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自发表以来，对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政治、思想、文化等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尤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影响深远。正如学者所说的：“只有理解《讲话》，方能理解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讲话》的理论辐射甚至远远超出文艺运动范围，在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讲话》的思想意蕴的精髓无疑是其人民性的思想。中国文艺经历数十年的发展和检验，人民性始终是文艺发展繁荣的源头活水，是文艺的永恒生命。

　　来源：马克思主义传统

　　重视文艺的大众化、人民性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的珍贵传统。人民性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人民性思想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并结合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给予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重视人民性是中外思想史上的先进而优秀的特性，中外历史上政治文化学说中不乏民本思想，致力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将人民性思想发扬光大，产生许多经典的论述。

　　马克思早年在《莱茵报》担任记者时就曾说过：“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地说几句话，因为故乡的生活条件是不允许他忘记这种语言的。”

　　恩格斯在1847年发表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批评了当时的文学家不是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创作，而是“漂浮在云雾中”，沉溺于“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他倡导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

　　在马恩著作的基础上，列宁在文艺如何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方面，有了更为具体而明确的论述，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讲话》仅有的两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观点的引用，都是源自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

　　毛泽东对列宁主张的吸收和发展主要体现在：

　　一是对文艺和整个革命事业关系的论述。他们都认为文艺是无产阶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对革命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列宁曾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毛泽东发展了列宁的这个论断，提出：“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是文艺方向的大众化、人民性取向。列宁指出，在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上必须明确一个基本方向，那就是“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讲话》更是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精髓：人民本位生活本位

　　从毛泽东思想发展历程看，毛泽东文艺理论中人民性思想并非《讲话》首发，而是贯穿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多次讲话和论著中。1936年11月22日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就提出了“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的主张，作为当时中国文艺协会的两大任务。在1938年4月28日的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他也明确提出：“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毛泽东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提出了文艺大众化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的思想。尽管文艺为工农、为大众并不是《讲话》的首创，但《讲话》无疑将这种观点和思想系统化了。

　　《讲话》的精髓在于人民性思想，而人民性思想的精髓则是人民本位和生活本位。人民或大众这两个范畴是相互紧密关联的，《讲话》中二者的关系一直互为因果，脱离人民也就是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就会“生活空虚”，“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所以，他号召文艺家必须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观察、体验、研究“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就是“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同时，毛泽东对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也做了正确的辨析，《讲话》强调艺术固然来自生活，但高于生活，艺术美高于生活美，具有“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品质，科学地说明了文艺与生活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毛泽东的人民性文艺思想是站在历史发展的关键点，在已有的进步的和左联的文艺主张之上的一次重要整合。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麦克杜格尔1980年翻译《讲话》单行本所作的长篇导言中写道：“《讲话》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是它把中国左翼文学中流行的散乱文学学说组织起来，形成当时环境所需要的全面的文学政策，并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使之在延安地区立即付诸实现的能力。”

　　毛泽东的人民性文艺思想无疑是“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它确立了自己的特色并实现了突破创新——

　　人民性思想具有实践哲学的品格。《讲话》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特质和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即不仅要解释世界，还要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而根本在于改造世界，即强调文艺的强大的实践功能，强化文艺作品联系实际，介入乃至干预现实生活。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艺实践也是随着人们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的，从实践性原则出发,文艺所反映的客体不是抽象的物质存在,而是有着具体时空的社会的历史的实践。他认为艺术形式有自身相对独立的价值,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

　　确立了人民本位的文学观。《讲话》思想重心是强调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并鲜明提出文艺为普通的工农兵大众创作和服务，人民本位的文学观的确立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载道说”、“娱乐说”的文学观念，注入新内涵，体现了新文艺底层关怀的人文精神。这种文艺观虽然质朴，不乏很强的目的性，但却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文艺启蒙作用的实现。

　　《讲话》完善了文艺接受主体理论。从文艺的接受理论发展历程看，毛泽东的接受理论无疑具有现代性，同时与西方接受美学具有某些相似性，提出“文艺作品的接受者”的概念，强调了文艺接受者是文艺作品最具权威的评判者，“人民群众历来是作品‘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评判者”。《讲话》中以戏剧与观众的关系，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澳大利亚学者麦克杜格尔在自己翻译的《讲话》单行本的长篇导言中认为，毛泽东作为“中国第一个把读者对象问题提到文学创作的重要地位的人”，高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影响：向世界范围辐射

　　1942年以后，《讲话》的人民性思想催生了文艺新作品的涌现，延安文艺产生了小说、戏剧、诗歌等堪称经典的作品，它们至今依然充满了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在艺术上具有永久的魅力。如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等的小说，李季、田间、阮章竞、袁水拍等的诗歌，《兄妹开荒》、《白毛女》、《扬子江的暴风雨》等戏剧，这些作品存留了一个时代和历史的某些真实影像，反映了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情感、心理，谱写一个时代的文艺图景。

　　从1945年开始，《讲话》被译介到亚洲、欧洲乃至世界的各个区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和产生着影响。人民本位、生活本位的思想尤其受到赞同。印度的一位作家曾由衷地说：“我是在我的第26本著作出版后，才读到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我真希望我能在开始写作以后，就已读到这些关于人民作家的立场、态度和写作范围，关于内容与形式问题的生动的、具体的意见。”西方研究界对《讲话》时代的毛泽东本人及思想也十分关注。西方学者佛克马指出，毛泽东在战争年代那样紧张复杂的工作条件下来抓文艺理论，说明他十分重视文艺，“在西方，还很难找到一位政治家对文艺有如此高的期望。”英国著名学者戴维·莱恩说：“毛泽东也描述了艺术作品生产过程的一种模式，用普通的词语论及了它的原料和创作手段。”这位学者还认为：“延安《讲话》也被证明具有一种生产力，一种不是提供现成的思想，而是激发读者思想的能力。”

　　纵观人类文艺理论史，毛泽东文艺思想，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人民本位、生活本位的人民性思想对文艺创作具有持久的指导价值。

　　（作者为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