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社科基金看最近十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张国祚，1948年生。1989—2009年，在中宣部工作，曾任理论局副局长、全国社科规划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党和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重视，不仅体现在中央的有关文件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而且也体现在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际投入不断增加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社科基金刚刚设立时经费总额只有500万元，到了90年代初期才增加到1200万元，直到20世纪末也没有突破1亿元。当时学界一些人抱怨说：“国家只要少修一公里高速公路，就可以大幅度提高社科研究经费。”应当说，当时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是比较重视的，但有关决策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的重视程度可能就要大打折扣了，甚至有些领导干部认为自然科学是科学，而哲学社会科学不是科学。

　　针对这种情况，进入21世纪后，中央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之上，制定和发布了关于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文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国家社科基金增幅明显加大，2004年为1.2亿元，2005年为1.7亿元，2006年为2.2亿元，2007年为2.7亿元，2008年就已经达到3.2亿元，到了2009年更是达到了3.9亿元。与此相对应，国家社科基金单项资助额度也不断提升。以年度项目中的一般项目为例就很能说明问题，从开始的几千元、一两万元，到四五万元，再到七八万元，现在已达十万元左右。随着国家社科基金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权威性不断增强，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于是，党和政府关心和支持什么研究，也就越来越成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关心和努力的方向。基金的导向作用就这样越来越鲜明地体现出来。

　　与此同时，国家对社科基金的管理也逐步规范，内容逐步丰富。国家社科基金设立初期仅有一类项目，即年度项目。进入21世纪后不断扩大，到2005年，已经形成各有资助重点、各有资助标准、各有管理方式的五大类项目。其中除年度项目外，还有重大招标项目、特别委托项目、西部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从管理方面来看，直到20世纪末，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管理都是欠规范的，突出的问题是重立项、轻结项。立项以后，管理是比较松散的；项目是否按期完成了，质量究竟完成得怎样？缺少严格的规范制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从2005年开始，在严把立项的入口关的同时，尤其强调严把鉴定结项的“出口关”，严把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有一段时间，项目承担人能够一次性通过鉴定的仅有60%左右。刚开始严格管理的时候有些学者还不理解，他们说，拿到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已经很不容易了，怎么结项也这么困难？这样的管理是不是太苛刻了？后来，大家逐渐认识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项目，这种最高水平的项目必须要维护她的权威性。维护权威性靠什么？就是要靠质量。严把鉴定结项的出口关就是为了保证质量，保证权威性。之所以这样做不但是对国家社科基金负责，也是对专家学者负责，只有严把质量关，才能帮助专家学者们精益求精，拿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优秀成果来。后来，不少专家学者给我们写信表示感谢，认为严把鉴定结项关，不仅使他们开阔了知识视野，学风更加严谨，而且使他们增加了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对他们后半生搞好科研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由于严把“两口两关”，所以国家社科基金推出成果的质量不断提升，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基础研究来看，推出一大批学术价值厚重的精品力作，其中最优秀的已经被纳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第二，从应用对策研究来看，推出一大批非常有实践价值的优秀成果，及时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

　　近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态势可以概括为大发展、大繁荣、大进步。学科体系建设更加完备，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不断壮大，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自觉性不断增强，优秀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越来越大。这种崭新气象体现着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党的基本理论和大政方针更加认同，其国家荣誉感和民族归属感更加自觉和强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发展、大繁荣、大进步的局面呢？我认为，除党和政府对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度重视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充实的物质基础。现在，中国的GDP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即便在国际金融危机强烈的冲击下，世界各主要大国一片恐慌，然而中国却沉着应对，从容不迫，风景独好。中国经济从第一季度开始就呈现一种回暖上升的势头，GDP增速达6.1%，第二季度增速达7.9%，到了第三季度增长比例已经达到8.9%，令世界一片惊羡。二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国防建设和生态建设蓬勃发展，国际环境纷繁复杂，我国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所有这些既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重要的时代课题，又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随着国家社科基金的规模越来越大、单项资助额度越来越多，另一种认识误区开始出现。有些人认为搞哲学社会科学的只要拿支笔在资料室翻资料就可以了，不必给太多的资助经费。实际上，这类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基础研究可能在资料室中就可以完成，而一些务实有效的对策性研究则必须要深入实际、做田野调查、做问卷调查、出差调研、举办会议研讨、召开听证会议等，需要耗费大量资金。所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应该继续稳步提升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额度。

　　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对于具体课题来说，主要应该符合两条。一是不能有违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那四层要求，不能有违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长远需要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我曾经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前主席布鲁斯·科尔探讨过这个问题，尽管我们“各为其主”，但他最后对中国为什么还要搞课题指南并且规定一些国家急需的研究方向是表示理解和赞同的。我告诉他，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一样，尽管近几年我们的财富增长了许多，但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国家有限的基金当然首先要投向关乎国计民生与事业发展全局的领域和课题。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