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联合主办、当代中国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承办的“纪念‘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由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秘书长张星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朱佳木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纪念“七千人大会”;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致辞。座谈会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和张启华分别就如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正确评价党的历史等问题讲了话。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赵云献、罗平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辛向阳，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田居俭、副研究员张金才就“七千人大会”的历史背景、中心和主题以及历史贡献等问题发了言。现将会议论文提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因为参加会议的有从中央到县委、从企业到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故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关于“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历史背景，朱佳木在致辞中说：这次会议是在国民经济由于“大跃进”等原因出现严重困难而进入调整阶段但困难仍然很大的情况下召开的，目的在于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严重困难而奋斗。

　　沙健孙进一步说明，1956年4月初，毛泽东即提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这个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既然是探索，就不可能不犯错，必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就是要总结前几年工作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田居俭说，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阐述党的建设时提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并强调：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区别共产党人和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的标志”。［2］“七千人大会”，就是一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带头开展自我批评的会议，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进一步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的错误，切实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

　　张金才强调了邓小平对成功召开“七千人大会”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召开“七千人大会”，邓小平是积极促进者。当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会时，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并将陶铸的建议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有力地促成了这次会议的召开。当确定召开“七千人大会”后，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负责准备这次大会。为此，他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大会的准备工作，明确了大会要解决的问题，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认识，为“七千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起草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的报告，报告的形成为大会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会议报告起草工作先由邓小平主持，后来由刘少奇主持，但邓小平始终参加此项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关于“七千人大会”的中心和主题

　　“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认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的主旨原本是反对分散主义，因为毛泽东的讲话使民主集中制成为会议的中心。

　　朱佳木系统地总结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在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充分发扬民主的重要意义：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3］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把民主集中制列为新中国成立12年特别是“大跃进”以来4年的16条基本经验教训之一。他指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4］周恩来在大会上说：“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5］邓小平在大会上说：“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6］朱德在山东组的会上说：“只要领导人肯征求群众意见，民主讨论，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从省、地、县到支部都这样，工作就好做了。”［7］陈云在陕西组会上说：“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只是这几年把这个传统丢了，现在要把它恢复起来。”［8］朱佳木强调，老一代领导人的这些闪光的思想，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们党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宝库。它们虽然在那个特殊年代没有得到实现，但却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后摆脱“左”的错误，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田居俭认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按照严于律己、勇于承担的精神，再次向全党作了郑重的而不是敷衍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8］（p296）田居俭强调，毛泽东不仅是带头进行自我批评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是最早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并纠正“大跃进”某些错误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在纠正错误的同时反思犯错误根源、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高领导人。错误和挫折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再思考。

　　赵云献在发言中说，“让人讲话”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中心环节，蕴含着多姿多彩的哲理：“让人讲话”是充分发扬民主、实现正确集中的基本前提；是医治干部家长制、“一言堂”等不良作风的主要药剂；既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点，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是唯物史观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扬。他认为，“让人讲话”在贯彻民主集中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让人讲话”是实现党的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的前提；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关键；是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关键。

　　罗平汉认为，加强民主集中制是“七千人大会”的主题。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对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二是“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刘少奇强调，“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4］（p424）应当说，这样分析“大跃进”运动以来犯错误的原因，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辛向阳针对目前一些人对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错误认识，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辨析：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基本上没有使用过“民主集中制”这样一个概念，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正义者同盟改建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过程中，初步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发展了民主集中制思想。第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理论始终扎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潮流中，他是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不仅仅立足于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第三，民主集中制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是一种先进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战斗力的集中表现。民主集中制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上的体现，它也是一种最便利、最合理的制度，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

　　张金才总结了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有关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观点和主张：第一，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最根本的制度，坚持并完善这个制度，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第二，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第三，党的各级领导人应该受到监督，这种监督最重要的来自党委会本身，要重视党委内部互相监督的作用，党委内部要注意集体领导，分工负责。

　　三、关于“七千人大会”的历史贡献

　　“七千人大会”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这次会议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提高认识和纠正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起了积极作用。1992年，事隔30年后，邓小平回忆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当中，永远不会忘怀，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9］

　　朱佳木指出，这次会议一方面因与会人数众多、民主空气浓厚、产生影响深远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和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因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与会者未能在形势估计和困难原因等问题上完全统一认识，民主集中制在会后也未能真正得到贯彻实行，相反为后来的党内斗争留下阴影，而使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朱佳木强调，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当代中国的面貌之所以发生历史性巨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恢复和发扬光大了我们党曾长期实行并在“七千人大会”上得到充分阐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它不仅在实践上不断完善，而且在理论上也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制造种种“理论”，歪曲、诋毁、攻击民主集中制，妄图使我们放弃这一制度，从而削弱我们党的战斗力，消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达到遏制我国发展、最终搞乱和瓦解中国的目的。它们的主要手法是把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政治制度的话语体系作为评论民主集中制的标准，把民主和集中对立起来，把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和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加以割裂，把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行民主集中制过程中的偏差和失误与民主集中制本身混为一谈。我们今天纪念“七千人大会”，研讨那次会议的意义，就要紧紧抓住那次会议的中心和主题，进一步总结我们党和国家在实行民主集中制方面的历史经验，全面理解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深刻阐述它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方面的重要意义，推动民主集中制在理论上更加发展、在实践上更加完善，使人民内部这一最为合理、便利、根本的制度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罗平汉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报告或讲话中，对民主集中制问题做了许多论述，可以说对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认识达到了那个年代的最高水平，其基本观点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民主集中制问题虽然是“七千人大会”的主题，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一重要制度后来没有能够真正的贯彻实行，相反，却逐步地背离了这个基本原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张金才认为，“七千人大会”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加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把党的民主集中制理论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使之得到了恢复和加强。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健全完善和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进行了许多重要论述。这些讲话指出了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论述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强调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民主的重要性，是邓小平对“七千人大会”关于民主集中制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 参 引 文 献 ］

　　［1］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294页。

　　［4］《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页。

　　［5］《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352页。

　　［6］《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7］《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0页。

　　［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188、190页。

　　［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