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是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学界认为，今后5—10年可能会更加依赖于体制改革为发展开拓道路，将文化产业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体制机制创新将再一次成为制胜的关键。

　　文化产业的文化选项问题

　　发展文化产业，包括推进文化建设、提倡文化创新，大都是在对一个具体的文化项目进行选择。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丁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认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进行中，准确把握文化选项具有重要意义。

　　贾磊磊认为，流行文化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传播的文化产品，虽然未必成为文化产业的生力军，但是那些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佳作，必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世界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软实力的产品，在流行文化中大都有所展现。

　　流行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传播娱乐、传播资讯，同时也传播着价值观，所以加强流行文化的建设和发展非常重要。

　　有学者认为，我们更应该关注现代文化的建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体现时代特征的标志性文化产品。特别是在现实性的建构上，不能太留恋于传统文化。在展示中国文化的形象时，过多的过去式的文化符号，对西方、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认知都有很大的偏差。我们在美国时代广场播放的国家形象片以及奥运会举办期间的文化活动，都是在现代文化建构上推进的。贾磊磊倡议，我们要对传统文化的资源进行现代性的转化，使之成为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和动力，注重对现代文化形态的建设，在民族本土与海外异域文化之间，更关注本土文化的弘扬。传统的儒学、佛学都是举世公认的人类巨大思想财富。学者认为，社会繁荣发展的根基必定是建筑在对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基础上，这是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恒久动力。

　　以电影产业为例，贾磊磊认为，如果从政策上开放进口影片，我们的票房会迅速突破200亿，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会极大挤压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我们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良性的进度上来保持我们的票房增长，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票房增长，这是我们对本土文化、文化产业的保护。

　　有学者认为，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是在精英文化领域的缺失，我们获得了很多国际奖项，可是我们缺少标准化、系列化的文化产品，特别是缺少有大众文化品牌标志的产品。

　　文化立国要落到实处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越来越关注，这种关注不像现在对孔子学院甚至对汉语的关注、对具体文字符号的关注，而是对中国文化的内涵、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关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进一步阐述了“文化立国”的战略。向勇认为，文化立国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软实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国际文化发展的经验启示。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所以文化立国战略应该是把文化像毛细血管一样输入到国家、区域、企业、个人的每一个地方，各个政府部门都要落实文化站点，把文化立国作为国民的文化责任。

　　社会价值判断的错位同样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在：认为精神产品对物质产品来说在社会上是不值钱的，过分的趋利性。拜金主义奉行，许多机构疯狂地敛财等。结合社会上一些不良的道德现象和以财富论英雄的偏见，北京工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三国华认为，当前文化产业的改革首先是要强调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回归和纠正，需要政府、社会的良性互动，需要对社会权利和资源的制衡。产业发展应该基于市场需求，社会的民愿、民风不可忽视。

　　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李炎认为，在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过分强调文化产业作为国家、地方的形象工程，忽略了文化产业起步发展的自身特性。一些文化产业集团、文化产业园区效益极其不佳，对社会的发展、就业和地方的产业结构、经济的发展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化产业的“虚胖”、空泛，缺少大众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提供，成为地方政府的自娱自乐。

　　文化制度建设成为新动力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围绕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有关部委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据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孙若风介绍，作为文化产品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部门开始清理现行文化规章和规范文件，对以往文化政策法规的反思也在进行。甘肃省委副书记、文化部原副部长欧阳坚在其最近出版的《文化产业政策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一书中，对一个时期以来的文化产业政策进行了梳理，在充分肯定一的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强调要防止“假政策”、“伪政策”的产生，就必须充分注意中国文化产业特殊性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影响。

　　与此同时，为解决文化立法滞后问题，由多个部委参与的文化立法联席会议机制已经形成，针对文化立法理论研究薄弱甚至基本是空白的状况，国家首批特别委托项目的课题于去年启动，现已接近完成。来自国家立法机关、有关部委的一线工作人员和高校、研究机构的法学专家合力攻关，取得了初步成果。

　　我国在文化方面制定了很多的战略思路和战略架构，比如相继出台的关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二分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创新、文化“走出去”等的政策，实现了一系列的战略架构。但是理论层面的研究仍存在不足。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傅才武提出，经过30年的发展，这些战略之间的关系怎样，它们在文化行业的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相对位置的变化如何，在学界还没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区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做法表面上看似很有理，但在实际行动上、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根本就是行不通的。

　　我国文化行业已经日益超越或正在超越传统的文化发展模式和传统的文化管理模式，进入到一个以国家文化创新战略主导下的新的发展阶段。传统文化行业系统结构，难以兼顾当代中华文化古今转换和东西对接的内涵要求，基本不能兼顾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转型。

　　文化体制改革现在已经不是对过去的小修小补，而是一种包容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宏观架构体系。傅才武建议，首先要推动我国文化建设体系，使行业分工、专业分类、生产型管理体系的传统文化生产和组织体系向业务建设、前景架构、创新型文化生产和文化组织体系转型，再也不能基于传统的技术模式之上进行行业分工，而是基于市场的社会分工，实现从理念、组织结构整体式的模式创新。其次，以国家文化体制创新作为出发点，促进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的实现。

　　加强产业理论的深度辨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小城市以及不同区域当中的文化消费差异是极大的，而我们没有形成一个能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城市、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习惯、不同文化消费、不同民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体系。李炎认为，政府、相关学者对消费差异的关注不够，对产业结构以及新兴的产业业态的研究不够，尚没有形成差异性的政策体系，没有形成差异性、互补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体系。

　　有学者认为，政府、学界在完成联手推动产业的起步和发展之后，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够清晰。在一定程度上，各种研究机构和不同身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客观、务实、冷静、理智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文化产业的研究难以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真正支撑。清华大学教授熊澄宇认为，要谈文化的繁荣发展和产业的形成并成为支柱产业，需要有理论层面的深度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