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员工作是凝聚社会力量和实现资源整合的重要方式，对推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把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与贸易禁运（以下简称封锁与禁运）。为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与禁运，党和政府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采取多种举措开拓对外贸易，动员群众生产和供应外贸物资，尽可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创收更多的外汇，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随着冷战的加剧，美国主导下的对华封锁与禁运愈发严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初，在基辛格访华后美国才逐步放宽对华封锁与禁运。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动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囊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多个时期，涉及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运动、铁路修筑、抗美援朝、传染病防治等领域。然而，专门针对新中国外贸工作中社会动员方式及其成效的研究却较为鲜见。因受西方国家封锁与禁运的影响，当时港澳地区成为新中国开展外贸工作的重要渠道，而广东因毗邻港澳，出口量尤大，故在新中国外贸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基于广东省档案馆的资料，对1949—1971年间新中国为打破西方国家封锁与禁运而在外贸领域进行的动员工作及其成效进行梳理，以期丰富新中国史领域中的社会动员研究。

　　一、新中国积极拓展对外贸易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形势十分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反华政策。国内建设也面临重重困难，不仅要应对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还要解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市场混乱、物价飞涨、社会经济陷于崩溃等问题。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稳健的政策措施，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巩固新政权、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有序推动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一）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与禁运

　　新中国的成立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1949年11月，在美国的策划下，成立了以美国为首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包括新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封锁与禁运。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实施对华全面遏制政策，封锁与禁运政策更是不断升级。如1950年美国政府发布有关管制战略物资输出命令，要求对输往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的一切物资，包括战略性和非战略性物资等全部实行管制。之后美国政府又颁布《港口管制法令》，不仅禁止美国船只开往中国，而且对他国商船进行管制，规定凡经美国辖区转口商船，都必须将所载物资向港口管制机构申请批准，否则予以扣留。1951年，美国先是实施了限制中国土产输入的办法，其后又宣布禁止所有中国产货物和在其他国家加工的制品进口。在美国日益严格的封锁与禁运政策打压下，中美贸易额逐渐减少，直至1952年两国贸易关系完全断绝。与此同时，美国还操纵联合国于1951年5月通过“禁运”案。在美国的拉拢和施压下，英国等西方国家纷纷对新中国进行封锁与禁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的封锁与禁运政策，对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内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对此，中国政府进行了行之有效地应对和斗争。

　　（二）新中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积极开展与各国的贸易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新中国在政治上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经济上将对外贸易重心转向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1951年1月，全国贸易会议做出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国营贸易的方针、任务和计划的决定》指出，要积极扩大对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1949年中国与苏联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633万美元，到1950年猛增至3.3844亿美元，占当年全国进出口总额的29.95%，苏联成为新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尽管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与禁运，但中国政府并未关闭与西方国家贸易的大门，仍希望与之进行贸易。1949年12月，毛泽东特别指出，不仅要与苏联进行贸易，“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对外贸易部（以下简称外贸部）部长叶季壮也表示：“今后必须下定决心，搞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

　　新中国不仅倡导要与各国进行贸易，而且强调平等互利。1952年4月，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强调：“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政策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这个基本政策已经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内。”在同年10月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贸易座谈会上，有外宾问及中国对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与对非人民民主国家所采取的贸易政策有何区别，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负责人郑重回答：“我们对于任何国家所采取的贸易政策都是相同的，都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

　　（三）外贸领域的集中统一管理

　　为应对西方国家封锁与禁运带来的压力，新中国不断调整和完善外贸政策，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外贸管理体制。1956年，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外贸主要由国营外贸企业独家经营。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关于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要求政府间的贸易“全由对外贸易部秉承中央意志统一办理”；此外，会议还做出《关于贸易外汇体制的决定》，规定“国家对于贸易外汇实行统一管理和重点使用”，提出“先中央、后地方，先重点、后一般，先出口、后用汇，先计划内、后计划外”的外汇使用原则。上述两个决定使新中国成立以来业已形成的国家统制的外贸体制在集中统一方面得到进一步加强，把外贸收购、调拨、出口、进口、外汇收支等全部纳入计划管理范畴，这些举措为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与禁运奠定了基础。

　　总之，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国际环境给新生人民政权的建设制造了重重障碍，使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种种限制，但党和政府依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关系，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外贸工作中的社会动员导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工业化程度低、经济基础底子薄、资金匮乏的局面。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亟须改变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进口国内工业建设所需机器设备、器材和工业原料等。但西方国家的封锁与禁运限制了中国的进出口业务。因此，扩大外贸渠道，通过出口创汇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需要是外贸工作的根本任务。在此背景下，中央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开拓进出口贸易渠道，加强外贸物资的生产与出口销售。开展对外贸易在此时既是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因此，为扩大对外贸易而进行的社会动员工作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一）港澳地区成为反封锁与反禁运的前沿阵地

　　港澳地区是新中国开拓对外贸易的重要渠道和反封锁与反禁运斗争的重要战线。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就确定了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工作方针。毛泽东谈及此问题时曾颇有远见地指出，不必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应利用这两地原来的地位发展对外关系、开展进出口贸易。1952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强调：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可做进一步努力，打开局面，特别是港澳南洋，他们需要我们的一些土特产，放弃这个市场对我不利。并且，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中央就在香港、澳门开办了华润公司和南光贸易公司。新中国成立后，这两个公司积极配合内地的反封锁与反禁运斗争，利用处于港澳地区的优势，通过多种渠道将内地商品销售到尚未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并从资本主义国家购进大量国内建设急需物资，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与禁运，为新中国对外贸易和国内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外贸行业内多种形式的社会动员

　　“扩大向港澳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支持国家工业建设，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这一任务能否完成，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为保证外贸物资的供应，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之间要协同一致，统一规划和集体行动。在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开始之时，各级政府便动员私商加入进出口贸易之中，通过行政手段将私商组织起来，实行联营，统一步调，以打破西方封锁。例如，广东的土产分布面较广，收购难度大，加工程序繁杂。广东省政府认为，仅仅依靠国营贸易公司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动员私商，利用其财力和之前从事国际贸易的经验，“在我们领导之下，大力推销，大力收购”。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央要求各地继续加大出口。1956年，外贸部在广州召开对港澳贸易座谈会，明确对港澳地区贸易工作的方针是：“大力巩固和继续发展对港澳的出口贸易，并且要充分利用港澳这个跳板，积极开展我国对东南亚的出口贸易和对远洋的出进口贸易，开展对未建交国家的贸易活动；通过港澳发展同台湾贸易，以配合和平解放台湾工作；进一步加强对港澳华商的争取团结工作，扩大出口，争取更多的外汇收入。”为推进对港澳地区的贸易，全国各外贸公司纷纷跟进。例如，为加强对港澳市场的销售，广东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在广东省外贸局的指示下，1956年先后调配三人负责商情研究工作，指导茶叶价格的调整，使该年销港茶叶价格平稳，销售量上升，为国家多赚了外汇。又如，为积极配合内地的港澳销售工作，广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保证坚决配合驻港机构开展业务，“做到要多少出多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出”。

　　（三）对华商和侨商的社会动员

　　为配合华润公司和南光贸易公司开拓港澳市场以及通过港澳开展转口贸易，需要对港澳华商进行必要的动员，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通过港澳华商的转口经营，认为不通过他们很难完成在当地推销和进行转口贸易这样的大任务，特别是转口到对我实施封锁的国家。外贸部门对动员华商参与新中国外贸工作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处于港澳地区的华商，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除少数极为反动外，一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华商深受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往往不满港英、澳葡当局统治，急切盼望祖国强盛；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受西方诬蔑社会主义的宣传欺骗较深，而且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缺乏了解，因而心存疑虑。外贸部门认为，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国家前途及港澳前途的确定，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工作的广泛开展，以及销售和转口内地商品赚取一定的利润，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华商向祖国靠拢。

　　动员华商和侨商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激发其爱国热情、关注其经济利益的实现等。南光贸易公司在总结经验时指出，应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也要帮助其改善经营管理、照顾其实际困难，使之赚取一定的利润，推动其参与新中国进出口工作。爱国主义教育属于思想动员，而保障华商和侨商获利则是思想动员的物质基础。为此，中国茶叶土产进出口公司强调，对于有竞争的商品，如香粉、香竹、毛竹、什竹、米粉干、松香、淀粉等，在港澳市场尚未完全恢复的背景下，应采取竞争性价格，随行就市，保证商人有一定利润。为消除商人的顾虑、激发其参与新中国外贸工作的热情，中国茶叶土产进出口公司要求按市场价出口，若客户第一批货亏了本，在第二批出货作价时可适当给予补贴。建议各部门要“扩大转口业务，多利用洋商，并物色有转口路子的港商，鼓励他们恢复旧渠道，找找老关系，在外围多建立据点，给予培养扶植，作长远打算，对转口到泰国、菲律宾、南越、南朝鲜、南美、非洲、美国等较困难的地区以及新市场，根据各地限制进口时松时紧的特点，为不失时机，由德信行按口岸定价另掌握3%—5%的机动幅度，灵活使用或适当供给中性包装商品以利转口”。

　　加强与华商和侨商的交流，以祖国的建设成就来吸引和号召他们来华做生意、帮助进口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物资，也是一种动员方式。商品交流会无疑是展示祖国发展成就和动员华商的最佳平台。1955年冬、1956年初，广州先后举办了华南物资交流大会、广东省物资展览交流大会和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等，1956年冬又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名义举办了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当面洽谈、看样成交的贸易方式，一方面对顺利达成交易和扩大国际商贸往来十分有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加强对华商和侨商的动员。如1956年冬季召开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一个重要任务便是“通过参观展览，积极展开侨务工作活动，团结侨胞，为改进侨务工作制造更有利的条件”。从1957年开始，一年举办两次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成为常态。

　　举办形式多样的展览会、交流会效果非常明显。如1955年举办的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有87000多名港澳同胞参观，交流会在展现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同时，广泛宣传新中国外贸与外交政策，促进了港澳同胞与内地的交流。中国食品出口公司广州分公司广泛与侨商接触，邀请咸鱼商、罐头商、蔬果商等召开专业座谈会，在展示祖国产品的同时，动员侨商经营祖国内地的商品，成效显著，“以往我们对外交易大部分通过驻港国营机构间接发售给香港侨商，极少与侨商发生直接关系，与直接销售者之间缺少联系与了解。交流会的广泛接触与各行业专业座谈会，使他们了解到我出口物资的丰富多样，而我们在互惠互利基础上的经营方针，也激起他们多与祖国做生意的爱国情绪。咸鱼业表示回去进行商会传达，并组织起来与我进行直接贸易；连一向不愿经营我咸鱼的个别商号都表示今后大力经营；罐头业表示大力经营我罐头，改变以往专营外国罐头的做法；菜果业表示愿意试办定期、定额、售定的方式，改变以往寄售的方式；海味业五家立即组成联营小组，并将再派代表来穗与我洽谈业务”。在这次展览交流会上，中国食品出口公司广州分公司原定成交计划金额320万港元，“大会开幕不及一月，已超额完成计划，故再追加计划3223000港元”，远超预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四）对港澳同胞的动员

　　对港澳同胞的动员也是新中国外贸工作中社会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动员港澳同胞为内地出口创汇做贡献，党和政府通过宣传祖国的产品来吸引港澳同胞购买和消费，以此加强与内地的联系。当时港澳地区诸多报纸都对内地产品进行了广泛的介绍与宣传，如香港《文汇报》1952年8月19日刊登了《祖国土产的品质提高了——从一些日常用品看祖国的新气象》一文，以小故事的形式介绍了花生油、豆油、香油、啤酒、玫瑰露等出口商品质量好，活鱼、梅菜、大蒜等新鲜，“价格公道，数量十足”的情况。

　　党和政府还很关心港澳同胞的生活。一方面，关注港澳同胞基本生活需求，提出对港澳地区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是很重要的政策问题”，“香港百分之九十几是中国同胞，其中很大部分又是广东同胞，如我们不供应他们东西，这句话就不好说”。即便处于物资匮乏的困难时期，内地也一直坚持确保对港澳的供应，“只要我们少吃一点点，这个数字就不得了”。另一方面，对港澳的供应也能达到“借以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并表示关心其生活以激发起爱国热情”的效果。

　　广东省外贸局为做好对港澳市场的蔬菜供应，力争达到量足、质优、多样、均衡的标准，多次召开全省出口蔬菜生产基地现场会议，集中研究如何通过建立出口蔬菜生产基地和搞好基地的生产，满足港澳同胞的生活需求。如1960年召开的广东省外贸会议，到会250多人，以广东省的人民公社、公社农场、生产大队代表为主，同时邀请了供货部门和驻港澳机构五丰行、南光贸易公司的代表参加，会上进行了广泛的动员。

　　广东省外贸部门认为，对港澳地区的贸易应尽量避免冲击港澳本土产业，当地农业、渔业、手工业生产基本上是劳动人民的生产事业，我们对其应采取团结合作和适当照顾的态度，“不能打击他们（即使逃亡分子办的生产事业也不能打击他们，还要给他们留条生路，以争取他们从对立误解而转向爱国，哪怕是很少也要如此）”，对华资开办的工厂，基本上也是采取团结合作利用的态度，具体做法应该是属我能供应原料或半成品的，均应争取其使用我们的原料或半成品。“至于那些使用外国原料的工厂，只要不是死心塌地地坚决与我为敌者，一般也不应打击，还应争取他们爱国”。

　　秉承此宗旨的南光贸易公司在总结1958—1959年对澳门销售腊味产品的经验时指出：“我腊味对澳门的销售必须保持我们历来的市场，但应照顾澳门本地的生产。我货输澳必须在数量上和价格上掌握照顾本地产品的市场，不能挤垮他们。”

　　总之，党和政府通过港澳地区积极开拓对外贸易的渠道，广泛动员外贸行业的工作人员和华商、侨商等参与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关心港澳同胞的生活，吸引他们消费祖国内地生产的商品，对于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与禁运颇有助益。

　　三、出口物资供应中的社会动员

　　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工作无疑是一场尖锐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为开拓港澳地区的市场，党和政府要求有关省、自治区将对港澳副食品的供应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保证完成”，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按照中央安排的对港澳副食品出口任务如期供应。对港澳地区的出口供应成为政策性特别强的一项工作。

　　（一）出口物资生产和收购的政策动员

　　“内销服从外销”的方针确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物资匮乏、内外销发生矛盾的社会背景下。该方针在保证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提倡一定程度上削减国内消费、优先满足外销，以出口创汇，购买国内工业化发展所需的机器设备、原料等。1952年7月，叶季壮在全国各大行政区贸易部长会议中强调“扩大出口，为经济建设服务”是总的要求，因此，就必须通过增产、挤出来、找出路、组织生产的方式扩大出口，对国内市场影响不大的产品以外销为主。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明确规定：“关于商品内销和出口的关系，除粮食、油料等物资特殊规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市场的销售应服从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类，应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量先满足出口，多余的供国内市场销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必要的出口，以换回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工业设备。”

　　为此，中央要求必须耐心向有关部门和群众宣传解释，说明保证出口物资供应的重要性，取得各地党政机关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同时，要求各地外贸局特派员和各专业公司，经常组织干部下乡，深入产地了解货源生产和收购情况，协助收购单位解决业务技术问题，保证商品及时调拨，应“克服那种高高在上坐等货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出口计划必须保证完成”。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省外贸部门大力组织价格高好销售的高级品、名产品和小活动物、小土特产出口，因为这些产品出口价值高，多出口对国内市场影响不大。

　　例如，草菇每吨售价达814美元，而大白菜最高每吨售价只有110美元，其他如活蛇、田鸡、水鸭、乳鸽、虾子等在港澳市场一向很受欢迎，且售价高，对增加外汇收入具有重要作用；出口70条蛇可换回1吨粮食，1吨乌龟可换回10吨粮食，1吨虾子可换回150吨粮食，11吨羽毛平均可换回25吨粮食或43吨化肥。在小土特产方面，也有不少已经中断或出口数量已大大减少的商品，如阳江小刀、漆器、大头菜、梅菜、笋干、竹叶、荷叶等，这些商品既好销又竞争小，且售价高、收汇多，如1吨笋干可换回7.5吨粮食。因此广东省提出一定要把对港澳销售的小商品作为大商品来抓，以扩大外汇收入。

　　为动员群众加强外贸物资的生产，自新中国成立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党和政府都在积极探索对港澳供应的配额管理制度。60年代中期，配额管理制度逐渐完善，各省成立了配额管理办公室、各公司均设置有配额领导小组，各单位必须坚决执行省里决定的出口配额。各省出口物资的管理，均落实到生产与收购的各环节中，甚至对各生产队和收购站每月、每旬甚至每日的出口量都有规定。如广东省外贸局要求省食品公司统一指挥配额商品的收购与销售工作，“每月应抄送各地海关并由海关协助督促、控制”。

　　为配合内地对港澳地区的蔬菜供应，中央根据各省实际情况，指定各省的供应任务，广东因毗邻港澳，因而供应任务最多。如广东省1960年蔬菜供应港澳地区的任务是17万吨（不包括蒜等3万吨）。广东省严格按照中央规定推进蔬菜种植工作，正式安排生产供应港澳地区蔬菜面积共5.6万亩，分布于12个县的33个人民公社，按照每亩正常年产量5吨计算，可提供蔬菜28万吨。

　　为保证完成全年任务，广东省政府要求各地：一是要争季节、抢时间，在短时间内将蔬菜种下去，并实行“四定”（即定土地、定劳动力、定计划、定领导），通过签订合同，配合国家购销计划与生产部门的生产计划，要求“安排生产时要有一个保险系数”，即安排生产的数要比计划数大，以防因干旱、虫害等因素导致的部分减产。二是各级外贸部门要深入生产，深入基地，把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采取积极态度协助解决，以促进基地生产的发展。为保障基地生产有序进行，广东省外贸局拨出出口蔬菜专用化肥，有重点地协助基地配备水利动力设备和一部分农药，并大力推广良种。三是恢复和发展有出口传统的名牌产品，如中山的马铃茨、莲藕，江门的粉葛、土瓜、苦瓜，顺德的青皮冬瓜等，有计划地试种新品种和反季节品种。

　　为避免各口岸之间互相竞争，增进各口岸的相互配合，中央还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了各口岸的负责区域。1956年3月召开的对港澳小副食品出口会议明确要求，天津口岸主要负责东北、内蒙古、西北和华北地区，上海口岸负责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广州口岸负责江西、湖南、广东等。据此，广东省各外贸公司规定，一定要坚决执行省内决定的出口配额，一切对外成交价格及数量品种要服从省公司统一安排，属各口岸都经营的商品，要防止互相竞争，互相抵销，被人钻空子的现象。特别是各地区同一产品同一季节上市时，要左右照顾，除要考虑本单位、地区任务的完成，也要考虑整体利益，并将此放在首位。

　　1962年，外贸部和铁道部合作开拓了始发站为上海、郑州和武汉，编号为751、753和755的三趟快运列车，每天将鲜活商品“优质、适量、均衡、应时”地输送至香港地区，史称“三趟快车”。20世纪60年代，除宁夏、西藏外，其他省、市、自治区都承担了供应港澳地区鲜活和冷冻商品的任务。60年代末，为保质保量供应港澳鲜活产品，广东甚至将活鸡收购计划层层分配到公社、生产大队和各生产队，将对港澳地区的供应上升到爱国的高度，动员群众积极向国家交售活鸡，并规定除非确实没能力，每户都要交售活鸡一两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行动起来，相互配合，保证了各项出口计划的完成。

　　（二)出口物资生产基地的建立和发展

　　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特别是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的建立，是保障外贸物资出口供应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为此要求各地“加强宣传、统一认识”。到1962年，全国有16个省（区）共建成出口农副产品生产基地254个，包含94个品种。广东是供应港澳地区农副产品的最大产区，早在1954年就划定了塘鱼外销区。为增加出口供应货源，1959年初，广东又划定中山、东莞、宝安、新会、潮安、潮阳、澄海、海丰、高鹤、开平、增城11个县作为出口蔬菜生产基地；8月，进一步划出中山、顺德、东莞、宝安，连同后来增加的新会，共5个县作为供应港澳地区副食品的基地县；11月，又划出7个鱼塘、11个国营农场。到1960年，已建立起大宗农副产品基地（包括5个基地县和新开荒、定植在内），计有塘鱼20万亩、蔬菜2.8万亩、优质大米60万亩（早造14万亩已收割）、潮州柑21万亩、新会柑3.8万亩、香蕉3.7万亩、荔枝1.7万亩、菠萝3万多亩、黄烟3.8万亩，海南地区的热带亚热带作物178万亩，还有7个渔港、13个国营农场等。广州市的工业品有14种商品，共有28个专厂（或专车间）。此外，各县还因地制宜地自办了一批常年生产、季节性生产的基地。上下结合、大中小并举的方式，使广东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出口商品生产的基地网。这些生产基地为专供出口外贸物资而设，需要各地党委积极推动，动员群众加强生产，“加强宣传，特别是要厘清两利账，即国家有利、公社有利”。

　　为推进出口生产基地的建设，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生产基地，从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到各级党政机关，根据以粮为纲和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采取了上下结合、各有重点、全民办生产基地的方式。生产基地在形式上以社办、队办或社队合办的农场为主。

　　为推进外贸物资的生产，广东各市县纷纷召开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会议。如汕头组织潮安县已建立基地的江东、东凤、金石3个人民公社介绍建立出口蔬菜生产基地的经验，同时还介绍建立多种经营生产基地的做法。又如江东人民公社，在不影响水稻及其他经济作物生产的前提下，划出1000亩土地作为出口蔬菜生产基地，主要采取间种、复种、套种的办法和利用“五边”（即田边、沟边、屋边、塘边、路边）解决土地不足问题；东凤人民公社在解决劳力、种子、种苗、肥料、资金等不足的难题时，采取“出榜招贤”的方法，广大群众踊跃出谋划策，群策群力，效果明显。如该社建立三鸟棚、猪舍缺乏材料，群众开展了“一户一草毡、一根竹运动”，效率高、成效显著，2天时间内便建起了三鸟棚13座，平整了蔬菜土地300亩，没花公社1分钱。

　　为动员群众投入到出口物资的生产之中，佛山专区采取了外贸任务包干、超额奖励的办法，成绩斐然。1961年，佛山专区粮食总产量36.08亿斤，1962年达到40.86亿斤，增产了13.2%，超过1957年水平，也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年产量，平均每个种粮人口增加粮食120多斤。出口收购和收汇实绩均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专区出口收汇2100多万美元，超额完成600多万美元，加上供货给省出口部分，共超额700多万美元。“近年已经中断或几乎中断的五十多种出口商品，行业恢复了生产和出口，特别是几近绝市的一些小宗土产和野生动物，如田鸡、乌龟等，增长更大”。奖励举措的推行，使佛山专区在1963年1—5月“仅全区食出系统就扭转亏损1500多万元”。佛山专区的干部信心满满，认为只要继续坚持超额奖励办法，不论在培养货源、出口收汇还是经营管理等方面，都将取得更显著的效果。

　　外贸物资供应领域的动员，主要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动员和配额管理，通过多种方式鼓励群众加强生产、推进外贸物资的收购等，使新中国外贸物资供应有序进行，成为保障新中国出口工作的坚实后盾。

　　四、外贸工作中社会动员的成效及经验

　　新中国在外贸工作中所实施的团结华商、侨商工作及爱国主义教育，动员其参与新中国外贸工作，对摆脱西方的封锁与禁运意义重大；而在出口物资生产、运输环节对内地广大群众和从事外贸工作人员的动员，则有力地拓展和支援了新中国的外贸出口，对获取社会主义建设资金和物资大有裨益。

　　（一）进出口贸易领域社会动员的成效及经验

　　对华商、侨商的动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与禁运。新中国海外贸易的总代理华润公司，1952年便已经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销网络，团结了2000余个爱国商社，形成了“在经贸工作中落实统战工作，在统战工作中发展对外贸易”的外贸工作模式。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华商的帮助下，华润公司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采购了大量药品、皮鞋和生活物资。华润公司的工作人员谈及侨商对新中国出口的贡献时曾举例道：“反禁运的时候，华润向英国出口冰蛋3万吨，我们联系好货源，就找怡和洋行的黄先生，他帮我们不少忙。为了这批出口物资，整个华润公司都动员起来了。”中国食品公司在香港市场采取的争取华商和动员港澳同胞的相关举措同样取得了显著成效，“以食品、土产中的部分商品为例：1956年较1955年土豆量增63.13%，值增54.79%，鲜果量增88.58%，值增97.92%。”1958年，叶季壮在广东外贸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年进出口完成量较1957年增加了20%左右，进口了很多工业设备和器材，为国内建设尽了一分力量。出口方面也增加了不少新品种，过去不少未推销出去的东西销出去了。

　　外贸部在总结关于团结利用港澳华商进一步扩展对港澳、东南亚的贸易问题时认为：“在团结、利用港澳华商，以扩大我商品对港澳输出和经港转口东南亚及其他地区上，已获得了新的重大的发展。”一是在团结、利用港澳华商上，已由个体初步发展到集体，由一些代表性人物发展到全行业，由无组织领导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有组织领导，由进出口商发展到二盘（即二道贩子）批发商；二是在国内向外成交上，“亦初步由口岸分散向外成交发展到全国性的对某些商品使用包销、代理、经销等方式，并对某些较大商品开始实行了将港澳华商按行业或以某些行业中的代表性人物为中心，将该行业组织起来，集中全国经营口岸和香港全行业性的商人代表进行统一的谈判成交”。

　　外贸部进而分析了取得这些进展的经验是：港澳华商经过我们较长时间的团结、动员和组织工作，“已开始认识到经营祖国产品是名利双收的事情。从而就使过去表现进步的人士更加靠拢祖国；一些中间、落后或不敢和祖国进行来往的商人也纷纷愿和祖国进行贸易。特别是一些上层分子，纷纷靠拢祖国”，“部分已乐于团结一致，实行组织起来共同努力经营祖国产品，以消除同业间的竞争而谋取较为稳定的利润”；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统一管控，一些大宗商品已纳入计划生产轨道，工业品出口日益增多，这为团结利用港澳华商，统一组织出口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广东省外贸局也认为，我们与侨委、统战部门配合，对港澳华商、新加坡侨商采用了使其有利可赚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原则，较为大胆地使用了“代理”“包销”，特别是全行业“代理包销”“大批成交”等出口办法，不但使某些出口商品数量有所增加，而且价格也有所提高。另外，通过展览与出口相结合的办法，把客商请回国内当面看样成交的方式也是出口销售取得成绩的重要经验。

　　（二）生产和供应领域社会动员的成效及经验

　　外贸出口计划的完成，离不开高效的外贸物资生产和供应环节，这一方面归因于内地广大群众在经济困难、物资匮乏的状况下压缩消费、加强生产和供应，另一方面也归因于高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如广东省外贸局在总结1956年工作时指出：1956年广东省出口计划总额为人民币6.19956亿元，完成实绩为人民币6.15818亿元，占出口计划的99.33%，“如除去各总公司所负责掌握的对资出口大米、猪鬃和红茶等，则完成出口计划的103.94%”，超额完成任务。取得这些成绩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实行了卓有成效的动员工作，“省委、省人委和各专区（包括行署）市、县和邻省都给予了很大支持，如去年二、三、四季度湖南生猪就调出94221头，鸡42万只，鸭34万只，约共值392万美元，其他小商品亦很多”。

　　1971年初，广东省财贸部门分析当年内地供应港澳计划能较好完成的经验在于：

　　第一，领导重视。如春节期间的港澳供应工作，领导多次做出指示，各地区负责同志对港澳供应工作也很重视和支持。负责同志到各县检查工作时，都反复讲明做好春节期间对港澳供应的意义，并及时安排了800立方木材，解决了对港澳地区春节供应的包装困难。“台山县领导听到出口贺年糖果缺马蹄粉时，主动承担任务挤出十吨，解决了原料缺口”；“顺德县伦教公社的领导大抓思想发动和政治宣传工作，有力推动了出口活鸡收购，到一月十二日就完成了年计划百分之五十二，其中有二十五个生产队已完成了全年活鸡任务，廉江、恩平等县，也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一月份活鸡出口任务”。

　　第二，内贸部门和运输部门积极支持。以内地对港澳地区的春节供应工作为例，为确保供应计划的完成，广东省副食品公司要求各地1月供出口的生猪、三鸟分别占季度计划的40%和50%，还将该公司仅有的30担湘莲交外贸出口；广州干果食杂公司为支持对港澳地区春节供应，主动打开仓库让出口公司挑选木耳、发菜出口。“广州特产马蹄粉，过去一般要在春节后才有新货供应出口，今年春节打破惯例提前供应了二十吨”，并主动将准备春节供应市场的10多吨鱿鱼挑选整理，打好包装交外贸出口；台山县从为春节地销预留的2000多只活鸡中挑选1000多只供出口。运输部门也大力支持春节对港澳地区的供应工作。1971年1月中旬，当香港急需食盐，而汕尾运力不足时，运输部门立即派出货轮前往汕尾支援；“为解决招柑装船力量，汕头地区水运公司连夜召开会议妥善安排，使元月廿一至廿四日从汕头供港的招柑达五百多吨，其他口岸平均每日抵香港的招柑达一百五十多吨”。江门口岸运输部门，为及时抢运供港春节商品，做到人停车不停，昼夜赶运，港务部门还增加了一条铁驳赶运节日商品。汕头运输部门采取优先安排港澳供应物资的方式，保证活鸡、鲜蛋、蔬菜等商品的供货和运输工作。

　　第三，外贸部门广大职工干劲充足。“今年一月四日京广铁路某段塌方，北方供港蔬菜停运，我省供港蔬菜从过去每天三、四百吨骤增至五百吨，甚至高达六、七百吨”，中山县外贸公司为解决北方供港蔬菜受阻问题，连续几晚出动100多人突击加工备货，终于使该县大白菜、棉菜出口量由每天31吨增至100吨。“各地外贸公司的同志干劲都很大，多是白天办公，晚上备货、装船，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如汕头食品公司仅在1月上旬就出动600多人次装了7条船，装货量达1200多吨。

　　对侨商、华商、港澳同胞及国内各相关部门和广大群众的动员工作，使外贸物资在生产、运输与销售各环节上都能得到稳步推进，基本实现了新中国进出口贸易计划，达到了出口创汇和支援国内建设的目的。同时，内地保障供应港澳地区的举措，促进了港澳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增进了港澳同胞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情。如“三趟快车”，将饱含内地民众对同胞浓浓关心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至香港；华润公司为香港运去的国产大米，平抑了香港一度暴涨的米价，将国产石油引入香港市场，解决了香港的油荒；等等。

　　总之，1949—1971年外贸工作领域所进行的社会动员举措缘于西方国家的封锁与禁运以及国内物资相对匮乏的历史背景，在党和政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了多种社会动员方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外贸工作的社会动员难免出现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在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策导向下，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之间协同一致，统一规划和集体行动，将外贸工作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仅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赢得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促进了港澳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在新中国多措并举的成功应对下，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封锁与禁运。

　　［作者简介］黄庆林，历史学博士，副教授，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