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农民研究中，主导“三农”问题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经济社会问题，诸如“增加农民收入”、“减免农民负担”、“农民工讨薪”、“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等，将农民的政治问题纳入研究视野的课题还很有限。实际上，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由条件所限而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没有也木可能是自发走向中国政治发展和进步所需要的轨道。所以，有意识地塑造、引导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对于改变其弱势地位、进一步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健康快速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基本走向

　  要对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基本走向做一个清晰而又准确的描述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其基本走向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政治心理健康而稳定，政治态度明确而积极。具有这种政治心态的主要为经济发达地区及纳入城区的农民，是农民中的少数人，他（她）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法律意识较强，民主管理观念积淀较深，比较关心政治，尤其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这一群体的年龄大多为20岁至50岁，他（她）们具备了参与政治的基本条件和能力。第二种情况是政治心理稳定而缺乏热情，政治态度明确而十分保守。这是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分布极其广泛，他（她）们深受历史因素和经济教育发展水平的约束，一般为文盲、半文盲或者小学文化程度，他（她）们最大的愿望是过上小康生活。这些农民在政治上最显著的特征是对村务比较熟悉，关心村务，对那些似乎与自身利益无关的“大政治”缺乏热情和积极性。这一群体大多为成年农民。第三种情况是政治心理不稳，政治态度极端。这也是中国农民中的少数人，他（她）们的经济、教育、收入等条件处于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的农民中间，为农民中的“富农”阶层，有一定的非农产业经营，大多数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容易见风使舵，容易被人利用，政治心态不稳，容易走极端，是农民政治甚至整个中国政治的危险。

　  将上述三种情况加以概括，可以得到中国农民政治态度走向的直观视角：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状。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基本走向无疑是一种常态，对于推动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农村发展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调查研究表明，农民对民主政治的支持程度比较高，公民意识正在形成和加强。他们希望扩大选举范围，选举能对自身利益和发展具有更大作用的“官”。

　  塑造和引导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基本路径

　  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积极的基本走向，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民政治态度无可塑性或改进的余地，中国农民的现实生活状况、他们拥有的政治能力与他们想要获得的结果还有一定差距。引导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基本路径有：

　  第一，构建政府与农民的和谐政治关系，是彰显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张力的基本前提。在现实中，要彰显中国农民政治态度对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张力作用，就需要构建一个政府与农民的和谐政治关系框架，将中国农民置于其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应处的位置。那么如何构建这一关系框架？政府可能要站在社会政治价值观、人的全面发展等战略高度加以审视和度量。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建立一种制度化的沟通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在这种机制中，政府是主导，但不是也不应该是主宰一切。政府的主导作用应体现在对农民政治愿望和政治态度进行有利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长远规划上，在实际沟通环节中应体现政府与农民的平等身份和地位，政府应倾听农民的心愿和呼声，了解和掌握农民对民主政治的认知、情绪、动机和态度，对于有利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认知、情绪、动机和态度要加以肯定和引导，相反的则加以纠偏甚至抛弃。

　  第二，加快农村经济文化发展步伐，大力改善农民政治态度所必需的物质文化条件。塑造中国农民政治态度，引导其向积极和有利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发展，必须消灭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统筹发展、政治共同参与，这是构筑包括农民在内的、有着决策与参与决策良性互动意念的、具有良好政治秩序的大众社会的应有之义。

　  第三，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加强政府对农民政治态度的积极引导。如果我们在社会转型中较好地调整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引导了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并不断拓宽农民政治参与的话语渠道，释放更大的政治诉求空间，那么由农民造成的社会动荡风险就会大大降低。此方面的措施既可正确引导农民有序、理性的政治参与，广泛吸纳意见，反映诉求，也能提高政府决策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第四，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消除阻碍农民政治态度健康发展的制度短板。加快统筹城乡发展，将农村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规划，缩小城乡经济文化差距，必须消除阻碍城乡融合的户籍制度，必须消除具有歧视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消除中国农民“二等公民”的身份，还农民以真正的公民权，因为农民公民身份的获得过程，“也就是城乡居民之间权利义务、农民与政府之间权利义务、农民公民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构大调整，即消除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使农民获得与城市市民平等的身份地位。”这是塑造和改进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途径，其责任在于国家和政府。

　　   （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