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1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指出: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少奇同志在向“七千人大会”所作的报告(以下简称《书面报告》)中也说明:“中央召集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49页)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三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教训。1961年五六月间召开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总结教训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少奇同志以沉重的语气说:“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8页)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惩罚是什么?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现在要总结经验。
到1961年底,总结教训、纠正错误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调整政策和调整经济,使农业形势开始露出了好转的苗头,工业的滑坡也已停止。但由于党内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工作遇到一些阻力,深入不下去,国民经济仍很困难。
1961年10月苏共22大后,赫鲁晓夫掀起了新的反华浪潮,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面临破裂。毛主席认为: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95%以上的人民一边,是不会受孤立的,天塌不下来。但是,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心情比较沉闷,一定要有紧迫感,做好工作,摆脱困境。12月20日晚上,毛主席同小平同志谈话,流露了这种心情。第二天,小平同志在为“七千人大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主席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也出了些毛病,也有缺点错误。这些缺点错误,我们要把它总结起来,好的、成功的、错误的,统统总结起来,变成财富,使我们的工作一天一天走上轨道。毛主席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也谈了,明年(1962)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字,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毛主席还说,明年这一年的工作很重要,这次会议(指中央工作会议和接着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一波注)要好好议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要步调一致,以便在这个基础上前进。这样,召开一次全党性的大会,集中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就势在必行了。
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1962年1月9日,会议分组讨论了为少奇同志准备的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第一稿。1月10日会议结束,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即开幕。会议原定1月28日结束,只开18天。因《书面报告》的讨论、修改延长了一些时间,还因毛主席1月29日讲话中提出了开“出气会”的建议,故会议延长,一直开到2月7日才闭幕。
周总理说:这次会议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从1月11日开幕到29日上午,主要是围绕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的《书面报告》,进行分组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书面报告》第一稿写出来之后,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毛主席即提议直接印发大会,和大家见面。毛主席认为: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能更好地集思广益。在大会分组讨论的同时,由少奇同志组织了一个层次很高的21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参加的有政治局成员、各大区书记,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和研究,经过八天修改,于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主席看过后,找少奇、小平同志谈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2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第102次扩大会议,讨论《书面报告》第二稿。大家表示基本上赞成这个稿子,同意提交大会。
1月27日,毛主席主持召开全体大会,把印好的《书面报告》第二稿发给与会者。《报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第二部分是“关于集中统一”,第三部分是“关于党的问题”。少奇同志在会上没有照本宣读,而是在大家阅读、讨论《报告》的基础上,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和党的作风四个方面,作了一些更具体、更深入的解释、说明和补充。
会议的“第二个高潮”,从1月29日下午毛主席提议开“出气会”到2月7日闭幕,中心就是“出气”。会议原安排1月30日或31日结束,31日晚即可离京回各地过春节。可是,到29日下午,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有的组还反映,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同志商量,决心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于是提议延长会期,在北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毛主席说: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有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作检讨作了几年了――59年、60年、61年。有好几个省,从59年起就自我批评,不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7000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毛主席讲话后,当晚各中央局召开会议,迅速部署如何开好“出气会”。1月30日上午,各省召开动员会,号召大家打消顾虑,趁热打铁,把“气”出完,重点是对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评。晚上,毛主席又在各中央局书记会上,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了指示。1月31日到2月7日,主要是召开小组会议,对省委、中央局、国家机关、中央机关及负责同志提出批评意见;这些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对这几年工作中的失误进行认真检讨和自我批评。2月4日,毛主席和大家一起看戏。5日,进行春节团拜活动,毛主席和大家一起过春节。
召开“出气会”的同时,还穿插了几次大会,由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讲话。1月29日下午,林彪讲了关于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两个问题。1月30日,毛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共讲了六点,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和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2月6日,小平同志讲党的建设问题,重点是讲如何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健全党内生活,包括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经常工作、培养和选择干部、学习马列理论和毛主席著作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同日,朱德同志着重讲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2月7日,周总理讲了1958年以来计划工作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并分析了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陈云同志没有在大会上讲话,但在2月8日陕西组会议上讲了发扬民主和怎样使认识比较正确的问题。会后,毛主席、少奇、周总理、小平、林彪的讲话经过反复修改后,分别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2月7日闭会。8日,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少奇同志讲了如何修改《书面报告》的意见。2月17日改出第三稿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于2月23日在审读稿上批复少奇同志:“修改得很好了,即请你处理。”第三稿于2月26日印发到各省、市、自治区。第三稿与第一、二稿相较,有两点比较大的变化:一是在“形势和任务”部分增写了“基本经验教训”;二是在“关于集中统一”部分,加进了毛主席在1月30日讲话中所阐述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题目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
关于会议精神的传达和贯彻,毛主席在1月30日的讲话中指出:同志们回去后,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要发扬民主,采取主动,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倾箱倒箧而出。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让人讲话,采取主动好,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小平同志在讲话中也谈到,回去后,个别的也可以开“出气”大会,这几年工作搞得不好的领导同志要进行自我批评,检讨一次不够就检讨几次。2月8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会议精神的传达和文件阅读的问题。2月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第314次会议,决定:中央和国家机关17级以上、司局长级以下的干部,根据《报告》传达讨论;司局长级以上的干部除了传达《报告》外,还传达毛主席和政治局其他常委同志的讲话。各省、市、自治区都分别在2至4月间,按党中央规定的范围,传达、讨论和贯彻会议精神,在各级党组织内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
(本文摘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