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改善和发展民生作出了重要承诺。

　　四年前的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大会上提出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作为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中“第三步”的细化目标，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为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勾画出更加具象可期的发展图景。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这一系列表述说明，到9年后建党百年时，中国的民生问题将达到新的水平，“一个集中表现是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在全国3万多个乡镇和2000多个县较为均匀地分布”。

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青连斌认为，到建党百年时，中国应已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解决民众养老的后顾之忧；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解决人们的医疗担忧；建成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解决低收入者的生存危机。

 “由于此时我国尚未进入工业现代化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仍然较低，民生基础比较薄弱，因此民生水平尚处于解决基本生存的阶段。”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李爽说，然而从长远看，到建国百年也就是本世纪中叶，与我国的经济发达程度相适应，民生水平至少也应达到中等偏上国家或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准。

 “建国百年的民生发展目标可以体现在三方面：相关制度和标准实现全国统一；国家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融相济；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协同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李爽说。

 “立足中国具体国情，从建设基本民生保障体系入手，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民生建设沿着‘公平、普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在解决基本需求的同时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增加民众的幸福感，切实维护个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青连斌这样展望建国百年时民生富足的愿景目标。

受访专家表示，对照两个“百年目标”的民生期待，现有的发展瓶颈问题必将在发展中逐步解决。其背后有三个不可或缺的决定性要素：国家的实力、执政党的意愿、人民的团结。

凝聚全社会力量

如今，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阶段性改革完成后遗留下的每一个难点，都需要拿出摧城拔寨的魄力、刮骨疗毒的勇气、愚公移山的毅力和大禹治水的智慧。对照“两个百年”的目标，目前政府服务能力与公众诉求还难以匹配，社会结构复杂加大矛盾化解难度，制度分割造成新的社会不公，这些都是民生建设无可回避的重大难题。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社会公众民生诉求的内容和标准也不同。随着基本生存问题的日益解决，尤其是人均GDP达到5400美元左右、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老百姓对于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和细致。

 “诉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政府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增长速度，这就产生了矛盾”，汪玉凯说，这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在收入分配差距上，中国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连续二十多年下降，目前仅占四成，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数据在60％以上。

二是与国际水平横向比较，民生支出虽然大幅增长但仍存较大差距。目前，我国用于教育、医疗、社保和就业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三成多，而发达国家一般在50％---70％之间。“在财政能力尚不雄厚的情况下，至少可以先把历史欠账补上，同时逐步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动态把握‘能力’与‘诉求’之间的平衡。”汪玉凯认为。

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背景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成为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必然选择。汪玉凯认为，目前央地的财权事权划分不尽合理，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用四成的财力承担着六成的事务，加之不少地方土地财政依赖严重，无力向民生领域倾斜。“增加常规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可以有效遏制‘跑部钱进’等畸形现象，缓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困难。”汪玉凯说，令人欣慰的是，这些问题已在中央高层的视野之内，正在有对策、有步骤地解决之中。

社会的快速分化在过去十年间展现的特点，也在加剧民生领域的矛盾。“富二代”、“穷二代”的说法，侧面印证了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出现代际固化的迹象。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炜说，这对于社会的开放性、公正度带来了负面影响。投射于民生领域，则表现为中等收入群体扩充速度偏慢，内需难以有效启动，部分群体生活压力大、缺乏生存安全感，容易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

制度的分割，被李爽认为是“目前民生领域最大的瓶颈”。“比如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领域的制度性分割严重，既有块块分割，也有条条分割，公共服务标准各异，致使公共服务效率偏低、公平性不足、供给不充分等”。李爽认为，今后一个时期，需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突破现有行政管理制度的分割及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约束，充分调动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积极性，给以足够的扶持和激励措施，在政府的引导下搭建起全新的民生服务供给体系，使民生建设迈上新台阶。

如同制度的整合、融合、重新构架，以及政府、社会之间力量的整合一样，在不少专家看来，社会各阶层之间力量的整合与团结，更是奔向两个“百年目标”过程中，最可依靠的建设性力量。

 “我们讲‘调结构’并不单指经济结构，也包括社会结构的调整。如果对后者不够重视，就会出现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情况”，青连斌说，加速城镇化进程，探索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等手段，都有助于社会结构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调整，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

 “只有凝聚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才能令所有人和谐共处、共同度过社会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李炜认为，为此，全体社会成员和各级政府都要正视利益主体多元化诉求的正当性和常态性，着重疏通利益的表达渠道，通过完善信访制度、加强舆论监督、更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等手段，将社会群体间利益协调的方式正规化、法制化。

精细化社保之路

实现“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专家评论说，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公平性”、“流动性”、“可持续性”等要点，均是针对目前我国社保领域存在的关键性问题提出的。

随着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在全国推开，到今年年底，中国将实现社保制度上的“全覆盖”。而对照建党百年目标，社会保障还要尽快实现涵盖所有人群的“全民覆盖”，并使现有制度更加定型、稳定、可持续，提升社保经办管理服务的质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对《瞭望》新闻周刊说：“未来，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将从‘制度搭建’阶段，步入精细化建设之路”。而面对建国百年现代化国家的社保要求，解决制度“碎片化”、做实个人账户、充实社保基金，完善基金运营和监管方式，都是需要突破的关键性难题。

社保制度的碎片化，体现在人群分割和社保统筹层次分割两方面。人群分割方面，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城镇职工与城镇居民、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职工等社会群体之间，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上存在着裂痕，彼此之间难以衔接、转换。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说，这带来了保障水平上的差异：当一些农村居民养老金每月不足百元时，全国城镇职工月人均养老金已经达到1531元；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改革仍待破冰，其待遇水平与城镇职工等其他社会群体相比明显偏高。

 “这其中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在中短期内，应该实现差距的明显缩小。这有赖于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的建立”，何平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已在“十二五”规划之内，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也需要有“一定幅度”的提高。“至少要高于城镇退休职工养老金每年10％的人均增长率”，何平说，这需要央地财政的鼎力支持。

社保统筹层次较低且不统一，阻碍了公众跨省流动就业时社保关系的转移。对于1.59亿跨省、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农民工而言，这更是巨大的社保权益损失。2009年底，《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开始施行。但2011年，全国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续78万人次，与农民工庞大群体及其流动的频繁程度相比，这一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调整。

 “目前我国各级社保机构的管理水平，还不能适应如此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到建党百年时，统筹城乡的社保制度应得到初步完善，实现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解决跨省跨区域流动就业者的后顾之忧，持续提升社保制度的公信力”，何平表示。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隐含着巨大的资金风险。2004年时空账规模达到7400亿元。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浪潮的加速袭来，一旦“现收现付”模式出现拐点，空账将极大威胁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公信力。2000年，我国开始了做实个人账户的地方试点。目前，试点工作已经扩大到13个省（市），共积累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2700多亿元。唐钧说，这与现实空账规模相对照，还有相当大的弥补空间。

 “虽然目前新农保的个人账户还难以发挥支撑性作用，但应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以‘补进口’的方式激励农民增加个人账户的缴费额，使其尽早发挥制度设计功能。到建国百年时，中国正逢人口老龄化的最高峰，那时新农保个人账户至少要发挥40％的支撑作用。”何平认为。

近年来，一些侵吞、挪用社保基金的大案要案接连曝出，老百姓养命钱、看病钱的“钱袋子”安全问题陡然引起关注。2011年7月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险法》对社保基金的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唐钧说，但在实际操作中，社保费用的按时足额征缴和社保基金的收支、管理，仍有待细化要求和更严厉的监管措施出台。

随着社保制度的全覆盖，社保基金的规模日益庞大，解决资金投资运营回报率偏低的问题更显迫切。特别是一些地方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的回报率连年跑输CPI，基金保值增值的有效途径需要探索。2012年，广东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存资金1000亿元委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迈出了养老金投资运营探索的第一步，具体效果有待观察。

 “基础养老金实现全国统筹后，基金的运行风险将更加集中于中央层级。为保障基金安全，现在亟需做好战略储备金的筹措准备。”何平所指的战略储备金，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的8689亿元（截至2011年底）巨额资产。“这些钱看起来不少，但摊到十几亿人头上却不多。因此，当前应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多投入一些，同时加快国有股权划转步伐以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渠道。到建国百年时至少达到两三万亿元的规模，才能够抵挡人口老龄化对社保基金的支付压力和冲击。”

教育现代化的使命

十八大报告将“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作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硬指标。

此前，中国已经锁定了2020年的教育发展目标，即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与此同时，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全局，确定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为建国百年时中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前我国已经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教育的发展应与之相适应。”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涛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这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任务赋予教育的使命。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十八大报告对教育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强调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马涛告诉记者，按照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全面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更高质量、让人民群众更满意的教育”，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将以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教育强国为契机，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

第一，实现更高水平普及教育——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基本解决“入园难”问题；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巩固率达到95%，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市、区）比例达到95%；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扫除青壮年文盲。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

第二，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和完善资助体系为重点，扩大和保障公平受教育的机会。按照基本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的要求，均衡发展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重点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基本建立学前教育体系，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更加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同时，完善教育资助政策体系，着力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残疾儿童少年等弱势群体、家庭经济困难群体的受教育机会和权利。

第三，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重要任务，是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的必然要求。要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部署，通过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沟通，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有效衔接，努力使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最大的差距还在于教育质量的提高，其中突出的是创新人才培养能力不足。”谈及未来十年中国教育现代化这一历史命题亟待解决的难题，马涛坦言，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是加强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这需要明确各级各类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制定国家教育质量标准，建立健全适应不同类型教育特点和规律、体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要求、可衡量、有针对性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形成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办法和评价指标体系。要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地位，改善教师待遇，加强教师培养培训，提高教师师德水平和业务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要努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总量，鼓励学校办出水平、办出特色。

实现教育现代化，制度生态均衡发展十分重要。马涛阐述说，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仍然是推进教育科学发展的重头戏。只有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才能为提高教育质量和培养创新人才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应着眼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和突出矛盾，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加强基层的改革探索突破，聚积改革的共识和力量。应以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为核心，系统推进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入保障机制改革，力争取得新突破。应以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为突破口，以制度建设为导向，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推动教育优先发展、科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和做法加以制度化，着力完善考试招生制度、现代学校制度、民办教育制度、教育督导制度和绩效评价制度，持续增强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制度正能量。

描绘健康图景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健康”。对国家而言，民众的健康至关重要。十八大报告强调，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向，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8月17日，卫生部发布《“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透过该份报告，一张2020年的

《“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提出，到2020年，“改善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提高国民健康生活质量，减少不同地区健康状况的差异，主要健康指标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总目标，并将总目标分解为可操作、可测量的10个具体目标和95个分目标。

其中，10个具体目标包括：国民主要健康指标进一步改善，到202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到13‰，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到20/10万，减少地区间健康状况的差距；完善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减少居民疾病经济风险；控制危险因素，遏止、扭转和减少慢性病的蔓延和健康危害；强化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控，降低感染性疾病危害；加强监测与监管，保障食品药品安全；依靠科技进步，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实现重点前移、转化整合战略；继承创新中医药，发挥中医药等我国传统医学在保障国民健康中的作用；发展健康产业，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卫生服务需求；履行政府职责，加大健康投入，到2020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达到6.5%～7%，保障“健康中国2020”战略目标实现。

研究报告同时指出，距离总目标的实现，当前仍面临7个方面的挑战。来自总体层面的挑战包括社会转型、地域差异以及疾病负担。此外，重大健康问题和健康危险因素，成为两大直接威胁公民健康的挑战。卫生体制方面的挑战，则突出表现为医疗卫生服务和公共卫生政策与实际需求之间的较大差距。卫生资源总量仍然不足，结构不合理，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仍然较差。

而中国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则是要从制度层面协调解决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不适应的矛盾。

三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向正确、路径清晰、措施有力，尤其是在基层取得明显成效，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公平性、可及性、便利性得到改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所缓解，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更加重要的是，通过三年来的改革实践，进一步深化医改的有利因素已逐渐累积。

首先，改革形势越来越好。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公室主任孙志刚说，中国三年医改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效，概括起来，就是建成了一个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医疗保障网；重新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平台，这个平台的硬件建设、软件建设、功能设置和运行机制较改革前发生了质的变化。很多改革的举措都聚焦在基层，形成了政策的叠加效应，其效果和能量正在逐步释放，效果越来越好，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同时，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取得了新的突破。社会各界、乃至国际社会都对中国医改给予积极评价。

其次，改革共识越来越多。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卫生政策研究》杂志主编代涛研究员告诉《了望》新闻周刊，经过前三年的改革探索，社会关注持续增强，令改革共识越来越多、改革方向日益清晰。“比如，公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绝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治理机制、补偿机制、运行机制等都需要改革，这些基本在全社会形成了共识，这就有利于改革走向深入。”

最后，改革措施越来越有力。从组织体系看，为推进改革，国务院成立了由20个部委组成的医改领导小组，统筹组织和协调全国的医改工作。各地也相应成立医改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建立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全力抓、各部门分工协作的工作格局。这种领导体制和推进机制为全国医改的推进提供了有力有效的组织保证。从经费保障看，按照分级负担的原则，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努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多渠道筹措资金，力保医改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保证各项改革任务顺利推进。从政策体系看，三年多来，中央共出台医改文件14个，主要部门共出台重要配套文件50多个，地方出台的文件更多，这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改政策体系，政策协调性不断增强、叠加效应不断显现，确保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医改着力做好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之时，其对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态度开放。于是，来自基层的改革创新比比皆是，如安徽省的“安徽模式”、陕西省的“神木模式”“子长模式”、江苏省的“镇江模式”、湖南省的“桑植模式”、“蓝山模式”等，均在全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我们在北京研究时觉得很复杂的问题，讨论不下去了，地方却已经在实践中找到了破解之路。正是基层的探索给高层改革开拓了思路。”卫生部党组书记张茅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