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讨论的混乱，毫无疑问和中国发展经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有着直接关系，但是也在于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至今对于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缺乏共识性认识，存在着主体的模糊和认同的摇摆
前不久，一则标题为“美国高官清华受训学习‘中国模式’”的消息引起了社会不小的轰动。一则这个消息印证了“中国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日益扩大的判断，再则由于培训对象是美国的“局级干部”，所以让人产生培训会影响美国上层决策者的期待。毕竟按照中国人的政治思维逻辑，“局级干部”掌握着国家许多重要政策的制订权。如果将这则消息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1月份访华之前《时代周刊》(亚洲版)上发表的“美国该向中国人学习的五件事”一文联系起来解读的话，更有一番意味在心头。
固然，中国的发展经验引起美国官方的重视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因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一直热衷于在世界各地推广美国经验，并且成为许多国家争相模仿学习的对象。现在，中国的快速发展经验，不仅为世界各国理解和认识现代发展道路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坐标系或参照物，而且也有利于纠正和增强国人的民族主体性。
在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并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日益加深的过程中，后一种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只有确立合宜的民族主体性，才能够有效地避免在过度自卑和过度自信之间摇摆。合宜的民族主体性，就是要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中，清醒准确地认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找到自己的历史位置和全球位置。换句话说，就是知道自己的身份、特长，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和优势。
如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西方始终持毕恭毕敬的弟子礼，而且是一个好学上进的小学生。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先生总是欺负学生。更重要的是，在“西学东渐”中，民族的主体地位受到了很大的挫伤。一方面，把西方的一切都视为学习的对象，亦步亦趋，奉为圭皋;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历史、成就和经验又容易妄自菲薄，数典忘祖。主体性的受挫，让人们更重视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评价，忽视了内省和自信的培养，特别是自身比较优势的有效挖掘和利用。对于外部评价过度敏感，客观甄别和对待不足：对于批评，尽量回避，不敢直接面对;面对赞扬，则大肆宣扬，滋生出空虚的自信。更滑稽的是，个别人士还对外部评价采取选择性采纳，运用各种手段，将批评加以屏蔽过滤，限于一隅;对于赞扬，不问出处，自由阐发。这样做，似乎是在维护民族的自尊，发扬了民族主体性，殊不知却在自己编织的话语中失去了自我。
国人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就能说明这种民族主体性的错乱。这场由美国人罗默的“北京共识”一文引发的讨论，首先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然后才传播到国内。但是在国内讨论中，出现了媒体热闹，学界冷淡;官方重视，民间不屑的局面。讨论的结果是，国内对于中国模式的总结和定位，似乎还不如国外学者的有说服力。即便是那些力图高调宣传中国发展成功经验的人士，在各种批评之下，出于各自的考虑，最后把理论的底线推到了只谈“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甚至“中国case”。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毫无疑问和中国发展经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有着直接关系，但是也在于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至今对于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缺乏共识性认识，存在着主体的模糊和认同的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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