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7日，一趟专列从北京驶出，奔向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南方地区。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启动了一次决定中国发展命运的历史行程。
回顾20年前的那一幕，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作为中国改革理论的探索者和改革智库的代表性人物，迟福林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表示，南巡讲话是中国30余年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时至今日，其依然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力量，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第二次思想解放
“我对小平南巡讲话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在困难的时候，它给予你一股力量；在迷茫的时候，它给你指明了方向。”迟福林说。
中国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中国处于什么地位？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任务是什么？怎样推动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在哪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这些关键问题都回答得很清楚。
“从历史贡献来看，小平南巡讲话是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迟福林分析，第二次思想解放与第一次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样意义重大，为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真理标准讨论解决了发展的思想路线问题，南巡讲话则确立了发展的行动路线。
新阶段改革面临深层次问题
面对“十二五”重大战略机遇期和复杂的内外发展环境，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把改革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迟福林认为，新阶段的中国改革面临诸多突出的问题，主要存在三大症结。一是结构性改革不到位。过去20年，我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与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方式相联系的，通过投资和出口，比较好地利用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但是，当外部环境和国内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这种增长方式引发的矛盾问题越来越突出。
二是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利益全面调整的时期。30多年的改革确实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此相联系，利益博弈格局也初步形成，并且有进一步固化的趋势。一些既得利益者既不希望继续改革，又不希望退回到计划经济。在这一背景下，利益受损的是中低收入群体，于是社会矛盾就产生了。
三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特点仍十分突出。当前，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仍然以追求经济总量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发展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使政府行为带有“增长主义”特点，“增长主义”同财税体制、干部选拔体制相联系，与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体制、机制性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因此，迟福林认为，继续贯彻小平南巡讲话精神，以改革的办法来探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路，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当前，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发展转型的两大关键性问题。一是将中国巨大的潜在消费能力释放出来，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行为，从而奠定中国下一个20年较快增长的基础。二是调整利益关系，实现小平同志说的“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他分析说，实现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转型，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更不能陷入“消费主义”甚至“拜金主义”的怪圈。一方面，它关系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应把它看做是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涉及更深层次的矛盾，尤其要改变一些抑制合理消费行为的制度安排。
比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更大的决心和魄力，难以改变已经形成的投资主导的体制惯性和行为惯性，只有消除深层次的制约改革发展的体制因素，才能使中国下一个20年经济继续保持年均8%左右的增长。
实现邓小平所说的“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有几个基本判断极为重要：
一是现在已到了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用10年左右，用制度安排来奠定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通过缓解、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奠定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
二是必须从改善民生逐步走向富民优先，把发展方式由过去的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这是一场理念的深刻变革。
以改革推进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南巡讲话在中国社会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迟福林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中国社会需要重新形成改革共识，寻求共生发展，需要按照邓小平所说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
迟福林表示，应该启动以公平和可持续为目标的转型与改革，其内涵可概括为20个字：消费主导、富民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
“公平是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基础。”迟福林说，“如今不公平问题已成为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挑战。因此，建立公平制度是一个基本目标，包括公平竞争、公平参与、公平分配。”
他认为，解决不公平问题应与改善民生和富民优先相结合，确立富民优先的发展导向，以此破解收入分配难题，包括居民、政府、企业分配比重调整，劳动报酬分配比重的调整等。
在改善民生同时，老百姓必须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体和主要受益者，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要逐步扩大；富民不是靠政府给予，而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群众可以获得自身的利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把政府主导的改善民生同老百姓作为主体的富民制度相结合，不仅能解决短期的问题，也是中国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制度。这样的改革，不是一种激进的改革，而是老百姓主动呼吁的改革，是一种可持续的改革，是和经济转型相适应的社会转型。
目前，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贫富差距、利益调整等问题，焦点都集中在政府转型上。迟福林认为，在当前矛盾问题特别突出的情况下，必须坚定改革决心，形成改革魄力，务实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转型。
首先，是改变“增长主义政府”。目前，哪个地方经济总量做大了，哪个地方财政税收就高，哪个地方就出官，刺激了地方政府和官员对GDP增长的盲目追求。
其次，改变某些诱发政府自身利益冲动的制度体制安排。现在政府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彼此纠缠，阻碍了垄断行业的改革以及政府自身的改革。
再者，应当在市场的主导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发展在政府主导下的有限市场。要通过充分重视市场的公平竞争，来推进政府转型。最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十分重要。政府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才能保证经济社会下一个20年的公平可持续发展。(《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2期，记者 周正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