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者。他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尽管经历了不少曲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这期间，我们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发展了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培育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打破了被封锁的局面，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①]
关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的研究，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成果颇多。在专著方面，集中表现为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伟人选集、文选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伟人传记、年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出版的党史著作，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薄一波撰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等，以及大量的研究人员、伟人亲属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撰写的专著。在论文方面，数量之大可谓壮观，根据中国知网统计，从1980年至今，以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主题研究的专题论文达576篇，涉及该内容的论文多达10800余篇。这些文章从多个角度论述和分析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教训。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研究者比较一致地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时间，以1976年为止。研究者普遍认为，1956～1976年，党在探索中既形成了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路线方针，积累了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也形成了错误的理论观点、路线方针，产生了错误的实践。探索的成就是主要的，为后来的发展和理论创新打下了基础。探索中的失误是严重的，为后来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借鉴。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的这段历史，是一段在曲折中前进的建设史，是一段在严重的挫折中艰难发展的探索史。……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失误，也是探索中的失误，是一种失败的探索。”[②]现将近30年来研究涉及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中共八大的历史贡献问题
中共八大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者普遍对八大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学者认为，八大“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战略构想”。[③]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第一代领导所确认的八大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运用，是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里程碑，为开创我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奠定了基础。”[④]
学者们对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有学者认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里程碑”。[⑤]还有学者认为，“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方位思考，反映了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认识。这一认识涉及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执政党建设的各主要方面，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衡量，也应该说达到了很高的水准。”[⑥]
（二）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
1993年薄一波曾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于毛，成于邓”，这句话如今成为国史学界的共识。大家普遍认为，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织部分，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积极思考。有学者指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的一句话，可以看作当时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共识：‘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⑦]“1956年，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年，又是国际上的多事之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国内和国际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并围绕这一历史性课题回答了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和国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⑧]
1、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它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即它们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从理论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之所在，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断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从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⑨]
中共八大郑重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学者认为，“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经济思想也就围绕这个主要矛盾和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任务，开始了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⑩]
2、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黄宏认为，“毛泽东关于工农业关系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开创了一条既实现工业化，又发展农业生产，并使人民群众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的新型工业化道路。”[11]王拓彬认为，“毛泽东开辟的这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是非常正确的。”[12]
有学者认为，刘少奇三步经济发展[13]的战略构想，“指出了农、轻、重的发展顺序关系密切，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互为条件，应当统筹兼顾，合理安排。这种科学的探索精神，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14]还有学者系统考察了“一五”时期陈云在中国工业化起步过程中的主张和作用，认为他对“一五”计划的编制、实施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工业化的布局和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等重大问题，对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尤其是工业化的资金和人才问题以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思想的提出，都做出了重大贡献。[15]
3、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
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以其他所有制为补充，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又一智慧结晶。如毛泽东提出“允许雇工、开办私营大厂、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重要观点”；周恩来提出一个“主体”、一个“补充”的观点[16]；刘少奇提出“要允许资本家办工厂；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同社会主义经济相比较”、“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不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
有学者认为，“在朱德看来，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都应该同时并存。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多生产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这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17]还有学者认为，陈云提出的“在工业生产经营方面，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的构想，既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又强调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坚持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18]
另外，研究者对1956年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完成的《论十大关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学者认为，“‘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19]有学者认为，“《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讲话的核心是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前几年的初步经验，从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普遍性的问题中概括出十大关系，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20]
（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阶段问题
研究者大多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理论上提出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以及正确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等等，同时研究者普遍认为，在实践中严重脱离了基本国情、偏离了这一理论，致使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有研究者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尽管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理解以及在一些政策措施上有过失误，但他在总结这些失误、错误和曲折后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可以认为，这一思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源头。”[21]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完成时间的判断，“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论的划分，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雏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针政策的制定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2]
（四）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
研究者普遍认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发展商品经济为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有益的尝试。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生产力水平相关的卓越思想。毛泽东认为判定商品生产的性质，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和资本主义相联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这就揭示了两种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23]还有学者认为，“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的新思路，已经触及到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突破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24]郭迎选、周洪认为，“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些观点，成为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源。”[25]有学者认为，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模式构建起了计划与市场统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模式架构，注重宏观调控，又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是对原有僵化体制的创造性突破。[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