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中国第一大报。从它l948年6月15日创建起，几十年来，努力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宣传报道任务，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正因为这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了对它的领导权。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报社。他们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名义，频频发表“四人帮”的反革命言论，为“文革”定调子、定任务、造舆论。陈伯达、姚文元直接掌控《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又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人民日报》老总编李庄在他《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的著作中曾谈到这一时刻。他说：“1976年10月7日晚，一个工作组来报社，迟浩田同志牵头。迟为北京军区副政委，正在唐山抗震救灾，一架飞机把他接回北京，中央派他到报社来，执行一项重大任务——收回‘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篡夺的权力。工作组副组长为《北京日报》总编辑孙轶青同志，他熟悉新闻业务。这个工作组的作为，应该在《人民日报》历史上大书一笔。”

　　他们是怎样大书《人民日报》这段历史的呢?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把被“四人帮”篡夺的《人民日报》的大权夺回来。经过研究，调曾任《解放军报》社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的迟浩田和《北京日报》总编辑孙轶青到党中央报到，去《人民日报》夺宣传舆论大权。

　　1976年10月6日晚8时零2分，开始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办公厅紧急打电话通知孙轶青，l0月7日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会。当时迟浩田正在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他接到电话，通知他lo月7日火速赶回北京到中南海报到，并没有告诉他是什么事。他到达北京机场，就直接乘派来的汽车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中央主管宣传口的耿飚和孙轶青、刘西尧已经在那里等待他的到来。耿飚将孙轶青、刘西尧介绍给迟浩田。这时，纪登奎走了进来，热情同大家握手。他首先对迟浩田说：“这次叫你来，是想给你个任务。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那是‘四人帮’搞的。这次让你和孙轶青同志到《人民日报》，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过来。我们研究了一下，觉得你和孙轶青是最合适的人选……时间紧迫，任务很重。中央决定由耿飚同志主管宣传口，你们研究研究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说完他先走了。

　　耿飚立即同迟浩田、孙轶青研究分工的事。孙轶青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耿飚同志说他去新华社，叫我和迟浩田同志去《人民日报》，刘西尧同志去《光明日报》，还叫我们拿出个方案，看怎么办好。”鉴于“四人帮”被抓起来还处于保密阶段，没向全国公开，迟浩田的意见是兵贵神速，马上进驻《人民日报》社，赶快抢占这个宣传阵地。孙轶青和刘西尧完全同意。这时，耿飚又叫他们拿出一个进驻《人民日报》的办法，做个“示范”。迟浩田和孙轶青商定，首先把“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那个亲信和负责人找到中南海来谈话，把研究的三条意见公布给他，看看他的态度如何；同时，请中央给他们写封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介绍信。

　　耿飚当即赞成了这个方案，说：“事不宜迟，马上通知他来。”耿飚等几位同志坐在里间屋里，迟浩田和孙轶青在外屋等《人民日报》那个“负责人’：。这个人既不懂办报，也不是文化人，在《人民日报》闹过很多笑话。但这个人架子不小，来了之后，往椅背上一靠，翘起二郎腿，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迟浩田问：“你是X×吗?”他“嗯”了一声，仍不在意。这时，迟浩田很严肃地对他宣布：“我们受党中央委托和你谈一谈，你先看看这封信。”他满不在乎展开信纸，看着看着，脸发青，身发软，精气神全没了。据迟浩田和孙轶青回忆，信的内容大体是这样：

　　兹介绍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人民日报》宣传方面的问题，要请示他们。

　　落款是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主席)。

　　接着，迟浩田告诉他，中央里经常插手《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已经倒台了，并将他同孙轶青研究的三个问题向他宣布：

　　一、中央决定，过去管《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从现在起不再领导《人民日报》了；

　　二、我们受中央委托到《人民日报》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作主；

　　三、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搞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在关键时刻，你要接受考验。等会儿我们坐你的车走，回去马上召开报社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宣布中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