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叶扬兵，历史学博士，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10013。［关键词］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1955年5月17日召开的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的出席人员研究甚少，仅仅知道毛泽东和15个省市委书记出席了会议。实际上，在北京的一些中央领导也出席了会议。对于出席会议的人员，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秘书处副秘书长的杨尚昆在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下午1时开会，到主席和书记处、中央各副秘书长、子恢、鲁言、陈毅、先念等，外地到的有华东各省、中南各省、京津沪汉市委共30多人。”［1］到底哪些中央领导和省市委书记出席了会议，尚需要进一步考订。

　　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 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五位书记。毛泽东、朱德、陈云都有参加会议的记录。［2］《周恩来年谱（1949～1976）》记录了周恩来于1955年5月17日凌晨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却没有参加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记录。［3］一般来说，周恩来若无其他重大事务应该出席会议，但他是否出席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刘少奇年谱》没有记录其5月17日的活动。据《杨尚昆日记》记载，刘少奇从1955年5月8日起“休息2周”。［1］(p.203)因此，他出席会议的可能性较小。

　　当时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秘书长是邓小平，而副秘书长有9人，即李富春、谭震林、刘澜涛、李雪峰、胡乔木、杨尚昆、宋任穷、马明方、林枫。按照《杨尚昆日记》的记载，“各副秘书长”也就是9名副秘书长均出席了会议。其中，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在会后被毛泽东指派到东北、西北、西南、华北传达毛泽东指示和会议精神。5月16日，邓小平与杨尚昆研究了“次日毛泽东拟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的开法和出席人员名单”，并于晚上“和邓子恢参加毛泽东同中南地区七位省委书记的谈话”。［4］一般来说，邓小平应该出席会议，但《杨尚昆日记》中未提及他是否参加，且《邓小平年谱（1904~1974）》（以下简称《邓小平年谱》）中又缺乏其5月17日活动的记录，故邓小平是否参加会议也有待进一步考证。

　　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长廖鲁言，副总理陈毅，副总理李先念。由上可知，确定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有毛泽东、朱德、陈云、李富春、谭震林、刘澜涛、李雪峰、胡乔木、杨尚昆、宋任穷、马明方、林枫、邓子恢、廖鲁言、陈毅、李先念16人。另外，周恩来、邓小平两人是否出席会议有待考证。

　　出席会议的15个省市委书记 目前，多数著作只是笼统地提到15个省市委书记，少数著作对15个省市委书记加上了一些限定词，且在表述上略有不同。如有的表述为“华东、中南、华北十五个省市委书记”。［5］有的表述为“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15个省市书记”。［6］《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则以注释的形式详细列明了这15个省市：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7］《杨尚昆日记》中记载的是“华东各省、中南各省、京津沪汉市委”。那么，参加会议的到底有哪些省市委书记呢？

　　这里要讲一个插曲。笔者曾经在《刘顺元传》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1955年5月，毛泽东“召集包括江苏省在内的21个省、市委书记去开会”，［8］按照该书的注释，笔者在江苏省档案馆查阅到《刘顺元同志对出席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的县委书记传达毛主席对当前工作的指示》，该讲话记录稿一开始就指出：“最近中央召集了广东、广西、河南、河北、江西、浙江、安徽、山东、江苏等十一个省及北京、天津、上海、青岛等十个市的负责同志会议。”［9］笔者一度怀疑可能其他书籍关于15个省市委书记的说法有误。后来，笔者又发现了两条史料，很快就否定了这种猜测。这两条史料分别是：（1）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谈到，“最近我又找了十五个省市的负责同志征询了关于粮食、镇反、合作社等项问题的意见”。［10］（2）1955年6月1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中共中央批转内蒙古分局《关于传达毛主席在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指示和对执行这一指示的意见的报告》的电报。［4］(p.1238)这两条史料都是在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召开之后不久形成的，由此可见，出席会议的是15个省市委书记，而不是21个。笔者分析，刘顺元讲话稿的记录者将“四市”误记成“十市”，《刘顺元传》未加考订，便以为参加会议的有21个省市委书记了。

　　出席会议的是到底是哪15个省市委书记呢？从刘顺元传达毛泽东指示的讲话记录稿来看，出席会议的有11个省委书记。另外，刘顺元还提到，“浙江、安徽、山东、河北四省的发展任务（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引者注）未作具体交待，其余七个省都分配了任务。”［9］分配发展合作社任务的7个省分别是：“河南七万、湖北四万五、湖南四万五、广东四万五、广西三万五、江西三万五、江苏六万五”。［11］因此，出席会议的是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河南、浙江、江苏、安徽、山东与河北11个省委书记。接着需要确定剩下的4个市委书记。《杨尚昆日记》记载为“京津沪汉”市委书记，但是，据刘顺元传达毛泽东指示的讲话记录稿，则为“北京、天津、上海、青岛等十市”（“十”应为“四”的误记——笔者注）。显而易见，北京、天津、上海3个市委书记参加会议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到底是武汉还是青岛市委书记参加了会议呢？笔者认为武汉市委书记参加会议的可能性更大，理由有两点：一是杨尚昆全程负责会议的召开事宜，其日记又是当日记载，故《杨尚昆日记》的可靠性较高。而刘顺元只是参加了会议，记忆未必完全准确，且其传达毛泽东指示的记录稿也有被错误记录的可能。二是就重要性而言，武汉远胜于青岛。遗憾的是，笔者尚未找到武汉市委书记参加会议的直接证据，但是发现了一个颇为有力的间接证据。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55年5月16日晚，邓小平“和邓子恢参加毛泽东同中南地区七位省委书记的谈话”。［4］但是，当时中南区只有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河南6个省，哪来的第7位省委书记呢？笔者认为，当时谈话的除了6位省委书记外，还有武汉市委书记。《邓小平年谱》中的记载应为“七位省市委书记”之误记。因此，出席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是北京、天津、上海和武汉4个市委书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参加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有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河南、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11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北京、天津、上海、武汉4个市的市委书记。其中，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河南6省和武汉市属于中南区，浙江、江苏、安徽、山东4省和上海市属于华东区，河北省和北京市、天津市属于华北区。因此，《毛泽东传（1949～1976）》和《人民公社狂想曲》的表述都没错，但在表述上略有差别：《毛泽东传（1949～1976）》概括地指出了15个省市所在的华东区、中南区和华北区；《人民公社狂想曲》则未用华北区而直接点出了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但是，《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关于参会15个省市的注释则有一点小错误，即多了一个福建省，少了一个武汉市。

　　按理说，毛泽东召开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出席会议的应该是省市委的书记或第一书记。但是也不尽然，如江苏省出席会议的就不是省委书记江渭清，而是副书记刘顺元。因此，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当时担任上述15个省市的书记或第一书记出席了会议。令人欣喜的是，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进一步披露了参加会议的省市委书记的信息，不仅印证了笔者的前述考证，还披露了参会的12个省市委书记的名字。

　　在5月17日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曾经两次与来京的省市委书记进行谈话。5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东地区五位省市委书记陈丕显、刘顺元、江华、曾希圣、谭启龙谈话。［12］这五人当时分别是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浙江省委书记、安徽省委书记、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福建省委书记并未参加会议的判断。16日晚9时1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中南地区七位省市委书记陶铸、陈漫远、周小舟、杨蔚屏、杨尚奎、王任重、宋侃夫谈话”。［12］这7人当时分别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兼广东省长、广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湖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市委第二书记兼武汉市长。这也进一步印证了《邓小平年谱》中关于邓小平16日晚和邓子恢参加毛泽东同中南地区“七位省委书记的谈话”的记载确为“七位省市委书记的谈话”之误记。至此，参加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的人员中有12个省市委书记已完全确定，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3个省市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待进一步发现史料后才能确定。

　　［参引文献］

　　［1］《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页；《朱德年谱（1886～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2页；《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81页。

　　［4］《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4页。

　　［5］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76页。

　　［6］林蕴晖、顾训中：《人民公社狂想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

　　［7］《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页。

　　［8］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

　　［9］《刘顺元同志对出席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的县委书记传达毛主席对当前工作的指示》，江苏省档案馆：3001-1-63。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11］《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332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