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金融经济危机后中国的优秀表现，使中国模式及其导致的中国崛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热议。《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几家媒体进行的“你如何看待中国模式”专题调查，比较可信地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中国模式的认可，此时使用“中国模式”概念不仅不会冲淡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而且会给中国特色添彩增色。因此，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模式及其国际比较，对于细化和丰富中国道路与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软实力，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热议中国模式

　　国内学界对中国模式的研究，随着中国发展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而持续升温。少数学者认为，要慎提中国模式。如有的认为应以中国特色替代中国模式，因我们的体制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有的认为应该叫中国案例，因模式一词有示范、样本的含义，但中国并无此意。有的认为可谈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不能宣扬中国模式，谈中国模式似乎为时尚早。

　　大多数学者认为，不能否认中国模式，而要理性宣传和发展中国模式。有学者指出，对于否认中国模式客观存在的意见，事关我们在中国模式问题上的话语权，尤需通过讨论而澄清。中国模式着眼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丝毫没有自封样板之意；它体现的不是一般的民族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尊重民族特征、重视民族差别的一贯要求；它可供别国借鉴和参考，但不能照搬或强加；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中国模式。有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回避中国模式。认为倘若处于变动之中就没有中国模式，那只能说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模式；而认为只有完全定型的才可称之为“模式”，那等于说“模式”必僵化。有学者指出，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所包含的缺陷的漠视。事实上，如何改进中国模式，才是中国目前的最大问题。

　　中国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

　　模式和其多样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比如“莱茵模式”、“东亚模式”等，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具体体现。中国模式并非雷默的发明。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到“中国自己的模式”、其他国家也应该有“自己的模式”。江泽民、胡锦涛多次强调：“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他们提出或者说使用中国模式概念，既是为了坚决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也是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必须坚持“相结合”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他们并没有因中国尚未形成一整套成熟定型的制度而否认可以使用“中国模式”。

　　必须区分中国模式的层次。可将中国模式分成中国发展模式与中国体制模式，比如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经济体制模式，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和中国政治体制模式；进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再分为工业、农业、外贸、城镇化等领域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体制模式还可以细分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模式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中国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国防等领域都可以细分层次。

　　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基于静态的社会制度、动态的转轨转型以及经济发展等视角对中国模式进行的解读，既有真知灼见，也有以偏概全，甚至难以排除误读。对诸多观点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从世界观方法论高度把握中国模式的实质和内涵。

　  “十个结合”和“四位一体”

　　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其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其经验即党的十七大所总结概括并被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十个结合”。它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中国个性和民族色彩，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和中国的时代精神和进步内容，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和历史性。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会定格在当代内涵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更高阶段迈进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中国模式也将与时俱进，不断汲取新的时代精神和进步内容。

　　中国逐步形成“四位一体”的体制模式。首先，形成“四主型经济制度”。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资本技术与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的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经济交往关系。

　　其次，形成“三者统一、四层制度”的政治架构。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再次，形成“一个体系、两个主体”的文化格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现在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发展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大力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文化建设形成“公有制为主体、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两主体格局。

　　最后，形成“一个格局、三个互动、四个机制”的体制。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