉求和合理需求。虽然中国秉持和平发展的坚定理念，希望为本国发展赢得和平的国际环境，希望维护世界和平，但是中国必须防范战争的发生，防止别国以武力相威胁损害中国国家利益。所以，中国必须拥有与本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国防军事力量。
加强国防建设是为了保障中国和平发展。虽然中国多次向国际社会郑重宣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但是，和平发展不可能只依靠中国的一厢情愿就能实现。说到底，中国的和平发展能否最终实现，要看中国能否“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而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就是物质基础之一。“兵者，国之大事”，只有拥有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才能更好地防止别人把战争强加于中国，才能更好地防范外部敌对势力的军事侵略。加强国防建设是保障中国和平发展的必要条件。当今世界，尽管经济全球化效应强化了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互利合作，但是现实主义的“丛林法则”依然是主导国际社会的重要原则之一，只要主权国家依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丛林法则”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但同时也强调“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曾强调,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使中国在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时，能够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赢得和平发展的主动权。
加强国防建设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加强国防建设，提升军队现代化水平，不仅是为了保卫国家利益，为中国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而且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六、正确处理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关系
中国希望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但是中国不追求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的“和平”虚名。其道理不言自明，一个国家如果连核心利益都不能维护，谈何发展？况且，以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换来的“和平”必定是短暂的、虚假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2014年，习近平主席再次重申：“几十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在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样做的。当然，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
概而言之，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属于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范围，只要涉及这三大类国家核心利益，中国都不会让步和屈服，更不会以此做交易来换取“和平发展”的虚名。关于国家主权问题，中国寸土不让，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为此，中国反对任何外部势力扶持和利用民族分裂势力分裂祖国的行径，反对美国对台军售。与此同时，中国对南海诸岛与钓鱼岛拥有主权，反对某些国家的侵权行径；关于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坚决抵制外来干涉与颠覆渗透，包括反对外部势力借口“网络自由”、借助互联网对中国进行颠覆；关于发展利益问题，中国在扩大、深化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同时，反对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增加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确保自身能源安全与产业安全（参见陈向阳：《辩证解析中国和平崛起大战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3期（下））。通过几十年的和平发展实践，中国深谙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对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战略意义，一个连核心利益都维护不了的国家根本谈不上“和平发展”，更没有能力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与坚持和平发展，二者并行不悖。
七、正确处理继承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吸收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关系
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2000多年前诸子百家的许多理念，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社会、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4月2日）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自觉和自信，是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基因所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渊源关系，决定了坚持走这条道路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之根、精神之魂。
坚持继承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是和平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平发展的基本含义就是对内和谐稳定，对外和平安宁，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这条和平发展道路与西方通过推行军事霸权、殖民掠夺方式崛起的道路截然不同，是一条把握、顺应世界大势，抓住机遇、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发展道路。中国和平发展3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的强大崛起主要表现为内部经济发展，是典型的内联式崛起。但同时，中国也注重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当今世界，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作为这场“无硝烟战争”的参与国，中国同样重视提升以文化竞争力、制度创新力和观念影响力为核心要素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而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当然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因为它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之根，而且本身也构成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优良品格，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借助于强大的文化融摄力，才有了绵延不衰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立足本民族文化传统，同时注重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这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被以往实践证明的宝贵经验。
八、正确处理寻求本国根本利益与国际社会发展共赢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那种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关系越来越被利益融合、利益共享、平衡增长的普惠关系所替代。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国家仍然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而只要民族国家存在，那么国家利益至上就必然是民族国家融入全球化过程所要坚持的首要原则。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也不例外。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得出的基本经验。
在践行和平发展的实践中，中国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但并不以损害他国利益为前提。中国同样尊重他国的国家利益，强调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发展共赢。1989年，邓小平指出：“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8-329页）党的十八大报告更加明确地表明中国与国际社会发展共赢的主张：“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7页）
中国和平发展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与寻求国际社会发展共赢并不是零和关系，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同时，能够促进国际社会的共赢发展。我们深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国家必须坚守的底线，也是坚持和平发展的前提。对于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核心关切，中国同样加以尊重。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是和平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本身体现的就是一种非零和思维。习近平主席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我们需要建立合作而非对立的关系，倡导开放而非封闭的理念，寻求共赢而非零和的结果，实现一体化而非碎片化的目标。要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形成彼此融合、互为补充的局面。这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经验，也昭示着未来和平发展的方向。
总之，“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页）。既然是一种战略抉择，就意味着不管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条道路，内求发展、外谋和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始终如一。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在践行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这些成功经验集中体现为中国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上八大关系。未来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依然需要正确处理这八大关系，向国际社会和我国人民完整、准确地表达和平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真实意图，为更好地践行和平发展道路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李慎明：《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2]黄仁伟等：《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3]刘建飞：《“中国责任论”考验和平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4期。
[4]金灿荣：《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绿叶》2009年第9期。
[5]王缉思：《我国的国际环境是否趋于严峻？》，《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4期。
[6]徐崇温：《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面对的新课题》，《红旗文稿》2013年第4期。
[7]陈学明：《论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