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鲜明地提交全党，是邓小平的重要贡献。但是，正如邓小平当时所指出的，“这四项基本原则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1]从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和核心看，它缘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的若干论述，渊源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以往学界对此关注不够[2]，本文尝试做一论述。 

　　一、抗战期间毛泽东的若干论述形成四项基本原则的蓝本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华民族被迫起而应战。中国共产党如何从战前的政府反抗者转变为合作者？在这场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起何种责任？如何应对纷繁复杂的抗战政治局势？等等。面对众多问题，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系列光辉文献，作了系统考察和回答。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下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马列主义的指导等都提出来了。这些内容，有的是抗战时期中共的实践原则，有的是未来发展或努力的方向。它们形成了后来四项基本原则的蓝本。 

　　在上述著作中，毛泽东强调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党在民族抗战中应逐渐居于领导地位。他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虽然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但是这个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这不仅因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单独进行了土地革命[3]；而且“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以团结了全民族，发动了和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4]。因此，“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5]。毛泽东还强调，在抗日根据地，“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6]此后，各根据地“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落实了这一指示。 

　　在论述中国革命的阶段和前途时，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划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7]；“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8]。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它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9]。 

　　那么，怎样实现新民主主义这一阶段性任务呢？毛泽东认为，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即抗日民主政府。它“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10]“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11]。这样一个政权或国家，是抗日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这样，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反帝，共同抗日。 

　　毛泽东还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2]所幸，中国共产党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斗争的武器，从左右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13]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14]与此同时，他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但要研究马恩列斯的理论，而且要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5]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16] 

　　二、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的多次论述使四项基本原则基本成形 

　　1949年春天，经过两年多的生死决战，尤其是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非常明朗。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17]。那么，推翻旧政权后，怎样组建新政权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获得最后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抗战时期的一些相关论述，使四项基本原则内容更为明确且基本成形。马列主义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向社会主义发展等，这些新政权的组建规则和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反复出现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的谈话、指示和报告中。 

　　1949年元旦，他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并强调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18]他还展望，革命成功之后的1949年，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19]3月初，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再次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重申了“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20] 

　　当然，较为全面涉及四项基本原则内容的论述，还是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毛泽东回顾，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这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谢谢他们给我们以武器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由此起了变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1]在总结党的斗争经验时，他说，“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三件主要武器。[22]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23]在这里，马列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都提到了。 

　　文中还描绘了新国家新政权新社会等美好蓝图。他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取得了革命基本的胜利，造成了“经过人民共和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24]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强化人民的军队、警察、法庭等国家机器，“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25]苏联“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26]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也提到了。 

　　可见，新中国成立前夕，尽管毛泽东没有像后来的邓小平一样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整体概念，但是在革命即将获得最后胜利的前夜，他在关于党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及其斗争经验的总结中、在对新国家新政权新社会美好蓝图的描绘中，分条提出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内容。 

　　三、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全面谈及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和核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如何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以及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摆在初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难题。面对这一难题，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他在关于新中国建设、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若干论述中，至少有两次论述，较为全面地谈及四项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其中一次还指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 

　　第一次是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为会议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他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27]在这里，四项基本原则的三项内容，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都提到了。 

　　对于这三项内容，毛泽东当然没有强调“坚持”，似乎也无意加以强调，而是用类似口号的语句，激励与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继续努力，为之奋斗。或者说，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根本没有必要强调“坚持”。因为这三项内容是新国家、新政权的构建原则，已成为见诸新中国的事实，是刚刚取得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坚持”，是工作中正被奉行的准则，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次是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该讲话共阐述了12个问题，他在第八个问题“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提出：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 

　　对此，毛泽东“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如下六条政治鉴别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28] 

　　显然，和第一次相比，毛泽东这一次是有意且明确提出六条政治标准，将其作为检验全国人民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标准，作为衡量人民政治生活的是非标准，自然也是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六条政治标准中，其中三条，即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完全涵盖了四项基本原则的三项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六条标准中，毛泽东特意强调：“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29]。这个“最重要论”，邓小平后来表述为众所周知的“核心论”，即他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的：“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30]；同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再次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31]。 

　　假使说第一次所论及的三项内容，似乎是隐含的，不言而喻的，是前提条件；那么第二次所论及的三项内容，则无疑是有意识的，是明确的，是特意加以强调的。由此可见，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这两次论述，即第一次谈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第二次谈及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表明他比较全面地论及了邓小平后来所论述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和核心。四项基本原则的关键内容和核心理念都完整地表述出来了。 

　　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不同场合、不同工作中，毛泽东总是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指导新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准则。例如，1949年10月，他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对于国民党起义人员，既要团结又要改造，要“从改造中逐步肃清过去反动派的一切遗迹和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以马列主义思想代替国民党的反动思想”。[32]1950年，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式上，他告诫大家要过好三关，不仅要过好战争关、土改关，还要过好社会主义改造关。[33]又如，1954年　

　　6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宪法草案，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民主原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34]再如，1957年反右前夕，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认为这两条早为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承认，不允许“他们翻这两条案”。[35] 

　　四、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 

　　从上文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应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建国前夕、建国初期都谈及了后来四项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在哪一个历史时期，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两条，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都是毛泽东始终强调的。这两条，是毛泽东对党的历史的总结和继承。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的指导作为立党之本。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正式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科学概念时，将指导思想进行了扩容，增添了部分新内容，即将毛泽东所强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扩增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另两条，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论述是不同的，是有区别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革命的阵线上，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不是单一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到解放战争快要结束、全国政权唾手可得的前夕，毛泽东提出党的紧要任务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说，在这个伟大转折时刻，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提上了日程，但仍然属“未来时”，而不是“现时”。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财政经济的好转，新政权的稳固，尤其是三大改造的结束，人民民主专政得以建立，社会主义全面实现。这个时期，毛泽东更多考虑和强调的，是如何加以巩固和坚持了。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尽管毛泽东的论述有同有异，但这都是他对于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经验的若干总结，是他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若干思考。从四项基本原则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看，它起源于党的创建，发展于抗日战争时期，成形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成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后则是改革开放之初由邓小平明确提出的，并做出系统论证的。 

　　显然，在这一过程中，党的斗争和建设历史为四项基本原则的形成提供了丰富实践支撑，而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则为之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追本溯源，邓小平后来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无疑脱胎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的理论思考，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若从党的历史看，从根本上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智慧结晶。正如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时所说，“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36]。毛泽东思想是如此，四项基本原则也是如此。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2]对于该问题，以往研究从党史党建的角度进行过简要的初步的探讨，本文主要从历史文献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进行考察。前人研究参见靳丰龄：《毛泽东与四项基本原则》，河北省历史学会等编：《毛泽东与中国历史文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王太高：《论四项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兼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3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1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2页。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9页。 

　　[2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1437页。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1471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2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 

　　[2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3页。 

　　[2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3页。 

　　[2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3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页。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3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页。 

　　[3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页。 

　　[3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 

　　[3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8页。 

　　[3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