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瑞士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玛雅：《凤凰周刊》执行主编

　　用中国崛起事实纠正“大国小民”心态
　　玛雅：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经济在10－20年之内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在软实力上，中国不可能赶上美国。
　　张维为：这要看你怎么比。软实力比较的关键是标准，如果你只认同西方制定的标准和西方采用的形式，那中国永远也赶不上美国。但问题是，西方的标准存有太多的问题，我们在许多方面的眼光和实践早已超越了西方标准。2011年6月，美国自由派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来上海，我和他进行了对话。福山在1988年写了《历史的终结》一书，引起轩然大波。他现在承认说，当时没有考虑到中国因素，没想到中国的崛起会如此之快，所以他说，他是来学习的。他认为，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有不少问题。比如，中国没有真正的问责制，没有真正的法治；中国历史上碰到好皇帝就国泰民安，碰到坏皇帝就王朝衰落。他说，你看现在中东出现的乱象，中国是不是也面临这样的危险？针对他提出的问题，我谈了我的看法。
　　关于问责制和法治，我说，德国一位杂志主编曾经问我：你们上海变得越来越像纽约，是不是可以说没有什么中国模式，而只有美国模式？我跟他说，你观察得不够仔细，实际上上海在不少方面是超过纽约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人今天在自己的土地上做的事情是一种探索，我们从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今后还要继续学，但是我们今天的眼光已经超越西方。我给他举了几个例子，我们开会所在地上海静安区在不少方面比纽约的曼哈顿要强。2011年一场火灾，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政府进行了问责，一些官员受到了法律和行政制裁。反过来看，美国的金融危机至今已经延续好几年了，老百姓的资产大幅缩水，可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对此负任何责任，既没有法律责任，也没有政治责任，而且造成这场危机的金融大鳄们还要拿巨额奖金。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一个把法治绝对化的国家，依照法治，他们是签过合同的，他们应该拿这个钱。美国老百姓很不高兴，奥巴马总统也很不高兴，但是没办法。中国正在探索新的法律制度，来避免这样的问题，我们要考虑一个国家整体的核心利益和一个社会的道德良心。对于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和社会良心的少数重大案件，我们会在法治的前提下考虑用政治方法来处理，以防止法条主义可能带来的危害，所以中国不会出现金融大鳄造成金融危机后还可以拿巨额奖金的事情。
　　至于坏皇帝的问题，我说，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汲取了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汲取了“文革”的教训，现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严格的任期制，还有集体领导制。我们有一个渊源流传的传统——选贤任能。中国的一个省往往相当于欧洲五六个国家那么大，想要治理好很不容易。我们的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我们不大可能选出像小布什这种领导人，因为他远远低于中国人对国家领导人的要求。而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你不能保证下一个总统比小布什强。如果那位佩林当选，恐怕还不如小布什。换言之，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对美式民主模式是一种挑战。虽然选贤任能模式还可以改进和完善，但已经可以和美式民主进行竞争。
　　玛雅：福山质疑中国的政治制度，认为中国可能出现“阿拉伯之春”，言外之意，还是历史终结论？
　　张维为：福山先生讲历史的终结，要我说，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不同的民族对各种制度的探索正方兴未艾，中国也在探索。我对西方模式的前景是比较悲观的，一些小的国家比如瑞士这样的还可以玩一玩，大的经济体是很难的，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越来越难以为继。希腊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现在近乎破产。我20多年前去过希腊，当时希腊政府就是财政赤字。
　　英国是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现在也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公共债务占GDP的90%。所以当中国政府考虑在英国投资时，英国人非常高兴。美国是在全球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典范”，现在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我粗算了一笔账，如果没有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话，美国实际上也破产了，把美国国债平摊一下，每个美国人平均借贷5万多美元，这还不算私人债务。中国人如果可以这样借债，那我们也是发达国家了。
　　所以我说，在西方制度明显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要说服我，总得拿出个像样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制度在非西方国家做得确实比中国好。事实是，不但在非西方国家没有成功，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国家，比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它也很不成功。所以我觉得，中国在政治改革中有一个基本思路，我叫做选拔 + 某种形式的选举，这个模式超越了西方光靠选举的模式。
　　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优劣，我只用两个概念：良政和劣政。如果一个制度不能导致良政，就是坏制度。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新加坡是典型的例子，国家治理得不错。中国大陆虽然有不少问题，但总体治理水准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这种例子太多了，从新近“民主化”的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到所有“颜色革命”的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等。现在美国开始在缅甸推动民主，结果还会是一团糟。
　　所以我认为，用中国话语来说，民主可以分为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两者都能做到最好。如果两者只能选其一，我宁愿要实质民主，在实质民主逐步实现的过程中来发展程序民主。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非常重要的民主决策的机制，比如我们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成千上万次上上下下各种各样的磋商，所有的人都关心，股民关心，投资者关心，企业也关心。但是西方没有这种机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是西方要向我们学习的问题。
　　玛雅：你的《中国震撼》一书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也受到一些批评。有评论认为，中国还需要另一种震撼，就是对存在问题的震撼，这种震撼似乎比前一种震撼更需要。对于中国存在的问题你怎么看？
　　张维为：我从不否认中国存在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认真加以解决。我在书中谈了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比如收入差距、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城乡不协调等等，这里不再具体讨论了。我想指出一点，我们在谈论“文明型国家”内部的问题时,要有一种“板块概念”，这样才能对问题准确定位。有些人试图用以偏概全的方法来否定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问题无限夸大进而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这是不明智的。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个正常国家的话，那么中国的问题即使比美国多4倍恐怕也是正常的。事实上，美国的问题并不比中国少，美国监狱里的人数比中国还多。看中国的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抓住一些问题来否定整体的巨大进步是不可取的。比如政府绩效，据我观察，意大利和希腊的腐败远比上海严重，上海的城市治理水平高于罗马，和纽约也是可比的，上海、江苏、浙江的治理水平明显超过希腊，尽管希腊和意大利都是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成员，纽约是发达国家的顶尖城市。所以说，中国这些成就很了不起，我们整个发达板块（主要指沿海发达地区）相当于30多个中等欧洲国家之和，人口和美国差不多，这么大范围内所取得的任何成绩，都足以对国内其他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对整个世界产生震撼效应。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引起全世界关注。西方媒体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刊登了这个消息并发表评论。英国《泰晤士报》指出，中国跃居世界第二位，意味着全球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转移。《纽约时报》将这一超越称为中国国力增强的“里程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现在也大都认为，少则10年多则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
　　相比之下，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则显得低调，大都强调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所以这个世界第二大国的含金量不高。持这种观点的人，一部分是秉承谦虚谨慎、韬光养晦精神，他们更多地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担心 GDP被拔高了会导致国家承担过重的国际责任。而另一部分则属于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中国迅速发展的人，他们不仅认为中国GDP超过日本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还认为1840年的时候中国GDP也是世界第一，还不是照样挨打。
　　其实，谦虚谨慎也好，韬光养晦也好，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对中国今天的经济规模心中有数。如果韬光养晦意味着轻易贬低自己，使得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失去信心，那也是危险的。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模式成功的人就经常利用这一点来误导民众，唱衰中国，造成在一部分国人中大国小民心态的蔓延。为了纠正这种偏向，我们应该把中国崛起的事实如实地告诉我们的人民。从我走访100多个国家的实地观察来看，过去30多年，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整体进步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国家。中国今天遇到的各种问题，其他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也都遇到过，最终也都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我们完全可以在这样一种新的认知基础上，重新凝聚全社会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共识，确立一种自信自尊自强的韬光养晦，而非精神不振信心不足的韬光养晦。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为中国走向更大的辉煌开辟新的前景。
　　美国人已经不做“美国梦”，中国人民要坚信自己的路的历史合法性
　　玛雅：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政治的独特性是什么？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张维为：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中国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理念和方法为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处理好民生问题，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应对好人口规模和疆土规模带来的特殊挑战，否则就会失去“天命”。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观。中国人目光比较远大，思维方式更注重整体效果。中国人历来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极为突出的地位，很难想象大多数中国人会接受每隔四五年换一个中央政权这种源于西方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
　　中国今天的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的执政党不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极易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但是整个国家迅速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永远记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来说，改旗易帜是一条邪路。
　　西方很多人曾经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中产阶层的日益壮大，中国也会接受西方对抗性政治模式。但是他们后来发现，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似乎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加珍惜国家的政治稳定。中国中产阶层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了解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太多的战争和动乱，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经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混乱和动荡，了解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财富积累得益于中国30多年的政治稳定。所以我认为，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基因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高度对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互动互补的模式。这个模式将会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有凝聚力和竞争力。
　　玛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深化改革，这个决心和意愿被一些人解读为深化政治改革，他们所主张的改革方向仍然是西方民主。
　　张维为：十八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叫一锤定音，目的就是终结这些西方模式迷信者的政治幻想，彻底了断他们的“戈尔巴乔夫梦”。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那真是太幼稚了。有些人总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步很大，但是政治改革滞后，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问题。我倒建议换一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看：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做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取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成就。换句话说，即使在不那么完善的制度下，在所谓“政治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与任何一个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竞争并且胜出，让整个西方世界受到强烈的震动。下一步的改革，我们当然不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否定本国的制度，而是要首先肯定我们自己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集思广益，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制度，最终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就像今天的上海超越纽约一样。
　　其实，经济改革也是这样。西方国家至今都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西方其实越来越感到竞争不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们的路走对了，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自己国家的模式。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种关系进一步理顺，把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那将是更加蔚为壮观的事业。所以说，好戏还在后头，我们千万不要以大国小民的心态来窥视这个世界，甚至连抬起头来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过去30年间，我走访了100多个国家，总体上看，发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国，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也是中国，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感到悲观的。我们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迄今为止，我们处理得比他们当时好得多，许多方面，我们今天干得也不比他们差。中国的模式虽有缺陷，但是可以完善，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玛雅：很多西方人以及很多中国人，并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看问题，尤其是政治制度问题。他们认为，没有多党竞争选举，就没有政权的合法性。
　　张维为：这是十分浅薄的观念。我有一次遇到一位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反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你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们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灭绝印第安人，才建成了今天的美国，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按照中国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国际法，侵略和种族灭绝是根本没有合法性的。他无言以对，最后归结说，这是历史。可见，即使从这位美国人的视角来看，美国的国家合法性也只是一种非常牵强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纵观人类历史，最常见的合法性就是历史合法性。一个“文明型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中国政权合法性形成的时候，今天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尚不存在。这种历史合法性的最大特点就是“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这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关键所在，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突出体现，也是中国模式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我们完全可以用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没有选贤任能的理念，一个政权怎么能有资格执政？这样的政权能对国民负责吗？能对世界负责吗？小布什执政8年给美国带来了经济衰退，给伊拉克带来了灭顶之灾，给世界带来了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证。
　　玛雅：其实不论什么原因，西方人对中国模式有所偏见都可以理解，真正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有些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和未来充满怀疑，对功能失调、问题凸显的美国模式执迷不悟。2010年11月23日，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发表文章《在中国，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文章称：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扭曲的时代。突然间，最拥护美国的人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深切的怀疑，不知道这个国家以后还能不能继续辉煌下去。然而在最近的中国媒体之行中，我们发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这是令我们最为吃惊的。
　　当交流互访的中国学者听到我们美国记者学者批评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和美国社会陷入严重冲突时，他们会非常不高兴……他们跟我们说，不要再说美国怎么不好了，我们不会相信的。你们在摧毁我们对未来的梦想。相信美国有美好的未来是令我们中国人走出许多黑暗日子的动力。
　　张维为：这篇文章让我想起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西方一些学者试图全面否定“东亚模式”，进而也否定“中国模式”。美国有学者当时给亚洲国家开了两个药方：一是推动全面市场化，反对通过政府干预挽救经济——这与美国现在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是推动全面民主化，以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甚至说，这场危机“是对不实行民主的国家的一系列惩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比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无数倍的金融海啸竟起源于美国这么一个“民主典范”国家，而且美国这么“优越”的民主制度竟然对金融危机的爆发毫无察觉，对金融危机处理不当之处也是比比皆是。真不知道阿玛蒂亚·森先生现在该如何解释这一切。依我之见，美式民主体制中资本力量影响过大就是这次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甚至可以套用阿玛蒂亚·森的句式说：这场危机是对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的一系列惩罚。实际上，市场与民主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所有国家都可以结合本国的国情加以采用，而一旦某些人把某种特定的民主模式和市场制度推向了唯一和极端，这就与宗教原教旨主义无异，其信徒会失去理性，结局自然不会好。今天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到小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的惨败，其深层原因都在于此。
　　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2009年的“普遍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美国人中对本国体制“很有信心”者原来比例就不高，如今遭遇金融海啸，更是一路走低：
　　2000年与2008年对比的数字分别是：
　　1.对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很有信心”者14%与11%；
　　2.对国会“很有信心”者13%与11%；
　　3.对银行“很有信心”者30%与19%；
　　4.对大公司“很有信心”者30%与16%。
　　（资料来源：2009年3月28日《经济学人》）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2009年12月28日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1999年的时候，美国决策层几乎都认为美国有诚实的公司会计，这使得投资者可以作出正确的决定，并迫使管理人员采取负责任的行为，由此形成一个稳定、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所有这一切有多少是真实的，占多大的百分比呢？结果是零。”这种自欺欺人的盲目自信使美国过去10年的“就业增长为零，老百姓收入增长为零，股市增长为零。”
　　国内一些学者喜欢谈论经济和政治“转轨”，其中一些人心里的参照系就是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然而，美国的金融海啸以及美国公众对本国体制的信心危机说明，美国体制本身的改革任重道远。有些人把美国制度吹得天花乱坠，还要中国去效仿这种公共信任度如此之低的体制，这何以服人？中国的体制虽然有缺点，但是不断在进行改革。正因如此，走遍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也找不到一个10年内就业增长、老百姓收入增长、股市增长均为零的地方。但是国内有些所谓的精英就是中了那个邪，眼睛里只有美国模式，怎么也自信不起来。中国有句古训“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你的标准就是美国这个有诸多缺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那你最后得到的恐怕连他的一半都没有，还会把自己的优势全丢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任务就是通过取百家之长，超越美国模式，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
　　玛雅：与美国的低信任度相反，中国民众的信任度却处在高位，居世界各国榜首。2012年2月，全球最大的独立公关公司爱德曼发布了年度全球信任度调查，中国成为全球信任度综合指数最高的国家，达到76%。信任度综合指数体现了大众对商业、媒体、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信任程度的平均水平，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多数中国民众对自己国家的发展状况是满意的。
　　张维为：的确如此，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多年。美国颇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对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民意测验，了解公众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满意程度。2005年对17个国家的调查发现，7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表示满意，在17个国家中拔得头筹。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满意度是39%，法国人是29%。200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86%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美国人满意的比例是23%。2010年的调查发现，中国人还是排名第一，87%的人对自己国家基本满意，美国人表示满意的是30%。
　　这些调查并不能说明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中国现有的体制一定有其长处，西方的体制一定有其短处，否则不会是这样的结果。过去30年中，一个举世瞩目的事件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这种崛起的方式是西方所没有预料到的。崛起背后的理念也和西方主流观念大相径庭，这些理念对于我们进行民主创新富有启迪。使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实事求是”，其核心内容是不相信任何教条，通过对事实本身的检验来确定事物的是非曲直。
　　玛雅：美国最近出了一本书，书名叫《21世纪的治国之道：东西方之间的中间道路》。作者指出，美国应该打破禁忌，学习中国的治国之道。
　　张维为：坦率地说，一个5000年延绵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首先要心怀敬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今天它所展现出的一切，绝对不是“先进” 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念丰富一千倍、一万倍。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而迅速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把整个中华文明推入国际大竞争，看一看中华文明能不能站住脚。结果发现，中华文明不但站住了脚，经受住了考验，很多内容还被迅速激活。通过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中国成了世界上进步最快、活力最大的国家，并且开始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
　　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
　　玛雅：你在书中谈到“政治标准竞争”，这个提法非常吸引人。你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模式的崛起，而且是一个独立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崛起？
　　张维为：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谈谈苏联解体。苏联的垮台有种种原因，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这其中，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无疑是个主要原因。
　　我曾读过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阿达米辛的回忆录。阿达米辛在冷战后期负责苏美之间的人权对话，但他一边和美国人对话，一边从心里感到美国人言之有理。他向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发现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与他高度一致，也认为苏联可以通过美国的帮助改善人权，并比较快地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却是阿达米辛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预料到的：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戈尔巴乔夫当时曾呼吁美国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苏联渡过难关，但是被拒绝，随后便是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轰然坍塌。但是接下来的俄罗斯领导人还是迷信西方，并在美国专家的指导下推行“休克疗法”，其结果是世界现代史上一场罕见的经济社会浩劫，俄罗斯的腐败之风也因此而一发不可收拾。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就像20年前的戈尔巴乔夫和阿达米辛，一味执迷于西方的政治话语，以为西方标准真的代表了历史的终点。他们认为，中国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地学习西方，接近西方，最终达到西方标准。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崛起的事实，已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有意思的是，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本人现在也在修改自己的理论，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和中国的政治进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玛雅：我们有些人却在墨守西方陈规。这些所谓的中国自由派精英们其实是信奉西方模式的“政治浪漫主义者”。
　　张维为：所以我说，这些人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从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中解放出来。
　　苏联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会消失殆尽，最后结果是整个国家走向崩溃。当然世界上很多人，包括藏独势力、疆独势力、台独势力以及西方所有反华势力，天天都在盼着这一天。不过他们会失望的，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将会是人类现代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西方文明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而最大的短处大概就是唯我独尊的倾向，缺少一点中国人“和谐中道”的理念。一些西方人真的以为人类历史将会终止于西方模式，西方将会绝对主导世界的未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怎么可能会终止于西方模式？我走访了100多个国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价值。我还认为，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不够的，还应该加上一句，“好民主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更为深入和全面。中国人要实现的民主是能给中国带来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的优质民主，而不是那种使国家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劣质民主。
　　当今世界不同民族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正方兴未艾，人类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认识还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体制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世界今天经历的一场又一场危机，背后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但美国自己的民主离理想的民主却相差甚远。例如高昂的竞选经费——2012年美国大选花费将近60亿美元，结果却是一切如旧。民主怎么要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钱还能是民主吗？不就成了“钱主”吗？不就是资本驱动的“选主”吗？而这不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吗？美国政治体制无法制衡强大的资本力量，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资本开道，其他统统让路，这样的民主品质怎么能有信誉？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味讨好选民）和金钱化（竞选之昂贵绝非常人可以想象）的程序令人叹为观止，就连奥巴马在《希望的勇气》一书中都坦承：“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供钱者的利益。”这种美国竞选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就演变成黑金政治，在韩国和台湾，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更不要说第三世界国家了。
　　由此我联想到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用理性主义代替了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它推动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及其话语推向绝对，形成了一种新的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并向非西方世界推销，其失败的结局是在预料之中的。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颜色革命”陷入困境，随着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们可以说，“西方话语”体系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妙，“后西方话语”时代已经开始。
　　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许多敏感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政治话语的诠释能力。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独立思考，凭着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共同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