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周恩来的历史贡献
中非关系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和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出访非洲十国这两大事件，被誉为新中国开启和发展中非关系的两个里程碑。两个里程碑的铸就，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和智慧，他的许多战略思考和具体做法，对今天继续做好对非工作，推进中非关系向前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周恩来对非洲问题的思考及新中国对非政策的基本走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非洲具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和地区仍处在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历史上，非洲国家长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15世纪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等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从贩卖黑奴开始，对非洲进行了四百多年的殖民主义统治。据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的统计，从15世纪到19世纪初，由于殖民者贩卖黑人，非洲损失了1亿左右的人口。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除了这些国家外，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者也开始插手非洲事务，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非洲已被各帝国主义国家基本瓜分完毕。当时，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两个国家保持了名义上的独立。之所以说是名义上的独立，是因为埃塞俄比亚独立后依然受到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利比里亚独立后则受到美国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非洲独立国家仅为三个，即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和埃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和地区仍然处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等国的统治之下。二战结束后，非洲面对的一个新情况是，在战争中得到极大发展的美国以新殖民主义手法，利用非洲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兴起，英、法等国搭建的老殖民主义体系开始瓦解的机会，加紧向非洲进行扩张和渗透，并设法维护那里的殖民主义统治。
（二）非洲国家和地区受十月革命影响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非洲后，非洲人民的抵抗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二战结束后，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非洲形势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在非洲的殖民势力因战争而遭削弱，为非洲人民开展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如周恩来所说：“殖民主义的体系在这种斗争的反复的冲击下开始解体了。”（《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208页。）二是二战后东欧和亚洲地区出现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给予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也为非洲人民作出了榜样。桑给巴尔一位朋友曾经说过：“我们非洲人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我们看到中国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给了我们很大鼓舞。”（毛泽东同桑给巴尔朋友谈话记录，1964年6月18日。）坦噶尼喀一位朋友也曾说过：“中国对非洲的解放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同坦噶尼喀朋友谈话记录，1963年10月22日。）
非洲所具有的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了新中国对非政策的基本走向。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对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还不太熟悉，没有形成具体的对非政策，但周恩来在关于如何对待国际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论述中，已经表达了新中国的基本立场。他说：“革命者要善于在事物的发展当中找出其中的新因素，并且应该有勇气去发展新的因素，使这种新的因素成为新的力量。”（《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7页。）周恩来在这里讲到的所谓“新的因素”和“新的力量”，就包括非洲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为此，他着重强调：“我们的任务就是支持、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6—37页。）
周恩来形成这样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三个基本原因：
（一）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看，认识到这个运动虽仍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但已成为人民民主革命的后备力量。列宁曾经指出，18世纪的民族独立运 [摘 要］在新中国发展对非洲关系的历史上，万隆会议和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是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对开启和发展中非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周恩来在浇铸这两个里程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对争取非洲国家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认识，促进了新中国对非政策的确立；他在万隆会议和访非实践中总结和概括的一系列重要经验和作法，对今天的外交工作仍然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中非关系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和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出访非洲十国这两大事件，被誉为新中国开启和发展中非关系的两个里程碑。两个里程碑的铸就，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和智慧，他的许多战略思考和具体做法，对今天继续做好对非工作，推进中非关系向前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周恩来对非洲问题的思考及新中国对非政策的基本走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非洲具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和地区仍处在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历史上，非洲国家长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15世纪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等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从贩卖黑奴开始，对非洲进行了四百多年的殖民主义统治。据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的统计，从15世纪到19世纪初，由于殖民者贩卖黑人，非洲损失了1亿左右的人口。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除了这些国家外，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者也开始插手非洲事务，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非洲已被各帝国主义国家基本瓜分完毕。当时，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两个国家保持了名义上的独立。之所以说是名义上的独立，是因为埃塞俄比亚独立后依然受到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利比里亚独立后则受到美国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非洲独立国家仅为三个，即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和埃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和地区仍然处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等国的统治之下。二战结束后，非洲面对的一个新情况是，在战争中得到极大发展的美国以新殖民主义手法，利用非洲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兴起，英、法等国搭建的老殖民主义体系开始瓦解的机会，加紧向非洲进行扩张和渗透，并设法维护那里的殖民主义统治。
（二）非洲国家和地区受十月革命影响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非洲后，非洲人民的抵抗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二战结束后，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非洲形势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在非洲的殖民势力因战争而遭削弱，为非洲人民开展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如周恩来所说：“殖民主义的体系在这种斗争的反复的冲击下开始解体了。”（《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208页。）二是二战后东欧和亚洲地区出现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给予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也为非洲人民作出了榜样。桑给巴尔一位朋友曾经说过：“我们非洲人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我们看到中国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给了我们很大鼓舞。”（毛泽东同桑给巴尔朋友谈话记录，1964年6月18日。）坦噶尼喀一位朋友也曾说过：“中国对非洲的解放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同坦噶尼喀朋友谈话记录，1963年10月22日。）
非洲所具有的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了新中国对非政策的基本走向。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对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还不太熟悉，没有形成具体的对非政策，但周恩来在关于如何对待国际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论述中，已经表达了新中国的基本立场。他说：“革命者要善于在事物的发展当中找出其中的新因素，并且应该有勇气去发展新的因素，使这种新的因素成为新的力量。”（《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7页。）周恩来在这里讲到的所谓“新的因素”和“新的力量”，就包括非洲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为此，他着重强调：“我们的任务就是支持、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6—37页。）
周恩来形成这样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三个基本原因：
（一）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看，认识到这个运动虽仍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但已成为人民民主革命的后备力量。列宁曾经指出，18世纪的民族独立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后备力量，20世纪以后的便不是了。周恩来赞成列宁的这个观点，并具体分析认为：法国的革命、美国的独立，都属于前一范畴。那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民族革命在当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到了资产阶级已在许多国家取得胜利、建立了它自己的国家以后，它就对外压迫别的民族，把别的民族和国家降为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任意地去压迫和剥削别的民族。它不仅对外压迫和剥削别的民族，还对内压迫和剥削本国的无产阶级和少数民族，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形成尖锐的国际对立和国内对立，也就不可避免地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发生了密切关系。（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4—35页。）周恩来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包括非洲在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然还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但已“不再是资本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我们不能低估这个力量，也不能认为这个力量只是辅助的力量。”（《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5、36页。）周恩来的这些认识，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二）从中非之间的关系看，认识到中非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可以互相支持。国际斗争总是彼此支持的，需要在国际上寻找朋友。而中非之间有许多共同点：（1）有着共同的遭遇，长期受到外来的侵略和干涉；（2）有着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3）有着共同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奋斗目标，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殖民主义者，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周恩来说：“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的灾难和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使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容易互相了解，并在长期以来就深切地互相同情和关怀。”（《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13页。）“当我们能够自由地站起来寻找友谊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把极大的热情寄放在我们曾经同过患难的兄弟的身上，这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历史感情，它应该永远受到我们的珍爱。”（《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08页。）中非之间的这些共同点，奠定了双方之间能够发展友好关系的基础。
（三）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角度看，认识到非洲是需要争取的重要力量。周恩来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外交家，他总是站在国际战略的高度上就对外关系中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做出准确判断。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指出：“在国际战场上，有朋友，也有敌人”；“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敌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6、3、2—3页。）；但是，世界格局“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4、52页。）周恩来这里所强调的两大阵营之外的力量就包括非洲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由于这支力量的绝大多数当时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采取中立立场，一些人对争取它们不理解。对此，周恩来指出，这些国家“如果在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对我们是有利的。”（《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2页。）他十分赞成毛泽东所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中立也就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的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337页。） 突尼斯总理布尔吉巴在周恩来访问突尼斯时曾告诉他：中国“支持不结盟国家，不把这当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敌人，这很重要”，“这样使我们更放心”。（周恩来同突尼斯总理布尔吉巴会谈记录，1964年1月9日。）周恩来的这些认识，为他在实践中积极开展对非工作，广泛团结和争取非洲朋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后备力量，20世纪以后的便不是了。周恩来赞成列宁的这个观点，并具体分析认为：法国的革命、美国的独立，都属于前一范畴。那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民族革命在当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到了资产阶级已在许多国家取得胜利、建立了它自己的国家以后，它就对外压迫别的民族，把别的民族和国家降为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任意地去压迫和剥削别的民族。它不仅对外压迫和剥削别的民族，还对内压迫和剥削本国的无产阶级和少数民族，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形成尖锐的国际对立和国内对立，也就不可避免地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发生了密切关系。（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4—35页。）周恩来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包括非洲在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然还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但已“不再是资本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我们不能低估这个力量，也不能认为这个力量只是辅助的力量。”（《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5、36页。）周恩来的这些认识，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二）从中非之间的关系看，认识到中非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可以互相支持。国际斗争总是彼此支持的，需要在国际上寻找朋友。而中非之间有许多共同点：（1）有着共同的遭遇，长期受到外来的侵略和干涉；（2）有着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3）有着共同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奋斗目标，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殖民主义者，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周恩来说：“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的灾难和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使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容易互相了解，并在长期以来就深切地互相同情和关怀。”（《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13页。）“当我们能够自由地站起来寻找友谊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把极大的热情寄放在我们曾经同过患难的兄弟的身上，这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历史感情，它应该永远受到我们的珍爱。”（《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08页。）中非之间的这些共同点，奠定了双方之间能够发展友好关系的基础。
（三）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角度看，认识到非洲是需要争取的重要力量。周恩来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外交家，他总是站在国际战略的高度上就对外关系中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做出准确判断。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指出：“在国际战场上，有朋友，也有敌人”；“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敌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6、3、2—3页。）；但是，世界格局“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4、52页。）周恩来这里所强调的两大阵营之外的力量就包括非洲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由于这支力量的绝大多数当时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采取中立立场，一些人对争取它们不理解。对此，周恩来指出，这些国家“如果在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对我们是有利的。”（《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2页。）他十分赞成毛泽东所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中立也就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的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337页。） 突尼斯总理布尔吉巴在周恩来访问突尼斯时曾告诉他：中国“支持不结盟国家，不把这当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敌人，这很重要”，“这样使我们更放心”。（周恩来同突尼斯总理布尔吉巴会谈记录，1964年1月9日。）周恩来的这些认识，为他在实践中积极开展对非工作，广泛团结和争取非洲朋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周恩来借助万隆会议开启中非关系的大门
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探讨和促进它们相互的和共同的利益，并建立和增进友好和睦关系”。就中非关系而言，这次会议是一座里程碑，它的意义在于：为中非国家领导人之间，“提供了难得的相互接触的机会”，这种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使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建立了初步的相互了解”（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5月13日。），为中国建立和加强同若干非洲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开启了中非关系的大门。在铸就这座里程碑的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会前确定以埃及作为打开中非关系的突破口。参加万隆会议的29个国家中，有6个是非洲国家，分别是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时称黄金海岸）、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在这6个非洲国家中，中央选定埃及作为工作的突破口。作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参加万隆会议的埃及总理纳赛尔是阿拉伯国家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在亚非国家领导人中有一定影响力；二是埃及于1953年6月宣布独立，其政治倾向接近和平中立国家。
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同周恩来对万隆会议与会国情况的了解和分析是分不开的。万隆会议之前，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其中对相关与会国的政治态度作出分析：除中国、越南外，分为四类：甲、和平中立国家；乙、接近和平中立国家；丙、接近反对和平中立国家；丁、反对和平中立国家。在与会的6个非洲国家中，埃及、苏丹、加纳被划为乙类国家；利比亚、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被划为丙类国家。根据这样的分析，方案提出：“在扩大和平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团结甲类国家、争取乙类国家、影响丙类国家、孤立并分化丁类国家。”在会外“应有重点地对各类国家进行工作，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方案强调，在非洲国家中，重点做埃及的工作，争取“建交或建立事务关系（例如互设商业机构）”。这个方案经1955年4月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0页。）万隆会议后，周恩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根据我们的实际接触，证明我们事前的分类基本上是正确的。”（周恩来致中共中央并报毛泽东的报告，1955年5月4日。）为做好埃及的工作，达到预期目的，万隆会议前，周恩来曾先期飞往缅甸仰光会晤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理纳赛尔，共同商讨如何开好万隆会议。周恩来赶在尼赫鲁和纳赛尔之前到达缅甸，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们。（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64页。）这个细微的举动，使纳赛尔倍感温暖，感受到新中国的诚意及对非洲国家的尊重和重视，为会议上相互配合奠定了重要基础。
埃及以及其他非洲国家后来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证明，中央在会前的分析判断是准确的，所采取的争取和影响的方针，以及重点做埃及工作的方针也是正确的。例如，在会议开幕当天，纳赛尔首先建议选举持和平中立立场的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周恩来予以附议。（参见《亚非会议在万隆开幕》，《人民日报》1955年4月19日。）这个建议在当时参会人员十分复杂的情况下由埃及提出，争取到了更多的支持者，像“接近反对和平中立”的约旦和“反对和平中立”的菲律宾都表示附议这个建议。这个结果，对开好万隆会议提供了保证。又如，被写进《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的“十项原则”（“十项原则”的内容是：（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成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即亚非会议宣言）的最重要内容。这十项原则的起草委员会主席就是纳赛尔。参与起草这份宣言的周恩来评价说：“亚非会议宣言的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这十项原则又一次替愿意和平相处的国家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5月13日。）
（二）会议期间积极开展对非工作，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互信。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利用会上会下的间隙，积极同非洲国家领导人接触，阐述中国立场，深入探讨问题，交换意见，增进彼此了解和互信。周恩来给非洲国家领导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求同存异”的思想理念、宽厚豁达的处事态度。
在会议过程中，一些国家的代表提出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也是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关心的问题。周恩来认为：“如果听任这些问题和意见争论下去，必然会扩大与会各国之间的分歧，而得不到任何结果。”他本着“求同存异”、“争取团结，避免争吵，寻求共同点，而不强调分歧”（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5月13日。）的方针，观点鲜明地指出：“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五项原则（“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2—123页。）。针对有人提出中国在国外有1000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问题，周恩来指出，华侨的双重国籍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中国人民政府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3—124页。）针对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州便是威胁了别人，周恩来指出：这是不能成立的。“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4页。）中国人民“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内政呢？”（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3页。）周恩来还说：“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4—125页。）这种解决争论问题的理念、处事的胸怀和说理的态度，使与会国家充分认识到新中国的真诚和平愿望，赢得了普遍赞扬。周恩来以“求同存异”的精神，化解了会议中出现的可能分裂的危机。纳赛尔称：“我喜欢他的演说”，“他答复了我们昨天所说的关于他的问题”。所谓“他的问题”，就是指中国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在会上，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还积极支持埃及反对军事同盟、坚持民族独立和中立政策，对埃及一时还不能切断同英美和台湾的联系表示理解；在附属地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问题上，支持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等非洲国家人民的斗争，推动会议通过关于附属地人民问题的决议。通过一系列努力，中国代表团不仅赢得埃及等与会非洲国家的好感，也为会后进一步同其他非洲国家和平合作创造了条件，实现了中央所确定的“扩大和平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三）会后非洲形势反映出周恩来对非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周恩来回国后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同埃及、叙利亚初步建立的友好关系，是有可能使和平中立地区伸展到中东去。”“今后如果能再发展同它们之间的事务性关系，它们对中国的态度是有可能逐步改变的。”（周恩来致中共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1955年5月13日。）万隆会议后的形势，确如周恩来所估计和期待的那样。例如，回国后的纳赛尔于1955年5月20日在首都开罗宣布：埃及“不向任何形式的外国压力屈服”，“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参见《埃及总理纳赛尔谈埃及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人民日报》1955年5月21日。）。他们拒绝了美国政府关于“埃及不要把战略物资（包括农产品）卖给共产主义国家”的要求，指出“履行这些条件会使得埃及的经济完全从属于美国”。他们认为“中国是埃及最好的顾客”。（参见《埃及工商部长谈埃及对外贸易的新方针》，《人民日报》1955年9月18日。）这年8月，埃及派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埃之间签订了贸易协定和第一个协定年度议定书。1956年5月16日，埃及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阿拉伯国家政界领袖和舆论的广泛欢迎，他们认为：“承认人民中国不只是正义的和合法的，而且是一定得这样办的。”（参见《阿拉伯国家政界领袖和舆论广泛欢迎埃及承认中国》，《人民日报》1956年5月20日。）又如，苏丹于1956年1月宣布独立，声明：“万隆亚非会议的决议中所规定的原则是苏丹外交政策的基础”（参见《苏丹外长谈外交政策》，《人民日报》1956年1月23日。）；“苏丹将实行中立政策”。（参见《苏丹外长宣布实行中立政策》，《人民日报》1956年2月2日。）随后，苏丹同中国开始了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这期间，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席卷非洲，至1960年万隆会议召开五周年之际，有近20个国家获得了独立。非洲国家领导人相继应邀访问中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比如，1960年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访问中国，成为首位到访中国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元首，其间两国共同缔结了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第一个友好条约，同时签订了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支付协定等，对中国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关系“起到示范作用”。万隆会议前，非洲国家“只是从美国报章杂志上了解中国”（周恩来同阿联总统纳赛尔会谈记录，1963年12月19日。），通过万隆会议对中国有了更多新的认识。没有参加万隆会议的突尼斯总理布尔吉巴后来告诉周恩来：“万隆会议以来，突尼斯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个会议很重要，引起了希望。”（周恩来同突尼斯总理布尔吉巴会谈记录，1964年1月9日。）
三、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与中非关系的发展
万隆会议后，中央加强了对非洲情况的研究，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对非洲朋友说：“我们对非洲的知识太缺乏了，需要好好研究。”（毛泽东同加纳共和国总统恩克鲁玛会谈记录，1961年8月16日。）为此，他建议：“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我们对于非洲的历史、地理和当前情况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出一本简单明了的书，不要太厚，有一二百页就好。可以请非洲朋友帮助，在一二年内就出书。内容要有帝国主义怎么来的，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来了。”（《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5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具体指导下，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62年编辑出版了第一本介绍非洲情况的入门书——《非洲手册（概况部分）》（这本书经补充增加内容后于1981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重新出版，书名为《非洲概况》。）。这本书的编辑出版，对新中国进一步了解非洲，制定正确的对非方针政策，为周恩来即将出访非洲十国，提供了有益帮助。就周恩来而言，通过万隆会议他已经同四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有了交往，但只是初步的，对非洲国家的具体情况仍然比较隔膜。万隆会议以后，周恩来通过来访的非洲朋友和我驻非洲国家使馆增加了对非洲情况的了解，但仍感不够。他主张，应该走出去，“对一个国家亲眼看看，有益得多”（周恩来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会谈记录，1963年12月28日。）。
1963年12月14日至30日、1964年1月9日至3月1日，周恩来历时55天访问了欧亚非十四国，其中有十个非洲国家，即阿联（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2月埃及同叙利亚合并而成，1958年3月，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后来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以合众的形式加入，整个联盟因此更名为“阿拉伯合众国”。1961年9月叙利亚宣布退出，12月北也门也宣布退出，但埃及仍然保留这个国号直到1972年为止。）、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十个国家的总面积占整个非洲面积的1/3；总人口一亿多，占非洲总人口的2/5。其中苏丹是非洲最大的国家，比较小的突尼斯只有10多万平方公里；阿联、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是阿拉伯国家，加纳、马里、几内亚、索马里是黑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人口的大多数为阿拉伯人和非洲黑人混血种。可以这样说，被访问的虽然只有十个国家，但有很大的代表性。其中八个国家已同中国建交，突尼斯正准备同中国建交，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发起国，同蒋介石集团没有外交关系。这次出访是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访问非洲，周恩来认为，“是我们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和影响”（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日。）。
从中非关系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次出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增进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了解，由此形成一些新的认识，使对非工作的开展更加切合实际。周恩来在出访各国过程中，除了通过参观对非洲空前高涨的革命形势、丰富的矿产资源、人民的热情友好留下深刻印象外，还通过高层会谈了解到更多的新情况，形成了新的认识。
比如，了解到“非洲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愿望是并存的”。在访问几内亚时，杜尔总统告诉周恩来：“亚洲是在根据民族系统形成国家以后，西方殖民者才入侵的，因而他们不得不照顾当时的实际情况。而非洲就不一样，许多国家是人为划分的，不是按民族系统划分的。”（《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98页。）如几内亚（指今几内亚比绍共和国。）、葡属几内亚、塞拉勒窝内（指今塞拉利昂共和国。）和利比里亚都是一个民族，却被分成四个国家。西边的塞内加尔、南边的象牙海岸、北边的毛里塔尼亚的一部分都是同一民族，但都被法国分割。又如，加纳、多哥、达荷美（指今贝宁人民共和国。）也都是一个民族，但加纳被英国占领，多哥和达荷美被法国占领。周恩来说：“关于这一点，这次我们访问非洲之后才了解。”（周恩来同缅甸总理奈温会谈记录，1964年2月16日。）这些新情况使周恩来认识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非洲的祸害超过了亚洲” (周恩来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会谈记录，1964年2月2日。)；这种人为的分割，是非洲国家独立后至今相互之间还存在边界和民族纠纷的根源。从这个情况出发，周恩来提出：在支持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要根据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第一，先按帝国主义划分的地区取得独立，然后逐步争取全部非洲国家独立。“如果不这样做，而要求依照民族系统独立，那就会纷争不已，正中帝国主义的诡计。”第二，争取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98、399页。）这一思想得到非洲大多数国家首脑和人民的认同。
比如，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问题上，周恩来发现许多国家，“只提反对殖民主义，不大愿意提反对新殖民主义，避免影射美国”（周恩来、陈毅致中共中央并报毛泽东的报告，1964年1月10日。）。他们认为，“不能不考虑同美国的关系”，“美国会停止援助，甚至连一个小零件都不给”；（周恩来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会谈记录，1964年1月30日。）“现在不能马上突出反对新殖民主义，不马上在两线作战”（周恩来同几内亚总统本贝拉会谈记录，1963年12月23日。）。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一方面在谈话中揭露美国新殖民主义行径，另一方面同意在两国公报中不直接提反美口号。他说，“我们的行动口号要照顾大多数，也就是照顾中间分子”，“在非洲大家庭中，如果口号提得太高，落后的会反对，中间的也会感到害怕和忧虑”。（周恩来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会谈记录，1964年1月14日。）
比如，在经济技术援助方面，周恩来发现，施工的机械化程度需要很高才能降低成本、少用劳动力，收效快；机械设备需要适应热带的潮湿和干燥气候，等等。他指出这些新问题“要解决”。（周恩来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会谈记录，1964年2月2日。）
比如，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海尔塞拉西皇帝谈到同索马里、肯尼亚之间的民族争执问题，提醒中国方面要考虑援助索马里的方式。周恩来说：这“对我们是一个新问题”，提出对非洲国家之间的争端“采取不介入的立场”，“支持非洲各国和平解决彼此的争端”。（周恩来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会谈记录，1964年1月30日。）
比如，在谈到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时，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告诉周恩来：“参加国的积极性比1955年第一次时是减低了”，因为“万隆会议时主要讲各国解放”，会后这些年，“亚非许多国家独立了，如再开，已经没有什么动力来推动会议讨论什么问题”。如果要开，“现在可以谈非殖民化，解决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等问题。现在如再谈解放问题，也许只有两三个国家感兴趣，如不解决不发达的问题，就不可能有和平共处，会引起对别人的干涉”。（周恩来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会谈记录，1963年12月28日。）周恩来赞成哈桑二世的两点意见，并在访非过程中建议：第二次亚非会议如果召开，一定要使“一些原则更加具体化，特别是促进亚非各国相互之间的了解、帮助和经济合作”；指出“非洲国家的问题相同：摆脱殖民统治，在国家形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要非殖民主义化”。（周恩来同突尼斯总理布尔吉巴会谈记录，1964年1月9日。）
（二）出访中，针对各国关心的问题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增进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消除疑虑和误解。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形势激烈动荡，美国和苏联利用旧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从各自国家的全球战略出发，加紧了对非洲的工作。1958年，美国国务院建立了第一个由一位助理国务卿领导的单独的非洲司；同一年，苏联外交部也建立了一个专门负责非洲事务的机构。美、苏在加快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渗透和侵入非洲的同时，还挑拨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与此同时，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已经公开化，中印边界也出现了两次武装冲突，引起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美国的援助使一些国家产生幻想，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援助对一些国家也起了一定作用，因此有些国家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误解或疑惑。为此，周恩来在出访中，就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的真相和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作了详细的解答和说明。随同周恩来出访的孔原、黄镇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以几内亚为例说：“会谈和讲话，由本•贝拉起都全神贯注，静听总理发言，并亲自做笔记”；他们很重视周恩来所谈的问题和观点，认为“对他们有帮助”。（孔原、黄镇致外交部的报告，1963年12月27日。）这对减轻我国来自美、苏、印方面的压力有重要意义。
（三）出访期间，周恩来向世界公开宣布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以及一系列有助于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联合公报，有力促进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我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与同亚洲国家的关系有所不同，主要面临两个问题：
首先是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问题。阿拉伯国家一般指居民以阿拉伯民族为主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地区，有统一的语言（阿拉伯语）、统一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绝大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主要的国家从北非算起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苏丹、阿联；中东地区是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科威特、阿曼等。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制度不同，受帝国主义控制的程度不同。由于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形成民族国家之前已经被帝国主义国家所分割，所以内部也有很大冲突。面对这种情况，中央认为：如果能把这些国家“统一在反帝特别是反美的斗争下，是可以成为一个积极因素，推动民族运动”。因此，周恩来出访第一个国家阿联时，“就考虑了这个问题，把我们原来平常所发表的主张，集中成为五点”。（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日、31日。）具体内容为：（1）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3）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4）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5）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这是周恩来在访问阿联期间在会谈时所表明的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中。公报全文刊载于1963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后来，周恩来在同其他非洲国家接触中，感觉“非洲对联合的要求更大”，因此这五条原则对非洲其他国家“同样适用”。这五条原则得到阿拉伯各国和非洲各国人民的赞同，都觉得这样的主张是公正的，有利于它们的独立和革命，有利于它们自己的联合。
其次是对非洲的经济技术援助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十分重视对亚非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周恩来曾说：“我们对亚非国家的援助，对于我们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夺中间地带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很重要的一环，这是物质援助，没有物质也不行。”（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日、31日。）在对亚非国家援助过程中，我国确定了不少原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在同外宾谈话中常常谈到这些原则。在这次出访中，各国领导人都同周恩来谈到美国、苏联、南斯拉夫等对他们的援助情况。周恩来发现问题主要突出表现为两方面：这些国家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实际上是企图利用经济援助的名义来控制非洲国家，使非洲国家的经济继续单一化。
如何使我国的援助区别于美、苏等国的援助，如何通过经济技术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建立起独立的民族经济，如何体现援助是相互平等问题，都需要有一个新的解释，以争取和影响更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
基于此，周恩来在出访加纳时提出，并到马里后正式公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这是周恩来访问加纳共和国时答加纳通讯社记者问的节录，后正式写入中国同马里共和国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中。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88—389页。）这八项原则，如周恩来所说，是针对着前述两方面问题提出来的。（参见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日、31日。）“目的在于尊重主权国家，发展独立经济，不干涉内政，不是造成依赖经济。”（周恩来同马里总统凯塔会谈记录，1964年1月20日。）
（四）在出访中，周恩来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广泛接触，友好坦率地进行会谈，增进了彼此间的感情。周恩来认为，“各国领导人之间的来往很重要”。在访非期间，周恩来每到一个国家，同对方领导人一般谈三四次，有的多达六次，最少也有两次。每一次谈话都是两三个小时，有时到三四个小时。周恩来说：“要说累一点，就是谈话费了一点精神。”因为面对的国家情况不同，领导人的情况也不同，要有所界限；对不同意见还要有所回应，“总是有来有往，因为我们不能失掉我们的立场，要找机会把我们的原则说清楚，阐明我们的原则”。（参见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日、31日。）比如在苏丹，周恩来同阿布德主席只谈了一次，因为阿布德主席是军人，很爽直，他有问题提出来，周恩来一回答，就解决了。在阿联，纳赛尔总统有意避而不谈苏联和南斯拉夫问题，周恩来就不谈；在突尼斯，布尔吉巴总理在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问题上不理解中国的做法，周恩来就花了很多时间阐明我们的道理。为了充分了解各国情况，周恩来在会谈中几乎有一半多的时间是在倾听；为了使同各国的会谈取得更大成效，周恩来事前做了充分准备，留下很多谈话内容的提纲手迹。比如在加纳谈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就是他亲笔拟写的。（参见周恩来关于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手稿，1964年1月12日。）坦率友好的会谈，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通过这次访问，中国开始了解到一些非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虽然仅仅是走马观花，但有助于提出一些对非洲国家的政策，并且起到“探路”作用。周恩来后来说：“访问非洲以后，我们同非洲的接触才更多一些，了解多了一些。”（周恩来同加纳朋友会谈记录，1965年4月30日。）他还说：“这个探路工作，可以为以后的政府的、民间的、从各方面去的人打开一个关系”；“这个影响会跟着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发展。”（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日。）后来中非关系的发展证实了周恩来的主张是正确的。
在开启和发展中非关系的历程中，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新的思考，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宝贵经验：
（一）调查研究是做好对外工作的重要基础。出访非洲，使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制定切合实际的对非政策有重要帮助。他访非回国后就提出，要“加强对亚非国家的调查研究”，“通过外交部、外贸部、对外文委、新华社、人民团体和经援专家等涉外系统，派出大批经过选择和训练、具有一定政治水平和斗争经验的人员，到亚非地区特别是非洲去，站稳脚跟，长期工作”。他说，我们的驻外人员和研究机构要互相密切结合起来，互相交流，常常出去，“没有现场的感性知识，就没有法子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31日。）
（二）加强人际交往，争取更多的朋友。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实际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通过人与人的交往增进相互了解，树立国家形象，是周恩来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得出的经验之一。纳赛尔就是通过周恩来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称他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孔原、黄镇、童小鹏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63年12月19日。）。出访非洲十国归来后，周恩来进一步强调：“对亚非国家的外交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这项工作可以分两个方面，一是，“所有出国的政府和民间代表团，使领馆人员和专家、新闻记者和翻译人员，都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和方法，正确地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二是，争取更多的亚非国家的政府和民间代表来访问中国，“经过他们的人去做他们人的思想工作”。周恩来认为：“这个需要下一点资本。”（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31日。）
（三）要重视培养翻译人才。在外交工作中，需要优秀的翻译人才起到沟通作用。周恩来认为“翻译工作是最有政治发展前途的工作”。和周恩来一起共事的英文翻译有五批，代表是：黄华、龚澎、章文晋、浦寿昌、冀朝铸。周恩来说：“他们都是向政治方面发展，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应该培养广大的翻译，现在翻译太少了，跟我们国家不相称，七亿人口才这么几个翻译，我想起来就难过。”（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31日。）周恩来出访非洲回国后，亲自指导创建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这所学校成立近50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外语外事以及翻译等方面的优秀人才。
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继续开展和做好对亚非国家的团结争取工作，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廖心文，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