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加1955年万隆会议，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重大外交活动之一，自它发生起就受到国内外各界关注，以前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部分当事人的回忆，主要回顾周恩来在会上的言行与经历；[①]记者的观察和评论以及专业研究人员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在会内外言行的分析。[②]以上研究方式主要强调中国的政治外交，较少涉及经济贸易方面，而且早期这些研究很少依据原始档案进行，就算当事者也只能了解某些方面的内容，仅靠公开言论不足以说明中国参加会议的全貌。鉴于最近几年中国外交部解密了外交档案，本文主要依据外交档案，结合当时的中国国内背景和国际环境，分析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意图，与会的经济贸易方针，会议对中国与亚非国家贸易的影响及其特点，弄清会议外交与对外贸易和国内建设的关系。

　　一． 万隆会议之前的中国国内形势与外贸状况

　　1950年10月，中国加入朝鲜战争，并持续到1953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拖延了国家建设的脚步，但没有拖延国家建设的思考。1951年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即：“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③]到1952年末的时候，朝鲜战线早已稳定，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提前完成，国营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营产值占到67.3%，私营产值为32.7%；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发展起来。[④]面对此种形势，1953年元旦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全国人民的三项伟大任务：第一，继续加强抗美援朝斗争；第二，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三，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⑤]其实中央从1952年初就开始筹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并由陈云主持工作，其间经过多次讨论修改，直到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最后方案，正式确立“一五”计划。[⑥]关于社会改造问题，毛泽东经过两年的思考与实地考察之后，于1953年6月15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以书面形式确定了中国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⑦]9月8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0次会议上作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指出“过渡时期的中心内容，就是实行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要着重提出经济改造问题”。[⑧]经济建设与改造并举的同时，政治建设也开展起来。1953年，全国各地先后选举和召开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随后制定并通过了《宪法》，新中国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完善起来。

　　如上所述，当时中国已经具备了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的愿望和国内条件，还需要争取的就是有利的国际条件，特别是与周边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既保证国内建设的安稳，又通过对外贸易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朝鲜战争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特别是中国拒绝联合国在十三个中立国提案基础上达成的解决朝鲜问题的决议，并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这伤害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感情，某种程度上造成中国的孤立；而且周边不少国家担忧“共产主义中国”对外输出革命，后来参加万隆会议的其他28个国家中，在会议之前，只有7个国家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⑨]未建交的国家中，有一些国家与美国关系密切、怀疑或敌视中国，如泰国、菲律宾、伊拉克、土耳其、南越等；日本外交上受制于美国，中日官方关系较为紧张，但民间往来则较为密切，包括民间经贸交流。还有一些国家既不敌视中国，又有与中国接触和发展关系的愿望，如埃及、叙利亚等，其他国家基本上对新中国不甚了解，持观望态度。因此，中国必须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改变对外政策，重新树立和平外交的大旗。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不仅在口头上宣传和平，而且也付诸行动做出两项重要努力。一是努力促成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谋求通过和平协商，进一步缓和亚洲的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二是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逐步同周边国家解决边界纠纷，实现睦邻友好。“两大措施都是为国内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⑩] 可见，积极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也成为展现和实践当时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式。

　　至于国际经济条件，当时也十分不利。1950年10月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美国领导成立的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管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把禁运扩大到中国，还特别成立了中国委员会，制定“中国差别”，[11]并让日本加入中国委员会。巴统中国委员会成员国对中国的贸易管制比对一般社会主义国家还要严格，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急剧减少。战后除美国外中西贸易虽有所恢复，但是战略物资和产品被排除在贸易范围之外，不能满足中国发展现代经济的要求。此外，战争期间，美国操控联合国成立的制裁中国的“额外措施委员会”，对中国进行禁运，共有美国、加拿大、土耳其、菲律宾、泰国等43个国家参与。以上形势除了限制了中国的外贸来源和对象之外，还导致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迅速扩大，对他们的依赖性也加大。1950年，苏联、东欧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6%，到1954年占80.55%。虽然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提供诸多援助，但由于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苏联的严重依赖，导致中苏贸易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从1950年起苏联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对象，但1950年2月中苏汇率谈判时双方就存在矛盾，中国因有求于苏联而做出让步，两国货币的比值实际上是在相对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的。[12]由于中苏贸易数额巨大，以卢布结算，对中国不平等的汇率使中国在贸易中处于很不利的地位。[13]此外，苏联还强求中国向其提供中国本不能生产的橡胶，除了中国进口橡胶再转口苏联外，中共被迫同意在中国南方种植橡胶，并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供给苏联；同时苏联还把橡胶贸易与对华贷款和其它援助相挂钩，给中方造成极大困难。斯大林去世后，周恩来提出暂停云南种植橡胶和紧缩华南植胶计划，毛泽东批准。[14]由此可见，中苏贸易中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和问题，中共领导人也心有不满，适当拓宽贸易渠道就成为当然的考虑。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除了寻求改善与部分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外，开拓对亚非国家的贸易也成为一种选择。但从当时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贸关系上看，形势并不很好。同中国已签订贸易协定的有：北越、印度、锡兰、缅甸、印尼；同中国签订半官方贸易协议或政府之间签订有商品合同的有：日本、巴基斯坦；同中国有直接贸易往来，但政府间尚未建立贸易关系的有：埃及、叙利亚和尼伯尔；泰国、菲律宾、南越经香港与中国有些贸易，但不会主动提出建立贸易关系的要求，其他非洲和中近东国家尚无贸易往来。[15]以埃及为例，未建立正式官方关系的1954年，中埃贸易总额为1125万美元，到建交后的1956年达到3773万美元，增长了235%。[16]可见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贸关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增加贸易数量和种类，扩展官方贸易关系甚至外交关系。鉴于以上形势，中国如果发展与亚非国家的经贸关系，不仅可以拓展对外贸易，还可以通过经贸交往，加深亚非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了解，消除他们的疑惧，带动外交关系的发展，有助于为自己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由亚非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发起并参加的亚非会议，为中国阐明对外政策，赢得亚非国家的理解与合作，扩大对亚非国家的外交和外贸关系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