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由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联合主办、我所政治史研究室承办的“纪念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学术座谈会现在开始。首先，我代表当代所和国史学会，向应约前来参加座谈会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谢意！

　　50年前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因为参加会议的有从中央到县委、从企业到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故被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是在国民经济由于“大跃进”等原因出现严重困难而进入调整阶段但困难仍然很大的情况下召开的，目的在于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严重困难而奋斗。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认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的主旨原本是反对分散主义，因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而使民主集中制成为了会议的中心。与会者解除思想顾虑，在高指标、说假话、农轻重比例失调等一系列问题上直抒己见、畅所欲言，对一些省委乃至中央主要负责人提出了尖锐批评；被批评者则恳切道歉，真诚作出自我批评。会议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全党认识，增强了全党团结，振奋了全党精神，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次会议一方面因与会人数众多、民主空气浓厚、产生影响深远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和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因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与会者未能在形势估计和困难原因等问题上完全统一认识，民主集中制在会后也未能真正得到贯彻实行，相反为后来的党内斗争留下阴影，而使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七千人大会留给我们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就是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在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充分发扬民主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在讲话中，他还用很大篇幅阐述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①]显然，要做到这些，也必须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把民主集中制列为新中国成立12年特别是“大跃进”以来4年的16条基本经验教训中的一条。他指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②]周恩来在大会上说：“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③]邓小平在大会上说：“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④]朱德在山东组的会上说：“只要领导人肯征求群众意见，民主讨论，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从省、地、县到支部都这样，工作就好做了。”[⑤]陈云在陕西组会上说：“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只是这几年把这个传统丢了，现在要把它恢复起来。”[⑥]

　　老一代领导人的这些闪光的思想，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们党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宝库。它们虽然在那个特殊年代没有得到实现，但却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后摆脱“左”的错误，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我们纪念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的目的，就是重温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在那次会上有关民主集中制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深入探寻它们的理论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当代中国的面貌之所以发生历史性巨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恢复和发扬光大了我们党曾长期实行并在七千人大会上得到充分阐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它不仅在实践上不断完善，而且在理论上也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指出：在民主集中制中的四条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犯过错误，这早已由中央自己纠正了，任何人都不允许以此为借口来抵制中央的领导。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任何人如果严重破坏这一条，各级党组织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必须对他严格执行纪律处分，因为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我们要坚决发扬党的民主，保障党的民主。党员对于党的决定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发表，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组织也可以直接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从中央起，各级党组织都要认真考虑这些意见。但是，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⑦]他晚年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又着重指出：“我们党和国家历来的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具体解释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问题不要丢，要加几句。民主集中制我们讲得太少。这个制度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用宪法的语言来表述好。民主集中制问题是根本制度的问题，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不管怎么样，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⑧]

　　1980年中央书记处成立时，陈云也特别强调：“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这是讲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须要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没有民主不好，没有集中也办不了事。”[⑨]

　　“八九”风波之后，江泽民同志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这一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充分调动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党中央领导下，集中全党的正确意见，团结一致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⑩]在党的十四大之后，他又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不仅在于全党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思想统一，而且还在于这种统一是由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的组织统一和行动统一来保证的。……以为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可以不要民主集中制，就可以各自为政，不讲集中统一，不讲组织纪律性，这完全是误解。”[11]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民主集中制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他同时强调：“全党同志要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保证政令畅通。”[12]

　　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有关民主集中制的论述，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的新鲜经验而形成的新的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所作出的新的理论贡献。实践说明，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我们党的传统作风和组织原则，也是一种政治制度；不仅是党带领人民夺取政权的有力武器，也是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有力武器；不仅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也是我们国家的一大法宝。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在我国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3]的重要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组成要素，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形成的基本来源之一。

　　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制造种种“理论”，歪曲、诋毁、攻击民主集中制，妄图使我们放弃这一制度，从而削弱我们党的战斗力，消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达到遏制我国发展、最终搞乱和瓦解中国的目的。它们的主要手法是把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政治制度的话语体系作为评论民主集中制的标准，把民主和集中对立起来，把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和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加以割裂，把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行民主集中制过程中的偏差和失误与民主集中制本身混为一谈。我们今天纪念七千人大会，研讨那次会议的意义，就要紧紧抓住那次会议的中心和主题，进一步总结我们党和国家在实行民主集中制方面的历史经验，全面理解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不允许借口集中而破坏民主，也不允许借口民主而破坏集中；深刻阐述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在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方面的重要意义，推动它在实践上更加完善、在理论上更加发展，使人民内部这一最为合理、便利、根本的制度，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祝座谈会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