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为目标，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果，其思想框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实现步骤，关于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和方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发展阶段、经济体制以及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方针。然而，在这种探索过程中，由于国内外矛盾的干扰和影响，特别是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又逐渐形成和发展出一个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相对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这一思想框架改变了毛泽东探索的方向，使之由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转而变成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改变和逆转意味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步入歧途。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创建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和制度前提，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理论，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的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使社会生产力在改造过程中继续得到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毛泽东又在面对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课题时，在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为目标的艰辛探索
　　由于缺乏经验等原因，中国在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时候，在许多方面承袭苏联模式的做法，但不久就发现了问题，因而早在1955年底，毛泽东就在中央领导集体的范围内提出过“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路的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基本完成、要求加快工业化步伐的形势，更促使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从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入手，开始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在此期间他用了43天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和国务院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每次都是4—5个小时。除了审读事先送交的书面汇报材料外，毛泽东在听取口头汇报时，还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
　　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件重大事情便是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赫鲁晓夫在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以及同年4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表明我们党对苏共二十大明确而初步态度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讨论该文的会议行将结束的时候，讲了一段有关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话。他指出：
　　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教训。这篇文章算是我们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了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以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
　　所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从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作为明确目标的。而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首先是同苏联进行比较。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他的调查研究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同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他又就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报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比苏联模式的做法，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个关系，即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其中又以前五个关系为主要。毛泽东讲这十个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对于这个报告，无论从动机讲，还是从内容讲，毛泽东都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3]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头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4]。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随即成为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党的八大的指导思想。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的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指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样，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就聚焦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上。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进一步展开了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他在这个报告中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时候，特别强调“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5]在1957年3月19日的一份讲话提纲中，毛泽东还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又指出：“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所有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对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良好开端，而且富有成果。然而，毛泽东的探索又是艰难曲折的。艰难是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实践，对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再加上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他必须随时排除国内外种种矛盾的干扰和影响，才能使这种探索向预定的目标前进；曲折是因为毛泽东在这种干扰和影响下离开了探索的正确道路，而在发现错误后又在纠正错误中折回来再探索，但接着又遭到干扰和影响。