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5周年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民务实清廉，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无数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都作出了表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总理周恩来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2013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15周年，值此纪念之际，本文撷取周恩来在浙江为民务实清廉的几个片段以飨读者。

　　心系社稷，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周恩来热爱故乡浙江，解放后他28次到浙江，主要是两大工作：一是参加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召开的各种重要会议，向毛泽东汇报重要工作，起草重要文件等；二是陪外宾参观考察。但无论是哪方面的工作，周恩来总是抽时间找浙江的干部谈话，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了解民情。他对故乡的人民、故乡的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份感情，充分体现在他对浙江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心上。

　　1957年3月24日，周恩来应浙江省委邀请，在杭州人民大会堂广场上为省市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杭大专院校的干部群众一万多人作报告。这是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到故乡。站在简陋的报告台前，周恩来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向大家讲述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和任务。周恩来指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执行4年多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巨大任务，就是要好好利用国内外的形势和有利的条件，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周恩来就如何完成这一任务，详尽阐述了正确处理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周恩来指出：我们国家的建设，扩大农业基础是首要的任务之一。我们如果不把农业这个基础搞得更好，人口的增加，人民生活的改善所需要的粮食就会感到不够。现有的耕地是有限的，这就迫使我们首先要把农业搞好，真正能够提高生产。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是五万万多农民的工作，是全中国人民的工作。在谈到生产与生活的关系时，周恩来指出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工资改革要有利于稳定农业劳动力，二是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的差距要缩小。还指出改善人民生活只能在增加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进行。

　　周恩来常常告诫浙江省领导：党和政府最重要的一条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依靠和相信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周恩来特别重视浙江的农业，更关心粮食生产，对粮食的购销调存，都指示得很具体。每次到浙江，总是对省领导说：“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多地少，人均土地不到一亩，要让老百姓吃饱饭，一定要搞好农业。”“老百姓有饭吃，社会才会稳定，国家才能从事建设。”

　　解放前，浙江是缺粮省，粮食靠省外调入。解放后，由于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单位产量逐步提高，粮食不仅自给有余，还年年上调中央。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受灾和产量不实，出现粮食不够吃，直至饿死人的现象。周恩来知道后，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亲自作了调查。1960年，周恩来陪外宾到杭州，听驾驶员反映粮食不够吃。在欢迎外宾的晚会上，他问一个家住上虞县的青年文工团员，家里粮食究竟够不够吃，这个演员也说不够吃。周恩来为这件事又专门到萧山调查研究，找生产队干部问产量有多少，自己分多少，县里给留多少，口粮和饲料够不够吃，逢人就问。情况搞清了，周恩来就召集省领导谈话，分析研究这个问题，并要求省领导要作具体调查看看农民手中究竟还有没有粮食。周恩来回北京后，又把浙江主管农业的副省长霍士廉找去，算了一笔全国各省粮食上调的账，表扬浙江作了贡献，上调17亿斤确实多了些。为了让老百姓吃饱饭，可以少调两亿斤。这在当时国家粮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很不容易的。这足以说明，周恩来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对人民有深厚的感情。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浙江省领导，他们感到：当领导的一定要时刻把人民的冷暖记在心上。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警卫工作也受苏联影响，有些神秘化孤立化，对保卫首长的办法，更有点特殊化。如首长外出时要加派随卫车，所到公共场所要布置现场警卫，住专楼别墅等。周恩来对此很有意见，认为这不仅浪费国家钱财，而且把领导和群众隔离开来。他不许前呼后拥地跟随他。他强调：“跟他们讲，我不要这一套，像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影响很不好嘛！”周恩来到杭州就不住专楼别墅，只住杭州饭店的一个房间，外出只用一辆车，只限一人随卫，所去公共场所不让群众回避，说：“公园是大家的，大家都可以玩，不能我们一来，就不见群众了。”

　　1957年，周恩来陪外宾到杭州。在楼外楼举行宴会的这一天，原决定停止二楼餐厅的营业，在请示周恩来时，他没有同意。这一天，将近中午12点钟，周恩来陪同外宾刚登上二楼，在二楼餐厅吃饭的顾客中，有人认出了周恩来，高兴地叫了起来，顾客们刷地站了起来，餐厅里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周总理好，周总理好”的问候声。周恩来向大家招招手，示意不要鼓掌，并请大家坐下。随后，周恩来走遍餐厅20几张桌子，一一和顾客握手，一会儿站着跟他们交谈，一会儿俯下身听他们说话，好一阵子才离开二楼餐厅。

　　1960年12月，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杭州访问。时值冬天，西湖边游客不多，挖泥船便整日作业，清挖湖底淤泥。杭州饭店领导和警卫人员考虑到周恩来白天陪外宾，晚上又要办公至深夜，怕周恩来休息不好，于是就通过有关部门让挖泥船晚上暂停工作。挖泥船停工的这天深夜，周恩来很快察觉到这个情况，就派人把饭店领导叫去，告诉说不要让挖泥船停下来，“别因为我住在这里就搞特殊化。你们不要管我，我能睡得好。”

　　1968年8月28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出席全国卫生会议和全军卫生工作会议的170多名代表。在这170多名代表中，有四位特邀代表，其中一位就是来自浙江省永康县的“赤脚医生”林寿谦。周恩来与林寿谦交谈时，了解到永康农村还没有医生，周恩来说：“永康离金华120里，没有铁路，能通汽车，不算偏僻，文化还比较发达的，交通也比较方便。这样的大队也没有医生，可见农村医生之缺。”周恩来还说：“农村医生要综合的，要会中医又会西医，中药、西药都要懂，要会内科、会外科，女医生还要会接生。医生要多面手，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要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系统化、理论化，加以提高。医药不能分家，医生要会用药。光开刀，不懂药，照书本开药，那多危险！” 周恩来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关切，溢于言表。

　　周恩来就是这样，时刻把人民放在心里，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实事求是，从浙江实际出发指导浙江建设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解放前，国民党党、政、军基础比较强。解放后，浙江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处于重要的地位。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浙江，特别是周恩来，他非常关心浙江，从浙江的实际出发，指导建设浙江。

　　周恩来认为搞好浙江经济的关键，在于搞好农业，重要的是要解决水利和肥料问题。他提出浙江人均半亩水田，达到一人一天一斤粮，就要做到旱涝保收，兴修水利，提倡养猪，种植绿肥。

　　为了保证浙江工农业生产更好地发展，周恩来亲自批准浙江兴建新安江、富春江水电工程。1959年4月，周恩来还视察了正在兴建的新安江水电站并亲笔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同时，又要求浙江用自己的钱，依靠和发动群众，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小水电。这一切都深深凝聚着周恩来对浙江建设发展和人民至微至深的关怀。

　　周恩来要求浙江省领导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抓农业时，要注意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在抓肥料和发展畜牧业方面，周恩来既支持浙江搞衢州、温州、湖州、杭州、桐乡等大中型化肥厂，又鼓励浙江发动群众养猪种绿肥，提倡一亩地一头猪，发展畜牧不全用粮食，大种革命草、水葫芦，种好苜蓿、草籽。

　　有一次，霍士廉副省长陪周恩来去绍兴鉴湖，渔民反映缺乏鱼饲料。后来周恩来到了上海、江苏，也反映饲料买不到，太湖鱼少了。他很关心这件事。给浙江打电话，亲自批给浙江一部分粮食，解决鱼饲料问题。还有一次，周恩来到余杭县调查，他走进一个村庄后，看了好几家农户的猪圈和粪池，找了七八位农民座谈，算养猪是否有利的具体账，鼓励和调动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他说猪浑身都是宝，要发挥养猪积肥、吃肉和利用皮、毛的综合效益。他对养猪生产非常精通，账算得十分仔细精确，使大家心悦诚服。在周恩来亲自指示和具体帮助下，浙江的养猪事业发展很快，一度达到三人两头猪。

　　杭州梅家坞是周恩来去得最多的地方，他十分关心梅家坞的茶叶生产，关心茶乡建设。每次到梅家坞，周恩来都要叮嘱合作社干部：能种茶的地方尽量种茶，但要兼顾树林；宜养林的地方要养林。1958年1月的一天，周恩来亲自到梅家坞召集合作社的干部和茶叶技术员开座谈会，了解生产和建设情况，帮助梅家坞规划发展蓝图。周恩来对梅家坞的生产和建设谈了许多具体的看法。他说：梅家坞应以茶叶为主，发展多种经营；农村要发展家庭畜牧业，要把家庭养猪和集体养猪结合起来；要关心社员生活，改善住宅，规划村庄；要办好学校，改善一系列福利措施；要勤俭办社，勤俭持家；茶园要向电气化、机械化发展；要搞好卫生工作。这次座谈会整整开了4个多小时。会后，梅家坞人把周恩来的谈话要点整理为12条，并根据这12条来规划和发展梅家坞。

　　1957年12月17日，周恩来到浙江省农科所视察。他仔细看完每个实验室后，顾不上休息和吃中饭，又来到了省农科所的试验农场，他要亲自看看双轮双铧犁在南方的使用情况。双轮双铧犁是从国外引进的农机具，原本是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轻农民劳作的负担。但这种双轮双铧犁适合北方旱地使用，所以推广很快，在以水田为主的南方却推广不开，使得大量产品积压起来。因此，1956年5月和7月，周恩来曾两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双轮双铧犁的问题。同样，浙江省也对推广使用双轮双铧犁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所以周恩来要亲自到田头看一看，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到底能否推广。浙江省农科所根据浙江以水田为主的实际，对双轮双铧犁进行了改进，比旧式木犁提高工效两倍多。周恩来听了很高兴，又详细询问了改进后的双轮双铧犁有哪些优点，还存在着什么问题？使用面积多少？农场里还有哪些新式农具？农场工人们是否都愿意使用等等问题。回到杭州驻地后，他向正在杭州召开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的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浙江省农科所大胆改进双轮双铧犁的事，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亲临省农科所观看双轮双铧犁的操作表演，并亲自扶犁耕田，试用了这台改进的农具。

　　周恩来作风民主，坚持实事求是，鼓励讲真话。周恩来常对浙江的领导说：我们与群众隔了几层，情况了解不多，不给我们讲真话，我们更不了解下情，就会瞎指挥。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有位领导到浙江，见庄稼长得不错，而产量报得比毗邻省低，便批评浙江右倾。华东几省在上海开会，上海局的领导也说浙江粮食产量报低了。为了摸清情况，浙江省领导专门到下面作了调查，然后向周恩来汇报，认为浙江粮食产量统计数字基本可靠。周恩来听后，认为浙江坚持实事求是，鼓励浙江写个报告给上海局。后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指示各地在调查统计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

　　“发展生产必须依靠人才，教育是立国之本，经济发展最终要靠科技，农民要有文化。”周恩来经常对浙江省领导强调这种因果关系。他还说：“浙江是文物之邦，一定要发挥这个优势。”他对浙江的文教科技事业极为关怀，支持和亲自批准把浙江大学改建成为全国重点综合性的理工大学，批准新建杭州大学，为浙江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和输送人才。

　　在周恩来的悉心指导下，浙江的经济社会建设发展较快，也创造了许多被毛泽东、党中央推向全国的经验。

　　两袖清风，为国家用好每一分钱

　　周恩来身居高位，但他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谋取私利。他一生廉洁，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党的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一身正气，严以律己，是克己奉公的典范。

　　周恩来到杭州后基本上都住在杭州饭店，而且坚持同随身工作人员一起住普通的内宾客房，与接待外宾的贵宾楼分开。他每次到杭州来，总是自带铺盖和洗漱用品。虽然他住的饭店都配备了这些东西，但他从来不用。他对杭州饭店的领导说：我们要为国家用好每一分钱。周恩来在杭州时，一般都不单独用膳，总是坚持与随行人员一起吃。会议期间，坚持与会议人员同吃同住。除了宴请外宾外，他从不吃盛筵美酒，从不对下榻的饭店提任何要求，而且还再三嘱咐他们菜要搞得少一点，“不要超支，多了浪费。”他自己点菜，只要霉干菜蒸肉、芋艿、臭豆腐等就行了。

　　1963年1月，周恩来痔疮发作，中央让他到杭州疗养，但他还带病每天坚持工作至深夜，也从不吃夜点心。工作人员看到周恩来工作实在太辛苦，就暗地里让厨师在给他炒的菜里多放点肉丝。细心的周恩来发现后对他们说：“这盘菜太多了，这次吃不完下次再吃。”结果这盘菜果真吃了两餐。不仅菜是如此，甚至连一块霉豆腐早餐吃不完的话，也不准厨师倒掉，要放起来下次再吃。

　　更令人难忘的是周恩来那喝茶的规矩。他不抽烟，仅是喝杯茶，但一上午只准泡一杯。接待外宾时，泡好了茶，若要离开，他就端起茶杯说：“这杯茶我带去，还可以喝，不要另外泡了。”有时茶冲了一二次水就得离去时，他就把杯里的茶叶也吃了，说倒了可惜。

　　周恩来公私分明，严以律己，在浙江留下许多美谈。周恩来是有名的大胡子，每天早上都要刮。杭州饭店内设有理发室，周恩来刮胡子，每次都自己付费。理发师傅告诉他：经理吩咐了不收费。他不同意。经理又对他说：这是两位省委书记说的不要收费。他还是不同意，说：“就是省委定的，我也要付钱。”他认为在公私关系上，不能“不拘小节”。他每次离开饭店前，总是再三嘱咐卫士长把这里住的、吃的、洗衣、理发等一切费用按规定结算清楚，不能少算了。1957年，周恩来陪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到杭州，正值新茶上市，他关照送伏老两斤茶叶，并坚持要自己付钱，说：“以我名义送的茶叶，钱一定要我自己付，不能由公家报销。” 周恩来还曾对省委领导说：“以后哪个中央领导同志来也不要送土特产，如本人需要，你们可以代买，钱照付，送礼不是好风气。”

　　1973年9月16日，周恩来在杭州楼外楼菜馆 “三付餐费”的佳话，更是流传至今。那天，周恩来工作到下午近两点，路过楼外楼便进去吃中饭。当时点了西湖醋鱼、干菜肉、霉千层等几个菜。饭后，周恩来叫秘书结账。结好账后，周恩来问付了多少钱，当知道菜馆只收了10元多一些时，就对饭店师傅说：“那么便宜，那不行。”并对秘书交待，再去加钱，要按市价付足。这时师傅表示再收5元，周恩来又说：“不够的，不要骗小孩那样，你不收足钱，我就不走了。”师傅只得又收下了10元钱。可是，当周恩来走后一个多小时，杭州机场给楼外楼打来电话，说是周恩来上飞机前留下10元钱，补付今天午饭钱。原来周恩来乘飞机起程回北京前，唯恐楼外楼没有收足钱，又拿出10元钱，托省接待处的同志转交。周恩来先后3次共付了30多元钱。而实际上，楼外楼按照市价一样一样细算，总共才19元多一些。楼外楼于17日给周恩来详细地写了一个报告，附上菜价清单，把多收的钱一起请有关部门的同志带交给周恩来办公室。

　　1962年春天，周恩来到杭州开会。当时南方的青菜正上市。返回北京时，杭州交际处的同志把两筐蔬菜送到了飞机上，并再三向周恩来的卫士长解释，这两筐菜不是送给总理的，是带给中央首长吃的，而且也不是白送，发票都已经开好了。卫士长只好付了钱，把菜带回了北京，转给了供应处。供应处给每位领导人家中都分了一份，也是收钱的。卫士长把周恩来的那一份拿了回来。周恩来看到这些蔬菜时，很生气。卫士长向周恩来讲明情况，并告诉他已经付了款。周恩来一听更生气了，说：“付了钱也不行！我问你，北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到这样的菜？”周恩来十分严肃地教育说：“这样做，会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你们想想，总理和市民都是一样的人，我要不当总理就没有这个优越条件，就享受不到这种特权。” 在周恩来的心目中，他和市民应当平等，不可特殊，这是多么高贵的品德！

　　新中国成立后，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对故乡绍兴一直非常关心，对绍兴乡亲始终念念不忘。1956年，一位周家族叔独自到北京找周恩来。想叫周恩来给他在北京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岗位。周恩来教育他说：“工作要到绍兴自己去找，北京不能安排。共产党干革命，不能搞裙带关系。”之后，周恩来出钱，给他买了回程车票和招待所的几天餐券，要他好好回原地参加劳动。为这件事，周恩来专门写了《告亲戚朋友书》，即10条家规：

　　一、晚辈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专程去看望我。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费，没有工作的代付伙食费。

　　四、看电影（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准用招待券。

　　五、不准请客送礼。

　　六、不准动用公家车子。

　　七、个人生活中凡能自己做的事，不要找人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任何场合都不要讲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还绝对不允许自己的亲属有丝毫特殊。他一生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在他身上，处处闪耀着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灿烂光辉。

　　(作者为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文献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